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佬”（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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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坦尼克号的姊妹船奥林匹克号的处女航因船员罢工而被推迟。1911年6月14日《纽约时报》报道：“尽管罢工领导人极力阻止，但白星公司的奥林匹克号仍于今日下午离开了南安普顿港，开始其目的地为纽约的处女航。直至今日上午，对它是否能出发还存有疑问，但[公司方面]已与船员达成协议。”8个月后，泰坦尼克号的处女航也因码头工人罢工而推迟。

    受接二连三的罢工影响的不止是白星公司，如英国唐纳德轮船公司就面临海员短缺的局面，而雇用与工会没有关联且廉价的船员成了摆脱困境的途径。唐纳德公司的阿那特号（该船包租给了大西洋水果公司，从中美洲西印度群岛往美国运送热带水果）当时停泊在纽约港，缺少司炉工。公司决定派8名来自香港的华人司炉工（“英国臣民”）搭乘泰坦尼克号前往纽约港，在那里转船至阿那特号。他们并不进入美国，不违反美国禁止华工入境的“排华法案”。公司为他们买了一张三等舱的集体票（票号1601，价格56镑9先令11便士，登记姓名为Lee Ling、Fang Lang、Len Lam、Ali Lam、Ling Hee、Choong Foo、Chang Chip、Lee Bing）。1912年4月12日，泰坦尼克号终于起航：上午9点半到11点半乘客登船，12点起锚出发。不料，4月14日晚11点40分，它就撞上了冰山，并在两个多小时后沉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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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坦尼克号沉没，船上几十位美国富翁及政要生死不明，对美英两国都意味着一场突然降临的危机。若严查“事故责任”，则英国白星公司（其老板是美国摩根财团的J.P.摩根）将在巨额赔偿下破产，同时累及两国金融业、保险业、造船业、航运业和旅游业，并为海运竞争对手德法两国让出商机，也会损害“盎格鲁萨克森人”自己建构的“冷静、克制、礼让、刚毅”的民族形象。这已不仅事关白星公司一家的兴衰了。“危机公关”从一开始就被启动，其目标是把这场完全因泰坦尼克号英国船长和船员们玩忽职守造成的震惊世界的人祸转化为一个感人肺腑的有关“人性的考验”的故事，而“盎格鲁-萨克森人”在这场生死考验中再一次证明自己是最为优秀的种族。

    而且，要赶在泰坦尼克号海难的生还者抵达纽约港并向外界讲述他们的故事前就预先建构这个“感人肺腑”的故事，给公众打进先入为主的观念和印象，并为后来大量的海难叙事提供摹本。这些“摹本”可追溯到4月16日，那一天美国报纸就开始登出一些栩栩如生的“海难故事”，如《皮特森评论报》在谈到泰坦尼克号最后发出“大部分妇孺已获救”的电报后写道：“在此，让我们停留一下，向泰坦尼克号上可敬而又具有骑士精神的绅士们——从勇敢的船长史密斯先生，到他手下最卑微的船员，再到船上那些美国名流及来自其他国家的乘客——致意，他们在面临死亡的惊恐时刻，像真正的男子汉那样退后站立，好让妇孺——不论是来自头等舱的身着睡袍、戴着珠宝的夫人，还是来自三等舱的身着棉纱衣和粗布鞋的穷妇——进入救生艇，而救生艇数目太少，这些男子的一部分将不能获救。”《纽约论坛报》甚至大胆进入死者内心活动：“史密斯船长立即命令J.G.菲利普发出紧急求助信号。他知道海水即将涌进发动机，中断无线电所需电力。他也知道备用电池不可能使信号传送太远，所以他急切地想在电力中断前发出求救信号”，“除了那些给救生艇划桨的船员，其他船员均与船同亡。据认识史密斯船长的人说，船长与他的副手们全集中到舰桥，恪守与船偕亡的海上规则，勇敢地随船一起沉入海底”，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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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具有骑士精神的绅士们”的故事令读者大受感动，因此，尽管此时卡帕西亚号尚在海上，岸上的人压根儿不知道泰坦尼克号上竟有华人，但这些故事还是让一位华商感动之余立即想到“中国规则”。4月17日，在俄亥俄州克里夫兰市，据称“美国华商会”特别代理Henry Moy Fot（显然是华人的英文名）发表谈话云：“假若泰坦尼克号是艘中国船，并由中国船员控制，那么，将没有任何妇女或儿童获救。对一艘中国船的船员来说，当船下沉时，其职责是先救男人，儿童次之，最后才是妇女。这种顺序基于这么一种理论，即男人对国家最宝贵，而儿童可以找到养父，至于妇女，一旦失去丈夫则失去依靠。”

