马勇：光绪帝推动改革并非想象那样难

　《马关条约》签订后，中国人知耻而后勇，很快达成共识，进入一个维新时代。经过三年发奋努力，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从中央到地方，都进行了一系列有力度的改革。只是1897年底突然而至的胶州湾危机打断了中国政治进程，巨大的民族危机促使更多年轻一代读书人觉醒，他们迫切要求清政府加快改革进程，加大改革力度。尤其是要求清廷在政治方面能够尽管进行一些有力度的改革。

　　清廷既定政策并非那么容易改变，假如不是主持大清王朝日常政务的恭亲王奕？突然病逝，中国政治应该在原有轨道上前行，因为恭亲王太知道欲速则不达的道理。所以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中，他一次又一次地阻止了康有为等人策动的一项又一项活动，比如以政府的名义派遣康有为出国游历，相继假如弭兵会；比如以各种各样的名目推荐康有为，要求光绪帝或其他政治高层予以接见，予以重用；比如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告诫光绪帝和慈禧太后，要刻意提防政治小人，不要听信广东举人大概就是那个康有为的什么变法等。

　　然而，自然规律是无法抗拒的。恭亲王于1898年5月29日夜幕降临时撒手人寰。长达三十余年的洋务时代至此结束，中国终于从器物的近代化向政治体制现代化迈进，激进的政治体制变革终于因恭亲王的逝世而突然加速。

　　恭亲王之死在朝野各界激起极大反响，人们普遍相信政随人亡的王朝政治规律，相信大清王朝必将随着恭亲王的病逝而结束一个旧时代，开启一个新时代。为了主宰或把握新时代的主导权，各派政治力量展开了激烈角逐。翁同龢在年轻官员特别是他那些年轻门生如张謇、康有为等人催促下，企图利用与皇上的师徒关系，施加影响，催动政治变革，只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当他将标志着中国政治改革正式开启的《定国事诏》于1898年6月11日交给皇上时，他无论如何想不到仅仅过了四天（6月15日），等待他的竟然是被免除一切职务，开缺回籍，几十年的政治生涯和辛辛苦苦结束了，只是无论如何翁同龢想不到最后会受到这样大的羞辱。

　　慈禧太后在园子里颐养天年了，恭亲王不在了，翁同龢被赶回老家了，少年天子终于可以甩开膀子大干一场了。就在翁同？开缺第二天（6月16日），光绪帝召见康有为。这一次再也没有什么人敢于劝阻了。君臣二人就怎样变法进行了讨论，康有为的谈话似乎并不令人满意，至少在光绪帝看来并没有提供什么新东西，只是在重复过去几个月已经通过不同渠道报上来的内容。紧接着，光绪帝又用好多天时间耐心听取政治新锐梁启超、张元济、严复等人的改革意见，并鼓励朝廷内外大小官员就政治改革、经济发展等方面充分建言。


　　紧接着，改组后的政府在光绪帝主导下，进行大刀阔斧地改革，各项新政举措相继出台，在经济体制方面，清政府相继发布了振兴商务，整顿矿务，统筹管理全国商务、矿务；振兴农业，开设农学堂、农会，学习西方近代农学技术；利用国内外资金，加强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成立全国性的协调管理机构；奖励发明与著作，制定保护专利和知识创造的相关法律，为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提供切实的法律保障。

　　在军事改革方面，清政府甲午后几年来一直正在进行的改革，基本宗旨是仿照西方近代的军事制度创建新式军队，扩充团练，裁减、淘汰旧式装备旧式军队；改革武科考试，实行从冷兵器时代向火器时代的转变，创办新式武备学堂，甚至准备筹组全国性的军事学校；改革兵役制度，扩充和优化兵源；改善军人形象，提升军人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培养国民重武思想，直接了后来的军国民教育意识；考虑改善调整军队管理体制，甚至在一些军队领导人或改革者的思想中仿照日本成立参谋本部和大本营的考虑。这一点显然是在汲取甲午战争的教训，成立一个能够统一调度全国军队的机构。

　　经济尤其是军事方面的改革并没有引起怎样的问题，这些改革措施或许下达的急了些，地方督抚并不容易很快将这些政策转化为实践，只是这些改革的方向并没有什么问题，大体上代表了中国近代化的方向。在戊戌年真正引发所谓新旧冲突，并为后来的政治变动潜伏下巨大危机的主要是文化教育和政治层面的改革，特别是弃旧图新调整，新人固然满意了，而被遗弃的旧人由于没有得到妥善安置，因而引爆了政治地震。


　　文化教育方面的改革措施主要是科举制度的调整。科举制度有毛病，是当时几乎所有中国人的一致看法，上至慈禧太后、光绪帝，下至一般士子、士大夫，都对科举制度有意见，都认为继续依赖科举制度尤其是其中的八股考试去取士，真的是问题多多。然而由于科举制度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在没有其他更公平的人才选拔制度出现之前，它可能还是最公平的人才选拔制度。所以在中国被迫走上近代化的轨道后的几十年间，人人说科举制度有问题，但人人依然要在这条道路上奔波。科举制度无法轻易废除，因为实在找不到更好的人才选拔制度。至于科举制度的内容，几十年来一直有所调整，新教育的出现也是为了弥补科举制度的不足。像1897年在严修建议下设立的特科，也是希望以比较特别的方式能够选拔更多的特长生，弥补科举制度统一考试对人才多样性需求的不足。科举制度无法废除，科举考试内容必须改革，必须容受新的东西。这在1898年之前已基本形成共识。


　　然而到了1898年，康有为刻意攻击科举制度，反复强调只有全面废除科举考试制度，才能拯救中国危及。他在面见皇上反复强调这一点，并不断通过一些开明官僚将自己所写的此类奏折上报给朝廷，为全面废止科举制度制造舆论。


　　康有为的反复宣传和不断忽悠确实起到了作用，况且这件事在政治高层已经达成某种程度的共识，1898年6月11日的所谓新政诏书其实只是要设立京师大学堂，为新旧教育转轨做准备。所以几天后光绪帝在康有为当面直陈科举制度弊病时，也确曾表示了立废八股考试的决心。


　　科举制度的改革在1898年并没有获得显著进展，清政府最终也没有听从康有为等人的建议立即废除八股科举考试制度，而是采纳了张之洞、陈宝箴等人奉旨拟定的妥协方案，大体上遵循原有制度的稳定性，而对考试内容考试形式略作调整，使之更加适应变化了的大形势。


　　先前争吵好多年的改革真正推动起来并不难，年轻的光绪帝抓住机会大刀阔斧干就干了。后世中国之所以一再有人以为光绪帝是一个不错的英明君主，除了他的视野、见识，主要是认同他的魄力与胆识，假如不是1898年秋天历史无端转弯，光绪帝推动的这场改革一定会给中国带来巨大变化。

　　马勇，作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