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4日 星期日
1936年的四川大饥荒:惨绝人寰饥吃人肉
全省遭灾,饿殍遍地
1936年到1937年上半年,久旱不雨,灾情蔓延全四川。国民党《中央日报》现场报道了剑门关内的饥荒:
“梓潼一宿,路愈曲折险峻,土色赤红,重山裸露,草木稀疏,益觉不胜荒凉辽阔,至此始知已入重灾区矣……计全县无一处不受旱灾,以树皮草根白泥作食者约十八万人……民食恐慌,已达极点……倘非亲历灾区者,将不信四川夙称天府之国,人民生活竟一降至于如此,恐直与阎罗鬼国相似矣……”
一队黄发碧眼的“国际社”外国记者,行进在巴蜀大地。田野龟裂,千里荒凉,饿殍遍地……外国记者们坐在颠簸的车上,看见幼小儿童提着大竹篓,不顾危险爬上枯树上摘叶充饥,而树叶几乎早已被捋光了……车好不容易开到川北重镇遂宁县,成千上万灾民流难到县城觅食。饥民多半是老弱妇孺,衣衫褴褛,孩子们则多赤裸全身,骨瘦如柴……这些外国记者嗟叹着摄下饥民流离失所的景象。
历史悄悄过去。直到1996年初,台湾的徐宗懋先生在台北中华历史工作室档案中看到这批“国际社”外国记者关于四川饥荒的照片,内心为之震撼。他将图片寄给山东一家《老照片》出版单位,说:急于找出关于这一场饥荒的记载,然而正式史料皆无记载。
本文作者查阅大量地方志、文史报刊资料,非常吃惊地发现:那场四川大饥荒之真实情景,惨烈程度十分惊人,远非那组老照片所能反映!
从1930年到1937年,是四川近代历史上天灾人祸频繁、民不聊生的年代。旱灾、水灾、雹灾、虫灾、匪灾……连年不断。据当时报纸和省“赈济会”公布的资料,1932年全省有16县受灾,1933年增至53县,1934年为101县,1935年为108县,1936年、1937年几乎无县不灾。而人祸更可怕,军阀割据,连年混战,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富户乘势囤积居奇,米价疯涨。
水旱灾严重的1934年,饥民靠野草、树叶、树根、白泥(俗称观音土)苟延残喘。省政府不断收到告急文书:邻水县几天内就饿死300多人;古蔺县饿死3000余人;泸县白节镇饥民抢挖白泥30余处,深数丈,以致岩土崩溃压死多人;铜梁县斑竹乡饥民挖掘白泥,岩石崩坍压死30余人。(见1934年4月29日重庆《新蜀报》)因食白泥土闭结而死的新闻也不断。
活不下去了,兴文县饥民组织集体“吃大户”,他们写的“告白”字字血泪:“连年水旱,绝少收成,卖儿则无人承受,贻妇则有户皆穷。饥肠辘辘,众口嗷嗷。菜草已难于采撷,泥土不能供滋养。肩炭一挑,终日不遇买主,沿途乞食,到处辄少炊烟。前途茫茫,恐尽人皆饿殍。况复地方大富,方据粮以居奇……言之戚矣!故特约集垂绝之贫民,为吃大户之组织。凡可果腹,即可请求,其他衣物,不准夹带,俾有别于土匪,庶延续乎残生。谨此告白,同人垂鉴。”(见1934年5月18日重庆《济川公报》)尽管饥民实属无奈去“吃大户”,威远县政府仍诬为“匪类”,加以拿办。
四川省政府向中央政府告急请求赈济。国民党中央官样文章,照例批交内政、财政两部处理。被内忧外患弄得焦头烂额的蒋介石在牯岭公开说:“水旱都要中央拿钱赈济,试问中央以有限之财力,何能补助你们川人。”(载《国民公报》)
就这样,四川老百姓在战乱饥馑中迎来更为恐慌的1936年。各路告急文书雪片般飞到省政府:岳池县,去年(1935年)至今仍无雨泽,粮尽食绝。渠县,全县去秋至今均遭亢旱,灾情异常严重。宣汉县,久旱不雨,田土龟裂,十室九空,饿殍载道。巴中县,去秋至今,久旱不雨,粮食绝乏,盗食死尸。松潘县,连遭水旱,春无种籽,人无口粮。南溪县,水潦之后,继以旱灾,土地龟裂,无法耕种。蒲江县,水灾奇重,田庐人畜洗刷一空。新津县,河灾泛滥,街成泽国。新繁县,淫雨为灾,田亩冲刷,粮食损坏。除成都盆地各县外,都是灾区,受灾大约3700余万人。
1936年至1937年四川大灾中饿死的人数,没有精确统计数字。但从下面零星资料中不难想象:
国民政府参政员黄炎培先生来川视察灾情,路过简阳县,惊讶之余说:“简阳为行‘新生活’的地方,街间倒毙之饥民,至于无人收尸!”