    此番高论次日就被《纽约时报》以《中国反其道而行之》的醒目标题登出，其他报纸也纷纷转载或引用，作为“中国人的劣根性”的来自“华人内部”的证词。这份“证词”4月18日也被新泽西的亨利·凡·戴克用进布道文：“这条‘妇孺优先’的规则，在那些古代文明的历史中找不到痕迹，在今日的野蛮民族中，也没有它的权威。如果我们相信某个官方代表的说法，那么，在一艘中国船上，规则是‘男子优先，儿童次之，最后才是妇女’。对这种基于体力或者物质的野蛮规则，我们很难反驳它。一般说来，男人比女人强壮，也更有价值，对生活有更长远的打算。在物理学和经济学里，在超人哲学里，找不出任何理由说明为何男人一定要把他在救生艇里的位置让给女人。那么，渗透在泰坦尼克号上的这种规则从何而来？它来自上帝，上帝通过耶稣将这一信仰传下来。这是关于自我献身的理想，这是‘强者应承受弱者的不幸’的规则，它与基督的精神完全一致。”复兴的清教主义不失时机地将泰坦尼克号海难当做基督教国家的高度文明的又一证明。

    这种种族-文明等级论的话语氛围在人们尚不知泰坦尼克号上有华人乘客时，就预先决定了以后对这些“中国佬”的报道方式：无论他们以何种方式生还，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只能以悖逆“妇孺优先”的文明规则的方式生还——否则，这种种族-文明等级论就靠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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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18日夜卡帕西亚号抵达纽约港，生还者纷纷登岸，“生还者的故事”开始占据各报。有关“中国佬”的报道始见于4月19日《纽约时报》，但其“故事”彼此大相矛盾，如“有人讲到意大利和中国的司炉工的暴烈举动，他们从甲板跳进救生艇，踩伤了艇中的女乘客”，“中国司炉工抢在妇女们之前蜂拥而入救生艇，并有一阵子，试图用狠力从身边至少一位乘客那里夺走救生衣，乃至割断救生衣的带子”，不过“斯腾格尔夫人歇斯底里地说，她目睹了一些可怕的场面。她说，中国人和司炉工在救生艇还未从顶甲板放下时，就偷偷躲进了救生艇的底部”。

    4月20日《毕斯比每日评论》头版登出的“19日发自纽约”的消息称：“泰坦尼克号生还者中有6个中国苦力，他们在救生艇还未[从顶甲板]放下前，就躲进了救生艇的座板下，直到该救生艇被卡帕西亚号拉上甲板，他们才被发现。他们的两个伙伴因其他乘客坐在他们身上而被压死。”这个故事太过离奇，极少被别的报纸转载，因为卡帕西亚号是在将救生艇里所有生还者从软梯或悬下的布袋救上甲板后，才将海面上这些空的救生艇拉上甲板的。4月21日《华盛顿时报》则说：“有些故事还提到中国苦力，说他们在惊恐中，同时在他们的种族特性的驱使下，如何把女人推到后面，自己先登上救生艇以逃生，但从[船上的长官的]手枪里发射的子弹结果了他们的性命。”

