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进主义”VS“保守主义”——中国近代的“主义之争”（上）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之间存在着明确的精神“断裂”。正是这种断裂形成了一股有力的社会思潮，并对当今的现实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


　　这次由钓鱼岛争端引发的席卷全国多个城市的群众性反日运动，再次让我们对中国社会中沉寂了一段时间的各种相对对立的思维方式一览无余。事实上，正如我们连日来所看到的，“保钓爱国运动”的中心看点不是其主张的落实与否本身，而是不同观点的人们对这场运动的截然不同的解读以及他们之间的尖锐分歧。

　　我曾在自己微博上评论说，这折射出过去的20世纪留给中国人的一笔最坏的思想遗产，那就是深入骨髓的“斗争哲学”。这一点，左派或右派皆然，我们不知怎么突然就变得不会像祖先那样遇到分歧协商博弈解决了。而“斗争哲学”之所以具有难以抗拒的吸引力，是因为它首先将复杂的社会矛盾简单化，归咎于某些人或某些团体，满足了头脑简单的人的智力需要；同时又为暴力破坏提供了理论上的合法性，满足了另一些人心中潜藏的邪恶人性的宣泄。

　　事实上，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这两种东西为什么总是受到有识之士的高度警惕？决不是一些左派的一些愤青一口咬定的那样：这些“公知”和“精英”全都爱美国超过爱中国。热爱手足同胞、美丽河山和传统文化，是人性中最美好的感情。然而历史经验一再告诉我们，民族主义通常不是通过对同类的爱、而是通过对他人的仇恨和排斥来自我实现的。而一旦这种仇恨与排斥被煽动起来，失去控制，则必然演变为一场“反人类”的非理性暴行，我们从近日一些已经见诸报端的打砸抢烧行径中已经看到端倪。这是因为，“他者”总是可以无限划定的。

　　虽然另外一些自觉不怎么对劲的人也想要觉悟，但他们一知半解地读了几篇小道消息和通俗历史文章后，突然来了个180度转弯，将彻底“斗争”的对象变成了过去山呼“万岁”的对象。他们以为这样自己就脱胎换骨了，但细究下来，除了对象改变了以外，思维模式和话语模式与过去却没有不同。

　　这笔思想遗产的源头，大概要到将近120年前的第一次中日争端——甲午海战——的失败以及直接由此引发的戊戌变法中去寻找。一个多世纪以来，伴随着一波紧接一波的国内革命与对外战争，它的形态和程度不断演化发酵，到“文革”时达到顶峰。改革开放以后，这种思维模式随着社会的迅速商业化和全球化而逐渐变异，日益以一种模糊扭曲的面目呈现出来。

　　作为继“五四”以后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新启蒙时代”，短暂的80年代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戛然而止以后，中国社会迅速折向了一条令启蒙知识分子措手不及的轨道：

　　一方面，经济体制改革在“南巡”之后义无反顾地加速前行，许多80年代不敢试、不敢闯的禁地到90年代以后变成了“创新者”的乐园。在以后的10多年里，中国经济取得了改革开放以后最快速的增长。当21世纪的曙光乍现时，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举足轻重的经济大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发言权和影响力也与日俱增。另一方面，由于与经济体制相配套的政治体制和诸如文化、社会、行政管理等各领域内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大量社会矛盾沉淀积累并日趋尖锐化。其中最突出的无疑是贫富差距扩大、贪污腐败猖獗和生态环境恶化，以及很大程度上与此密切相关的几乎整体性的思想道德滑坡。

　　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之间存在着明确的精神“断裂”。正是这种断裂形成了一股有力的社会思潮，并对当今的现实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

　　我非思想史专家，本文的篇幅也不足以让我们全面检视100多年来中国现代思想的形成和变迁，但我想通过我们这一代人所亲身目睹和经历的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一系列思想论战来揭示一下当代中国社会民意的分野。在我看来，它沿着三条主线展开，分别是：“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之争、“民族主义”与“天下主义”之争、“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在诸如正在上演的“保钓”等大多数社会运动中，我们都能窥见这几条思想线索。


　　“激进主义”VS“保守主义”

　　有人说，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知识界中最重要的潮流，就是保守主义思想的滥觞。“保守”与“激进”之争自上世纪80年代末至今，一直是中国大陆知识界的中心话题之一。