1936年4月23日重庆《新蜀报》上《宣汉通讯》说:“本县饿殍遍野;据前20日中统计,每场饥饿死者,日在10人以上,近复渐次增加,每场日达20人左右。”同日《绥定通讯》上说:“现在万源人口骤减三分之一……万源城中,亦仅稀稀千余人而已。如旅行长途,整日难见炊烟,沿途倒毙饥民几无地无之。”该报5月2日《南江通讯》中还说:“总计城乡饿死者,每日达千余人……2月1日迄今(按指5月2日通讯时),该县饿死的饥民不下8万余人。”
川北旺苍县是重灾区。黄洋乡当年160户587人,就饿死71人,占总人数的14.83%。据旺苍《百丈乡志》载:“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农历丙子,大旱。田地龟裂,沟渠干涸,河水断流……所种玉米,远望一片枯黄,可点火烧。秋禾无收,百姓无存粮,处于绝境。百丈境内,日死数十人,甚有全家饿死者。溪边、道旁、桥下,举目可见饿殍死尸,盛传人相食……”
大量饥民涌向市镇乞食,饿死街头巷尾。请看旺苍县一个场镇上的饥民的悲惨情景:72岁老人谌洪发回忆,丙子(1936年)年有天在王子珍锅厂外,他亲眼看到饿死48人。饥民饥不择食,当时本街熊大湖运回两缸烧酒,缸底破裂酒流满地。有人大吼一声:“酒倒地了啊!”栖息王家锅厂的饥民蜂拥而来,趴在地上连泥带酒喝得一干二净,身体稍好点酒醒后,慢慢又回到锅厂的空屋子里。气息奄奄的饥民喝酒后,醉死在地,横顺的摆了一坪。有位吃斋念佛的杨素客不忍心,从三街化了些钱,雇人把死尸抬到灵溪寺万人坑中。饥民成群上街乞食,饥饿难忍,见食物就抢。凡是卖熟食的,手里拿根棒防抢。有的饥民抢食物挨打,也有好心人抢了就算施舍了。
西河乡灯塔村张克政说,丙子年3月他走到文昌宫,看到庙里饿死的有10多个人,还有饥民在烤死人肉吃,有人把庙里的死人用绳子向外拖。河边石灰窑周围也死了一些人,沙包上已埋了20多个。
木门镇下街棕匠石显其说,二、三月间,上街要饭吃的饥民多得很,在文昌宫、关帝庙三个会馆里,每天饿死十多人。
石懋修回忆,饿死在大路旁的饥民也到处可见。这年三月初,父亲和他去赶后坝场,20多华里的大路上,来往看到的死人有12个。我们去的时候,看到路上偏偏倒倒的饥民还在走,转来时有的饥民已倒在地上了。那些尸体的大腿、臀部上被割得血淋淋的。还在路上走的饥民,衣服褴褛、骨瘦如柴,脸带黑浸色。两颧骨高耸,两眼深凹,两颊皮肉下垂,看一眼令人胆战心惊……(以上见石懋修回忆文章,载《四川文史资料集粹》第6卷)
1937年四川仍为大灾。1937年3月号《北碚月刊》载文:“懋功月来饿死的人,已有数百;合川每日饥毙者,全城达15人以上。”3月10日《新蜀报》报道:“武胜县每日饥毙人数,在400人以上。”4月14日天津《大公报》社评写道:“成渝公路两旁,为四川最富厚之区域,本年2月份统计,沿线饥饿倒毙之不幸同胞达3000余人;3月份之中,单成都至内江段五百里沿线,饿殍遗骸亦在300具以上。”《申报》载:“仁寿县各地有全家饿死者,南江第二区两月内即饿死二千余人。”