    4月19日《米尔沃基人报》报道：“在生还者中有5个中国人。没人看见他们是如何溜进救生艇的，也没人知道他们从哪里来。”其实4月18日夜里白星公司就已将泰坦尼克号全部生还乘客名单公布。4月19日《纽约夜世界报》做了准确报道：“美国移民局今日获悉泰坦尼克号生还者中有6个中国佬。在白星公司这艘船上本来有8个中国佬。直到确认他们是否有权入境前，他们将处在监控之下。”但同日的《纽约时报》在醒目位置登出一篇由“本报记者19日采写”的《偷渡的中国佬》：“从下沉的泰坦尼克号获救的人中，有6个中国人。他们在泰坦尼克号还未离开英国港口前就偷偷溜进了其中一只救生艇，当该船撞上冰上时，他们并不惊慌失措，他们知道，如果泰坦尼克号有沉船危险，救生艇会放到海面。他们随身都带着妇女用的披巾，当他们听到船上有人大喊‘女士优先入艇’时，他们就拿披巾把自己遮起来，让船员误认为他们是女人。黑暗使得他们成功躲过别人的审视。直到他们被救上卡帕西亚号，才知他们是中国人。据说当时卡帕西亚号的一些船员要把他们扔进海里，但其指挥官们不想这么做，而是给他们带上脚镣手铐。至于这些中国佬当初为何未被泰坦尼克号船员及乘客发现，让卡帕西亚号上的人百思不得其解。今天，联邦政府官员将这些中国佬带走，而为遣送他们回国而必需的手续也正在办理中。”

    几个华人“偷偷躲进救生艇”的时间，在这里一下子提前到泰坦尼克号从英国起锚的4月12日上午。但这篇报道的作者似乎自己都不相信救生艇座板下能藏得住人，于是他让这几个华人坐上座板，并让他们每个人头上多了一条早已预备好的女用披巾，仿佛他们在偷偷摸摸登上泰坦尼克号前已预感这艘“不沉之船”一定会沉。“镣铐加身”的细节也是杜撰，从卡帕西亚号船员一直到泰坦尼克号生还者，没有谁在回忆中谈到过发生在卡帕西亚号甲板上的这群情激昂的一幕——如果真发生过，一定会在他们记忆中留下一点印象。此外，不见得每个乘客在匆忙逃生时都不忘将船票和身份证件揣在身上，以证明自己不是“偷渡者”或“逃票者”。

    据三等舱美国乘客道德尔小姐4月20日在《哈德逊观察家报》上回忆，当生还者登上卡帕西亚号后，被立即按照不同“阶级地位和能够支付的金额分别对待”，“那些显然身无分文的人，包括我和其他一些人，被安置在三等舱。在那里我们只能吃到硬饼干。我们中许多人拒绝吃这种东西，船副们见这情形，就把我们安置到二等舱。此时，我们已在下面的三等舱里与那些中国移民紧挨着坐了整整一天”。可见6个华人在登上卡帕西亚号后也立即被安置在了三等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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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船上移民作何安排，美国政府几天前就已出台“最大限度的灵活政策”。4月18日《纽约信使报》报道：“政府已作出安排，一俟卡帕西亚号到达，将允许它直接停靠到泊位。任何人不得登船，甚至海关人员或者移民局官员也不得登船。码头上有亲友等候的移民将在码头上移民局督查的关照下上岸，政府也将关照那些将被送到厄利斯岛的移民，直到弄清他们来美国的目的。”该政策在卡帕西亚号抵达纽约港后立即付诸实施，凡码头上有亲友等候的移民一律放行，而6个华人因并非移民，当晚继续留在卡帕西亚号上。由于三等舱乘客几乎都是“外国人”，给移民局带来不少麻烦。4月19日《米尔沃基人报》报道：“受命负责照管生还者的委员会在三等舱乘客那里遇到最棘手的麻烦，这些人不会说英语，对提出的问题往往一脸茫然，而且他们仍惊魂未定，又没有亲戚朋友。后来，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国际女青年学院的翻译们来了，在三等舱乘客中来回询问，并按国籍将他们分类，才算弄清这些人的情况。”6个华人的情况也肯定基本弄清，因为移民局官员通知唐纳德公司一早来接人。