　　有关“保守”与“激进”的这场论战，源自于对中国近现代史的不同阐释。整个争论主要围绕两条主线展开：其一，中国近现代社会思潮的主导力量究竟是保守主义还是激进主义？其二，中国近现代社会的主导思潮引发的社会政治后果主要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1988年9月，历史学家余英时在香港中文大学25周年纪念讲座上发表了以《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为题的长篇演讲。这篇演讲的主旨是：自戊戌变法、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中国近现代思想就走上了一条持续激进化的道路，到60年代大陆的“文革”时期登峰造极。这一“激进化”思想主流在中国近现代的政治实践中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后果，它非但没有为中国带来其最初慷慨允诺的“自由”、“民主”，反而大大延迟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因此可以说，社会主导思想的激进化是中国至今都不能顺利完成现代转型的罪魁祸首。演讲稿出版后于90年代初传到大陆，立刻引起了思想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在大陆，长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教育人们：“激进”的涵义是正面的，意味着革命与进步；“保守”的涵义是负面的，与落后、守旧甚至反动近义。二者黑白分明，不存在任何疑问。这种新鲜的思想维度，对内地思想界造成的刺激是显而易见的。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姜义华是第一个对余英时的观点提出挑战的大陆学者，他们之间的对话也揭开了延续至今的关于近代中国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问题的争论的帷幕。

　　姜义华在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1992年4月号上发表题为“激进与保守：与余英时先生商榷”的文章，指出：“保守主义者在近代以来的中国恐怕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保守主义势力不是太弱，而是太强。”而在百年以来的大部分时间，激进主义事实上不是太强，而是太弱，只有看到这一点，才能解释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各方面变革如此之慢、如此之难。关于“文革”的性质，他的看法也同余英时截然相反，他认为“文革”不是激进和反传统，而是封建专制主义和传统中糟粕的大泛滥。

　　余英时的观点得到了内地很多知名学者的认同，其支持者包括在80年代以激进态度提倡“新启蒙”的王元化及著名哲学家李泽厚等诸先生。而站在同情激进主义立场上批判保守主义的，大多为近年来活跃于国内学术界的中青年学者，他们一般都有西方留学的经历，身上带有明显的西方自由派烙印。

　　随着争论的深入以及逐步“学理化”，这场关于“激进与保守”的对话渐渐转变为“唯理主义”的“法国道路”与“经验主义”的“英国道路”孰优孰劣的比较。究其实质，无非是“革命”还是“改良”之争。

　　学者萧功秦曾指出，自20世纪初期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政治心态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崇尚某种抽象的中心象征符号，并以这种符号与理念作为一劳永逸地、整体地解决中国问题的基本处方。这是一种以某种“主义”来推演和涵盖解决具体问题的途径的思维模式。它认定某种主义是合理的，有功效的，只要符合这种“主义”的制度一旦建立，那么，从官僚腐败、国民道德水准低下，直到各种社会弊症和令人困扰的实际问题，都能迎刃而解。而这种从五四运动一直到80年代未在中国知识分子政治文化中一脉相承的“主义决定论”的理论基础，则是源自法国启蒙运动的唯理主义。它认定，现实世界是不完美的，丑恶的，不自然的。而理念的世界才是真实的，完美的和自然的。正是这种“完美主义”，如同宗教的救赎主义一样，对于理想主义者来说具有一种不可抗拒的道德魅力，并由此产生一种巨大的精神动力和政治感召力。而经验论为基础的英美式的自由主义的基本信念是，自由的秩序是从旧社会内部生长出来的结果。既然如此，生长的过程只能是一种渐进的过程。这种思想认为，世界上的问题没有一劳永逸的解决，任何进步都是不完美的，有缺陷的。人世间永远不会有绝对的完善，人类在争取进步的过程中，只能做到“两害相权取其轻”。正是基于这一认识，英美式的经验主义的政治传统，拒绝终极目的，拒绝完美主义地、毕其功于一役式的整体地解决所有问题。主张渐进地、逐步地逼进目标，一步一步前进。

　　可喜的是，也有一部分人士试图跳出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以一种多元、开放和兼容的模式来重新审视中国近代以来的激进与保守之争，从而超越那种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思想“大跃进”。他们痛彻地指出，正是“这种两个极端的跳动，一次次非此即彼的极性思维，导致中国学术文化经验在一代又一代中断裂，总是不可通过交流，不可传递增长，每一代人总是从空白开始去获得自己的经验，然而，又重新抛弃这种经验，历史就这样一代代地荒疏和空洞下去。而在价值观上，则总是以一种暴力对抗另一种暴力，将体制的更迭变成思想的殊死搏斗，甚至不惜从肉体上消灭对手。这种状况导致了思想的反复中断，反复转圈，反复的无效劳作”。这批学者呼吁，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不应当再像前人那样毫无保留地拥抱保守主义或激进主义中的任何一极，并对另一极全盘否定。相反，我们应当在理性分析的基础上继承二者的优良元素，并同时批判二者所蕴涵的负面文化因子。（未完待续）

　　陈季冰，《经济观察报》2012-1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