4月重庆《涪陵通讯》上记载一条全家饿死的悲惨消息:“本县鹤游坪王家沟居民谭九风,原有田十余亩,自耕自作。连年天灾颗粒无收,生活绝源。草根树皮,亦早经取尽。有三女二子,皆幼稚无知,先于正月将长、次两女饿死,二月初旬又将幼子饿死,夫妇五旬有奇,饥寒交迫,动举维艰,抱头痛哭,甚为惨凄。竟悬梁自缢而亡!”就这样,好端端的一家死绝了。
惨绝人寰饥吃人肉
更令国人震惊的,是四川频频传来惨绝人寰、饥民吃人肉的可怕消息。
1936年5月4日《天津日报》载《成都通讯》说:“今年树皮吃尽,草根也吃完,就想到死人的身上,听说死尸的肉每斤卖五百文,活人肉每斤卖一千二百文。‘省赈会’特派员王匡础到六口场视察,在一肖姓的屋里发现女饥民张彭氏、何张氏等围食死尸。通江麻柳坪有一妇女杨张氏因生活艰难,携其六七岁及九岁的两个女儿向他处逃荒。不料走不远时该妇倒毙道旁,二女饥极,就在她娘身上啮面部及身上的肉充饥。”饿极小儿啃食母亲尸肉的残酷情景,令人咋舌。
万源县饥民吃死人肉已是见惯不惊,更可怕的是杀及活人及小孩充饥的事。1936年4月10日《重庆快报》载《邻水通讯》说:“近有桐木洞贫妇邱氏因迫于饥饿,将其3岁小女杀而食之,以延旦夕之命。”同一天的《赈务旬刊》载:“涪陵饥民、丰都饥民,烹子充饥,杀食胞弟。苍溪饥民,阆中饥民惨食子女,烧食小孩。”
饥荒使人性泯灭、变态,令人发指的人吃人的悲剧层出不穷。旺苍县余家沟有个秦老幺,他两个儿子饿死后,秦老幺把儿子身上的肉割下来吃了,但最后他还是饿死了。
石懋修回忆:木门文昌宫叫孟利生的,全家3人,他母亲和妹妹都被饿死,他饿得没法,母亲刚死,即将她的一对奶奶(乳房)割下,先煮了一个在铁罐里,然后出来又哭又说:“我妈死了,身上的肉被人割了。”街上的人去看,果然被割得血迹淋漓,问他铁罐里煮的啥?他说:“牛脑髓!”打开一看,一个人奶煮得乱糟糟的,再从他筲箕里一看还有一只奶奶。他当即被群众打骂了一顿。有的说:“他也不行了,饶了他吧。”
普济鱼池湾(今中江村)杨传兴全家5人,妻子和儿媳都被饿死,只剩下一个几岁的孙女。一天晚上,杨传兴饥饿难熬,用刀把孙女砍死吃了肉,在砍的时候被邻居听到那女子直叫:“莫砍我,我长大给你拣柴呀!”后被家族知道要处理他。
因饥荒吃人的案子频发,官府也无可奈何。《新民报》上的一篇《巴中通讯》记载了另一惨闻:“巴中县第一区贫农曾明国夫妇煮吃人肉充饥,经县府于2月15日抓获审讯,据曾明国及妻刘氏同供:金宝寨人,年50岁,有小子女各一,佃张姓山地耕种。去年大旱,半年不雨,野无青草,饿殍在途,我家只得沿门求吃,不得一饱,延至腊月十二日,饥寒交迫,奄奄待毙,因见路边饥毙乞丐中,有白姓二小孩,想前人有荒年吃人之说,是夜取回屋,去其肠胃头骨,煮肉作食,藉以充饥肠。不数日,饥毙一张姓小孩,复行取回,如法煮吃,嗣将年终,窃见赖姓埋有已毙之小女孩,我就先后刨回,仍如法炮制,收贮两桶,存作过年度岁之需,忽被团正查出,说我吃的活小孩,解送我来案。我实固生计断绝,没有办法,所以偷吃死尸,请调查施恩等语。县府以其饥寒所迫,亦甚怜悯,惟前后煮吃四小孩,究系乘其将毙而食之,抑或盗取死尸煮吃,候派员查勘真实后再行核办。”李石锋先生有幸保存下这张报纸剪报,报上有张照片:头缠布帕身著破褂赤脚的曾明国,满脸茫然愚昧可怜状,两提桶内装着储备度荒的人肉,地上摆着三个人头……这篇题为《曾明国饥饿吃人图》的剪报后刊于《龙门阵》1982年6期。
