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当年右派分子及后人谈反右50周年

今年是反右派运动五十五周年，有幸碰上几位当年被打成右派分子的老先生、及右派分子的后人；今将多次访谈摘录记述如下。他们认为一九五七年是中国进入专制、独裁、黑暗、封闭的状态的分水岭。因为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不仅是几十万右派分子和他们家属的灾难，也是我们民族的灾难；这场运动造成了知识分子彻底的整体失语；以致对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中干了那么多指鹿为马的荒唐事，没有人敢出来说话。知识分子，包括大科学家、大文豪，也在助纣为虐，钱学森居然说：只要充分吸收太阳能，亩产就能达到几万斤。郭沫若、巴金都是“大跃进”吹鼓手。因为说真话没有好下场，假话盛行。大炼钢铁、大办食堂、大征过头粮通行无阻，于是饿死了几千万人。彭德怀良心未泯，说了几句实话，引发了反右倾运动，抓了三百八十万右倾分子。刘少奇本来支持“大跃进”，但对于饿死几千万人，也不得不承认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然而，这句话又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反思反右运动，时不我待

当年的右派，现时最年轻的也七十一岁了，老的则八九十岁；官方公布的右派分子是五十六万人，现在大约还剩下一半。再过十年，可能就死得差不多了。所以，必须抓紧反右五十周年的机会来反思。但很多人还是心有余悸，不敢说话，把痛苦、灾难深埋心中；有的人怕影响孩子，因为孩子还要靠那体制吃饭；有的知识老化，不会上网，对外界不了解。以致有许多反右运动的受害者、知情人，直到今天也没有为反右说一句话、写一篇文章。
“他们不说，我就自己说。”七八十岁了，再不说什么时候说？去年，山东大学史若平、李昌玉老师登高一呼，天下景从，致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的《要求平反右派大冤案补偿物质和精神损失》公开信，竟有超过一千三百多人签了，名用马克思的话，就是“我说出来了，我拯救了自己的灵魂。”然而那些号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却恰恰忘了马克思这句话。

反右运动打击了什么人？

近年十分活跃的网络作家铁流先生，原来叫晓枫，是《成都日报》记者。他说：“我是童工出身，十五岁出来打工。本来是党的依靠力量，可是党也不放过我，因为一篇所谓干预生活《给团省委的一封信》，就把我打成右派分子。这篇文章八千八百字，被关押了二十三年，相当于一个字关一天半。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还差一点被杀掉。”太多血淋淋的事件发生在他的身边：一九六二年被送到四一五筑路支队即四川省公安厅的劳改队。一九五八年成立该筑路支队时有一万多名右派，到文革解散时只剩下了一半，其余除被打死、枪毙和逃跑之外，都是死于公伤、饥饿和过度劳累。当时有个“马列主义联盟”反革命集团案，“首犯”周居正、杨应森被枪毙了。周居正是一九四五年的中共地下党，一九四七年他领导重庆学生反饥饿、反内战、要民主、要自由大游行，被国民政府抓了关在重庆渣子洞；他在狱中坚持斗争……
周居正没有死在国民党枪下，却以反革命的罪名死在他拚死为之奋斗的政权的枪口下。他不过是给党委提几条意见，就被打成右派；接着开除党籍、公职，送去**。在劳改队里因对饥饿、劳累表示过不满，加上当时苏联共产党二十一次代表大会肯定了南斯拉夫马列主义联盟，有人跟着说了句“我们也要有马列主义联盟”，被同是右派的姚某告发；四川省公安厅突然在筑路支队宣布戒严，一举抓了二百多人，用逼供信的办法，一个咬一个，咬出了六十九个。

周居正临刑时，监刑官问他还有什么话留下来？周居正说：“告诉我家里人，要相信党，一定要跟党走。”从周居正的遗言看，他何曾反党？然而，周居正死后，他两个儿子备受歧视、侮辱，一个以镰刀割喉，一个跳了嘉陵江，都死了，直至今天当局仍未给他平反。

革命吃掉了自己的儿子

杨应森当过志愿军，是解放军泸州步兵学校教官，因建议“军队国家化”被打成了右派，后被枪杀。临刑那天，杨应森因为手被反铐，让和他关在一起三个月的铁流帮他把洗得发白的军帽戴上：“晓枫，我要走了，你要保重。”慷慨捐躯易，从容就义难；杨应森都做到了。铁流先生讲到这里，哽咽流泪，虽然事过四十年，仍难抑悲痛之情。

有资料表明，夹边沟（位于甘肃省酒泉市境内巴丹吉林沙漠边缘的劳改农场）当时饿死很多人，最高峰时一天死六十四人；都是些科学家、教授、医生、作家。夹边沟的大规模死人，最终惊动了北京，因为死者中有些是高干亲属。中央派内务部长钱英下去调查，发现右派分子们住的洞穴仅容一个人爬得进去；里面没有取暖设备，当时气温是零下三十度。那些右派又饿又冻，一个个骨瘦如柴。于是北京指示“抢救”，没死的让家属领回家。在“抢救”过程中仍然不断死人，一天也死二三十人的；有人饿久了，一吃东西反而“胀死”；有人就死在回家的火车上；有人走着走着，就倒下死了。五十多万右派分子可以说是中国的民主精英，是思想解放的先驱。这些人就这样被摧残、被虐杀。但当局仍不承认反右是错误、是罪恶，只说是“扩大化”。

李昌玉是山东大学附中的退休教师，他十五岁入共青团，十六岁半参军，对党忠心耿耿，以成为“布尔什维克”为荣。然而 “革命大家庭”却在肃反时，把他当作反革命小集团的首领揪了出来。以致他在一九五六年考入山东大学后还耿耿于怀，趁着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之机，写信要求平反，结果成了右派。后来摘了帽子，又被指“翻案”再给戴上了右派帽子：成了二进宫右派。

他们当年中文系五六级的一百零五名学生中，打了八个右派：“改正”时，找出十个人的材料。原因是名额够了，于是那两个成了漏网之鱼。其实当年许多单位都是超额完成了“任务”。广西省有个荔浦县，该县机关，包括县党委、县政府的干部，有百分之七十被打成右派。个人祸福、政治际遇、家庭离合，甚至肉体的存废，在指挥反右运动的毛泽东、邓小平、彭真眼里，都是一文不值，可以任意处置的。

三代亲共，不得好报

俞梅荪爷爷俞颂华二十七岁时带着为他当翻译的二十一岁瞿秋白，考察苏联，见过列宁，是中国的第一个海外记者。一九三七年，他又去了延安，见过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张国焘；后来瞿秋白也秘密住过他家。俞梅荪父亲俞彪文受家庭影响，也认同共产党；他在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工作时，不肯跟国民党去香港和台湾。上海一“解放”，俞彪文奉派到北京筹办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五七年仅仅对保险方针提了一点意见，就被当作右派批判，俞彪文跳楼自杀时年仅三十一岁。俞梅荪奶奶原也靠近共产党，是上海银行接管委员会、肃反委员会的成员；但因俞彪文的关系，被迫退休。在俞梅荪母亲下放北京农村劳动后，年仅四岁的俞梅荪和一岁的弟弟，备受歧视；其弟曾自杀未遂，至今还在精神病医院，反反覆覆，一个青年一生就这样毁了。

类似俞家这样帮过共产党，却给共产党搞得家破人亡的例子俯拾皆是，康心如一家、黄炎培一家，遭遇都非常悲惨；康家康心如、康心之、康国杰一门三右，黄家黄万里是右派；共产党之反骨负义、恩将仇报，古今少见。

戴雨山，网刊《往事微痕》第9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