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記》蘆笛
第三種看法
第三種解釋則是則是James Matry提出的。他認為,斯大林發動韓戰,不是出於擴張欲,而是出於恐懼。他低估了北韓的武力,害怕南韓在未來大舉進攻並摧毀北韓政權。因此,韓戰其實是他為了先發制人以絕後患而發動的。他還否定了艾奇遜演說對斯大林決策的影響。(注39)
此說不但缺乏證據,而且難以自洽。他舉出來的檔案證據,只能證明斯大林曾認為北韓武力不足以征服南方,因此制止了金日成輕舉妄動(這確為事實,檔案證據表明,至少在1949年10月30日以前,斯大林是這麼看的。見注23),但並不能證明斯大林認為北韓會被南韓推翻,更不能證明他後來突然反轉了對雙方實力的評估,而這才是該假說最需要的關鍵證據。缺了這一證據,Matry便不能不陷入自相矛盾:既然斯大林如此低估北韓武力,為何還會被金日成說服北韓可以速戰速決?出於恐懼而不顧實力對比、孤注一擲,從來不是他的性格,何況據Matry說:“直到朝鮮戰爭爆發,斯大林都一直在擔心美國干預。”既然斯大林認為北韓連南韓都打不過,又一直在擔心美國干預,那他又怎麼可能批准這種註定要失敗的冒險呢?
他對斯大林為何改主意的解釋是:“1950年春,斯大林再也不能無視美國亞洲政策正在強硬起來的跡象”。這斷語與斯大林本人說的完全相反。如上所述,他不但告訴金日成“美國人將更不敢輕易挑戰亞洲共產黨人”,而且還把“我們在平壤的地位的鞏固”當成了原因之一。
Matry否定艾奇遜演說對斯大林的決策的影響的理由是,檔案中提到該演說的唯一一處,是莫洛托夫和維辛斯基在1950年1月17日與毛會談時,引用了該演說中聲稱蘇聯正在吞併中國三北地區的那段話,要兩國外交部發表聲明駁斥。除此之外,斯大林在與金日成會談時,雙方都未提到過艾奇遜演說,與韓戰有關的其他文件也如此。
此論隱含的假定是:“如果艾奇遜演說對斯大林決策起到了作用,那斯大林就一定會在正式場合承認。”但這根本就不成立。如果斯大林真的這麼做,那就等於在下屬面前承認他輕信美帝放的煙幕彈,喪失了革命警惕性,且不說那暴露了他只能靠公開渠道來瞭解敵情。如果斯大林在正式場合承認美國國務卿的演說是他的決策依據,反倒是反常的事。
事實上,艾奇遜演說引起了斯大林的高度重視,因為艾奇遜指出,共產主義不過是俄國帝國主義的工具。莫斯科即將徹底併吞中國的三北地區。這些行徑在亞洲人民面前暴露了帝國主義真面目,而俄國人在中國扶持的傀儡終將難逃罪責,云云。這些話引起了斯大林的關注,以致他不僅命令莫洛托夫與維辛斯基特地為此去找毛澤東,要中國外交部闢謠,還為此事責備了毛。
據師哲回憶,1月17日,莫洛托夫與維辛斯基到毛的住處見毛,莫洛托夫交給毛一份艾的演說,並建議中蘇蒙三國各自發表一項官方聲明,駁斥艾奇遜的無恥讕言。毛同意了,還高度重視此事,親自動筆,並將文稿連夜發回國內,於21日見報。可毛卻對國際慣例一無所知,竟不知道莫洛托夫說的“官方”是什麼意思。於是,蘇蒙兩國發表的是外長聲明,而中方同日發表的卻是新聞署長對新華社記者的談話。這樣毛便因無知而違背了自己作出的承諾。
斯大林因此把毛召去,先由莫洛托夫詢問毛是否已經履行了雙方的約定,用官方名義發表駁斥聲明。毛說發表了,是以新聞署長的身份發表的。斯大林告訴毛,按國際慣例,以新聞記者個人身份發表的聲明一文不值。莫洛托夫接著給毛開課,告訴他新聞總署並非權威機關,代表不了政府,署長對記者的談話也代表不了官方的觀點,中國方面未按照商定的那樣去作,違反了彼此的協議,沒有達到他們預期的效果。不管中方是怎麼考慮的,但既已達成協議,就必須遵守,信守諾言是雙方合作的重要一條,云云。
莫洛托夫給毛開課:新聞總署代表不了政府。
毛深覺丟臉,卻又因為錯在己方而無從置辯,於是便使起小性來,一言不發。會後斯大林邀請他們去別墅赴宴,毛在整個宴會過程中始終沉默,弄得一人向隅,滿座為之不歡。(注40)
由此可見斯大林對艾奇遜演說的重視。對於那個密切窺探美國動向的戰略大師來說,忽略了艾奇遜在演說中描述的美國亞洲戰略是根本不可能的。實際上,檔案證據已經洩露了此中消息。
前已述及,斯大林告訴金日成:“美國人將更不敢輕易挑戰亞洲的共產黨人。根據從美國來的消息,情況確實如此,普遍的心情是不要干涉。”在此,斯大林親口承認,“從美國來的消息”證實了他對美國戰略的基本估計。那“消息”(information)無非是兩類:公開的和/或秘密的。上文已經介紹過,當時美國並未秘密制定所謂“撒手戰略”(handoff strategy),NSC 48/2只是提出了“治本之策”,並未說要放棄南韓。
當然,據李奇微披露:“早在1947年9月,參謀長聯席會議 (李海、艾森豪威爾、尼米茲和期帕茨)曾根據杜魯門總統的指示進行過研究,最後向國務卿提交了一份備忘錄,其中這樣寫道:‘……從軍事安全的角度來看,美國保持目前在朝鮮的軍隊和基地並沒有什麼戰略價值……。’”不能排除那文件落入了斯大林之手。不過,考慮到該文件早在1947年便已制定,而斯大林在美軍於1949年6月底撤走後,仍於同年10月30日嚴令駐朝大使不得批准金日成動武,以免觸發大戰,他說的不可能是那個文件。
因此,這消息不大可能是秘密情報,更可能是公開信息。能讓斯大林產生這種感覺的最權威的公開信息,當然只能是艾奇遜的政策演說。
綜上所述,竊以為,否定艾奇遜演說效應的幾種觀點都未必成立。為了從更全面的背景下分析斯大林的真實心思,在提出我自己的看法前,先來看看朝鮮戰爭中發生的一樁怪事。
注釋:
38 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300-301頁,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
39 James I. Matray:Dean Acheson's Press Club Speech Reexamined,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Studies, Vol. XXII, No. 1, 2002.
40 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453-458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新史記》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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