曾明国吃人只是为活命,而一些人灾年中丧失人性,已成兽类。石懋修回忆:鹿停溪有个康三春,他家女子饿死后,康把她身上的肉割下来吃,认为比野菜味道好,便到处找死人吃,后来竟发展到吃活人!他家在岔路口上,有人过路时,他乘机将人打倒在地勒死,把死人肉块装在缸里,将骨头埋在窖中。有人听他说:“小娃儿肉好吃不出门,小伙子肉好吃打不赢,老婆婆的肉吃起绵得很!”康三春吃人肉的事被揭发,联保处去抓他治罪,他逃外地。
木门场下街大桥巷还有个趁乱世卖死人肉挣昧心钱的孙×光,先在本地名为卖牛肉,实际是卖人肉,有时一两个人吃肉时,他见周围无人,随手将吃肉的人打死。牛肉里面掺人肉,被人在联保处告发,即派团丁孙骞、谭正明去检查。孙、谭二人也装着买肉吃,先问孙×光:“是啥肉?”答:“牛肉加野猪肉。”两人说:“只买半碗……”在查出事实后,将他抓住绑在石门枋上审问,孙×光供认不讳,群众无不唾骂,最终严惩。
拜神求仙“抗灾赈荒”
曾在当时省政府任职的甘典夔回忆:为赈灾,省政府好不容易向银行借入131万元,又由民政厅筹款10万元,共140余万元。区区赈款,如按灾区120余县平均分配,每县仅一万元;如按受灾人口三千余万人平均分配,每人仅能得四分钱。一些办赈人员昧尽天良从救命钱中刮油,如蓬溪县公安局长陶子国竟吞食赈款一万多元。灾情如此惨烈,军阀当权的省政府,仍严征课税,驻军拉夫征丁。
国民党中央政府对四川省灾情更是漠然。1936年6月15日《西南评论》载:“蒋介石来川招待绅耆时,省赈委会主席尹仲锡将灾区照下来的人吃人的照片交蒋,蒋阅后放在袋内。”此后便无下文。当时还传闻:某地军阀驻军一声令下,操场周围机关枪开火,集中火力,把一千多闹事抢粮的饥民一扫而光。
张鉴虞先生回忆:下面各县政府,只好鼓吹“自我救灾活动”。合州县三庙镇联保主任何宴平,声称他试验成功一种“救饥丸”,黄豆、芝麻作原料,三蒸三晒,从戌时蒸起,至子时止,寅时出甑,午时置日中晒干,每服一丸可三日不饥,七升黄豆和三升芝麻可以救济六七百人。一时间,各种救灾“验方”、“神药”纷纷问世,可惜都是纸上谈兵。
病急乱投医,为愚人自愚,各地纷纷“拜神祈雨”。据当时重庆《商务日报》1937年5月1日报道:“成都绅耆善士联合组织办祈雨法筵,于北门石马巷玉参慈善会内,由二仙庵退隐老方丈王伏阳法师主坛,并由省赈会主席尹仲老手撰祈雨疏文。”
该报5月3日又登出省政府官员亲临祈雨的新闻:“4月30日晨间,省政府民政厅长嵇祖佑氏,乘车赴石马巷玉参慈善会祈雨法筵拈香……嵇厅长恭诸皇坛行礼,并有疏文一道,略谓:‘具疏下民嵇祖佑等,为吁恳天恩早沛甘霖,以恤民命,而宏救济事……谨疏!’”
