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1931年中共党内分裂叛变成风

　　核心提示：当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和远东局代表玩弄政治手段，拉一派打一派，强行把一个他们自己认为信得过的中央塞给中国共产党，并且不择手段地把他们培养的学生一个个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之后，中国党的上级领导机关，特别是上海和工会系统各种党的领导机关，就立即被强烈的不满情绪笼罩了。


　　无论对于中国共产党，还是对于中国革命，1931年一开始就明显地充满了危险和灾难。当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和远东局代表玩弄政治手段，拉一派打一派，强行把一个他们自己认为信得过的中央塞给中国共产党，并且不择手段地把他们培养的学生一个个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之后，中国党的上级领导机关，特别是上海和工会系统各种党的领导机关，就立即被强烈的不满情绪笼罩了。

　　1月8日，即四中全会第二天，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张金保等十八人就立即发出“告同志书”，抗议远东局和中共中央强行召开四中全会和取消紧急会议。

　　随后，全总党团、海总党团、上海外县委员会、上海工联党团等相继做出决议，反对四中全会。政治局内徐锡根、王克全等也公开出来反对四中全会。很快，反对派公开联合起来，罗章龙、徐锡根、王克全等不断召开会议，研究对抗办法并上书共产国际。

　　1月17日，全总在静安寺一所花园洋房召开党团会议，在远东局代表出席并再三解释的情况下，与会代表竟群起抗议，谴责四中全会是米夫与王明玩弄的政治把戏。会议赞同四中全会的只有三票，十八票反对。远东局代表不得已退出了会议。在会议通过的决议里，全总党团不仅要求撤销多数执行立三路线调和主义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反对“引进同样犯有坚决执行立三路线、调和主义、丝毫无实际工作经验的陈韶玉（按：即陈绍禹）等负政治局领导重责”，而且抗议国际代表“对于多数同志们提出的政治意见，不采用党内正确的思想斗争的方式，而实行一种无原则的谩骂、挑拨、诬蔑同志的宣传和煽动，并且一再强迫同志通过其无理由的决议”，“要求国际撤换负四中全会主要错误责任的代表，另派真正能够执行国际路线的代表来领导中国革命”。

　　同日，江苏省委开会，王明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准备宣布新的省委成员名单时，遭到王克全当场阻止。王宣称闸北区委已经分裂了，王凤飞已另立区委，通过决议反对四中全会，要求中央停止工作。他也表示不能承认四中全会选举的中央，反对由四中全会选举的中央委派的省委。他并号召与会的其他领导人与他一起退席，结果有三人跟他离开了会场。而留在会场内的十五人，最后投票赞成四中全会的也只有八人，反对的达到七人之多。

　　也在同一天，以林育南、何孟雄为首的包括全总、上总、左联、江苏省委、反帝大同盟党团等十余名重要负责干部、左翼作家，在秘密举行反对四中全会集会的东方旅社和中山旅社分别被捕，之后又牵扯出另外十余人在不同地点被捕。被捕的三十四人中，除两人因证据不足被开释外，其余均被移送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审判，其中二十四人被判处死刑，随即遭到杀害。这一事件使中共党内反对四中全会的力量受到一次很大的打击。

　　但是，由于被捕者在这时上海反对四中全会的干部还只是极少数，因此，中共党内反对四中全会的活动并未停止，而且还迅速演变成具有组织分裂性质的行动。王克全公开了反对四中全会的态度，并另组了中共临时江苏省委，还支持下级区委反对省委指派干部的分裂行动。上海闸北、沪东、沪中区委及外县工作委员会，均出现了第二区委。同样，全总党团因掌握在罗章龙等人手中，满洲、顺直、山东、广东省地部分工会党团组织也公开响应全总党团的呼吁，开始抗拒四中全会选举的中共中央的指挥调遣。