身为四川省主席、21军军长的刘湘,对四川大灾荒无计可施。他本极迷信,也寄救灾希望于神仙、异人身上。当时最蛊惑人心的当属执掌“一贯先天大道”的威远县人刘从云,人称刘神仙,先后开设了108个坛馆(即分部、又叫“108只舟”),广收门徒。这位刘神仙,利用扶乩占卦、祈福养生等手段,将刘湘、刘文辉、杨森、范绍曾、贺国光等川内军阀和党国要人,都罗致为门徒。刘湘“入道”后,道名“玉宪”,在重庆成立“事圆馆”一只舟,计108人,又称一百单八将。刘神仙得意洋洋说:“从此英雄入彀了。”其实,刘湘入道门,是想以教治军,利用宗教迷信约束其部属。当时人说:“刘湘耍神仙,神仙耍刘湘!”他和刘神仙各有所图。
刘湘此时在重庆,对刘从云躬身作礼:“蜀中大旱,恳我师广施大法以求甘露,以救百姓!”刘从云说:“请将军朝天门内搭二丈高台,再派生肖属龙蛇之兵丁,我自有法……”
刘从云选定时日,身著道袍、仗剑披发拜神弄鬼。按刘从云之令,36兵丁按地煞之数、取北方壬癸之义,手执画戟、幡旗。香烟缭绕中,刘神仙踏罡步斗,口中呢喃有辞。已值世界科学昌盛之时,却仿佛愚昧蛮荒年代,很为当时有识者嗤笑。
此后,刘湘和国民政府特派代表朱庆澜等,还率省城官员到佛教名寺文殊院内礼佛祈雨。青羊宫的道教、四圣祠的天主教、老皇城西侧的伊斯兰教,祈祷声声连日不绝,用心良苦,可惜于事无补。
四川大学教授朱青长搜寻典籍,从汉代董仲舒《春秋繁露》书中发现一个“解旱古方”,献策于刘湘。刘湘明令各地对民间祈雨活动一律保护,于是各县政府在抗旱救灾中迷信鬼神求雨,如设坛“赶旱魃”、大唱《目莲救母》等24本连台川戏。对这些拜神祭鬼,官府大加鼓励;认为天降大灾,乃人心不古老天惩戒。如南充县长还捧香领队,去龙王井(上渡口)迎水,率领大群和尚、道士沿途念念有词。然而这一切活动都不灵验,钟磬锣鼓、香烟缭绕中,人越死越多。
各路神仙妖人也纷纷出道,怪闻不绝,令人真伪莫辨。1937年5月4日,重庆《国民公报》又登出奇文:“余道成,某县人,精通奇门遁甲,法术高妙,去年夏季三台久旱不雨,县中善人曾请其设坛祈雨,果如其言,大降甘霖。又如去年夏,大水几上河街,后经其用板凳数条拦住水边,施以法术,水头即至此退去。祈雨时,用水缸盛树叶变为金鱼,即可下雨。因言多奇验,均目为神,一般人尊称为余老师。遂宁苦旱,该县商会、红十字会、平粜会、救济院特联合敦请至遂宁设坛祈雨,以救人民。”
又据说:宜宾专员冷寅东,认为吃白泥巴观音土可疗饥救荒,请某大学鉴定。上海科学家回信称:白泥含有人体所需要的矿物质,吃百斤可获热能三百卡云云。冷兴奋地上报刘湘,刘湘批示省政府转发到全省各市县,希冀靠白泥巴救灾。
南充的张恢先等人回忆:各地灾民吃了这种“有科学根据的”神仙米(白泥巴),排不出大便,腹胀如鼓,匍匐呻吟,胀得喊爹喊娘,死亡者难计其数。当时人编顺口溜:“吃了神仙面,胀得光叫唤。屙又屙不出,只有上西天!”
只能靠拜神弄鬼救灾的年代,无依无靠的老百姓确实只有依靠看不见摸不着的老天爷了!
这场大饥荒从1936年熬到1937年,几场雨后才逐步缓解。到了7月7日,抗日战争正式爆发,一年多后四川提供大量人力财力和粮食,成为中国抗战大后方。
遂宁县公园中一棵被剥开树皮露出白心的大树,县立图书馆馆长李义君在树下立碑,碑文写着:“荒年之树——民国二十五年,秋收荒欠,入冬复数月无雨,麦浅叶枯,瘐死饥民成群,剥树皮,掘草根以食,在公园不能禁,此树即其剥后所遗残形。特留志,以供研究社会现象者之资料,且以促官吏对于为政者之警惕!”
可惜这让“为政者警惕”碑早已不存了。
郑光路,《炎黄春秋》200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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