　　1931年1月21日和25日，中共中央接连两度通告党内，点名斥责罗章龙、王克全等，利用反立三路线与调和主义之名，“作分裂党捣乱党的活动”，“公开的组织江苏第二省委和各区区委，公开的散布右派纲领的小册子与明目张胆的在全总党团会上决定反对四中全会反对国际代表”。通知警告说：王克全、王凤飞等要再不立刻停止他们第二省委第二区委之分裂党的行动，罗章龙要再不立刻停止他领导全总党团进行小组织的活动，“则他们便要自绝于布尔什维克队伍之外”了。

　　就在中共中央公开要求所有反对四中全会的党员干部“回头”之际，罗章龙等又公开散发了他们秘密印制的《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报告大纲》的小册子，宣称“中央的领导在政治上组织上早已完全破产”，必须“根本上废除他”，号召举行紧急会议以挽救党所面临的严重危机。

　　事至于此，在远东局的支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月27日开会通过了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党籍的决议，宣布开除罗章龙的中央委员及其党籍。同日，中共中央还同时开除了王克全的政治局委员及中央委员，并对其他有类似分裂行为者施加同样严厉的处罚。

　　显而易见，中共组织上的分裂未能避免。在中共中央通过开除罗章龙等人的决议后，罗章龙、史文彬、林育南、韩连会、袁乃祥、张金保等就在1931年1月31日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非常委员会”，以史文彬为总书记，林育南为秘书长，罗章龙为组织部长。尽管他们专门去信莫斯科，要求纠正米夫的错误决定，寄希望于共产国际能够予以理解和支持，但结果注定是不可能的。而他们的别树异帜，分庭抗礼，也因失去了莫斯科的经费帮助和其他各种物质基础，而断难延续与发展。

　　但这一分裂行动对中国党，特别是对党在工人中的工作的打击，仍旧是惨重的。各地及各工会中参加分裂的非常委员会活动的党员干部人数相当多，因此不得不杀鸡儆猴，在各地、各党团都先后开除了众多进行分裂活动的骨干党员干部。如河北省就有张金刃、韩连会等一批干部积极参与非常委员会的活动，并组织了河北省紧急会议筹备处。2月6日，新成立的中共河北临时省委通过决议，解散分裂党的筹备处组织，要求河北全党反对张金刃、韩连会等人的分裂活动。18日，鉴于张、韩等宣布立即筹备河北省紧急会议，意图成立第二省委，河北省委不得不做出决议，开除张、韩等人党籍。后分裂的筹备处停止活动，是因为被国民党破获，十余名主要干部被捕所致。

　　这时候，陈独秀等人也在托洛茨基的支持下，集合起中共党内赞同托洛茨基主张的四个小组织，宣告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在5月初召开的代表会议上，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王文元等被推举为中央常委，整个托派组织有党员三四百人。他们中绝大多数虽然都被中共开除出党，但多半仍旧自视为中共党员，只是他们自认是中国共产党内的一个反对——“左派反对派”。这个组织同样在上海、北平等地中共党、团及工会系统中有着不小的影响与作用。而它同样是被国民党的特务及警察机关消灭的。中国托派党组织刚刚统一不久，就被国民党接连三度破获。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彭述之等也被捕入狱。

　　除了组织上的干部损失以外，因为众多基层干部站到了反对派一边，所以极大削弱了中共在各大中城市中的基层工作力量。仅上海一地，据2月底的统计，赤色工会会员数就已经从1930年的大约2000人，骤减到只有513人了。随之而来的思想混乱，工作情绪低落，更使相当一批干部感到苦恼和无出路，于是自首叛变之风平地而起。4月25日，多年负责中共中央保卫及特务工作的政治局委员顾顺章被捕后叛变，迫使中共中央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无法从事正常工作。6月20日，中共党的总书记向忠发居然也被捕变节，以至中共中央又有将近五个月时间几乎陷于半瘫痪状态，所有在上海活动年限稍长的中央负责干部，最后都不得不全部撤离或转移。

　　杨奎松，摘自《“中间地带”的革命》，广西师大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