    4月19日《哈德逊电讯报》报道，4月18日深夜在码头迎候道德尔小姐的人没见到她走下跳板，于是求助于在现场安慰生还者的一位牧师，“牧师上前向移民局督查官询问，被告知所有被救上卡帕西亚号的乘客都在名单中，但名单中没有道德尔小姐。督查官说：‘船上只有6个中国佬了，他们在下面舱室里。’但这一信息有误，卡帕西亚号上还有许多生还者，他们在上面滞留了一夜”。道德尔小姐终于被找到并随即下了船。6名华人也于次日一早在唐纳德公司人员和移民局官员陪护下离开卡帕西亚号。据4月20日《旧金山呼声报》刊发的4月19日采写的报道，可知他们先被送至曼哈顿拘留所，但该报道显然没注意头天夜里白星公司公布的泰坦尼克号乘客名单，在黑体字“东方人用披巾将自己裹起来装扮成女人以溜进救生艇”之下写道：“6个沮丧的男子今夜将在曼哈顿拘留所的牢舍中度过，因为他们以不光明的、耍花招的方式逃生，而异教徒的中国人却以耍花招自负。他们在泰坦尼克号还未离开英国港口前就偷偷溜进其中一只救生艇……”余下的文字一字不易地抄写了《纽约时报》上的《偷渡的中国佬》。

    这6名华人被带到曼哈顿拘留所，是为转至厄利斯岛移民站，并没有在拘留所过夜。4月20日《纽约时报》在《偷渡的中国佬》之外另有一篇同样在4月19日采写的“生还者的故事”，其中称呼那几个华人时不再是“偷渡者”或“逃票者”，而是“三等舱乘客”，显然他们的合法乘客身份此时已被证实，而且也证实他们并不像有些报道所说的那样“偷偷摸摸躲进救生艇的座板下”：“当白星公司纽约办事处于昨夜对生还者名单进行校订后，人们才知道在泰坦尼克号巨轮的三等舱乘客中有8个中国佬，其中6个生还。这6个中国佬儿似乎是在无人制止的情况下爬进一只救生艇的，尽管三等舱许多妇女随船沉下了水。这些中国佬已被移民局官员带走，并被置于对华事务局督查的监控下。据说他们都只是过境，他们在美国的过境将时刻受到移民局官员的监视。不过，眼下他们是厄利斯岛当局的客人。”这则报道因指出“6个中国佬似乎是在无人制止的情况下爬进一只救生艇的”而与人们宁愿相信或期待的太不一样，因此很少像别的故事那样被广泛转载和引用。

    4月23日《纽约论坛报》在头版刊发《生还的华人搭船离开》：“从泰坦尼克号海难生还的这6个人没有接受采访，而且他们对自己离开那艘下沉的船时船上还有妇孺一事反应冷漠。本星期六[4月20日]，他们已搭乘唐纳德公司的阿那特号离开纽约，前往西印度群岛。这6个中国佬全都大腹便便，他们藏匿在泰坦尼克号的一只救生艇座板下，当他们乘卡帕西亚号抵达纽约后，人们发现他们居然毫发未伤。就生还者的种族及数量比例而言，中国佬的生还比例是泰坦尼克号上各民族之冠。当泰坦尼克号离开南安普顿港时，它上面有8个中国佬，此行是为了在纽约港中转，到阿那特号上当船员。其中2个随泰坦尼克号沉没，其他6个则在一只救生艇正在装载妇女时，偷偷藏匿在该救生艇座板下。”

    4月25日《亚利桑那前哨周刊》在《中国人的“男士优先”规则》一文中继续引用“旧闻”，并为证明自己的观点还引了Henry Moy Fot的说法，但隐去了来源，将其变为一种“事实”：“美国男子在拯救泰坦尼克号上的女乘客的生命时所表现出来的光彩夺目的英雄主义，充分说明这一事实，即在异教土地上，对女人根本缺少尊重，只有在基督教国家，女人才在社会上拥有恰当地位。来自纽约的最新电讯说：‘2个中国苦力在救生艇还没有放下泰坦尼克号之前，就躲在了救生艇座位下。假若泰坦尼克号是艘中国船，那么，男子将最先获救。这与他们的原则以及理智一致，即对国家来说，男人比女人珍贵。儿童将排在男子之后获救，因为他们尚且年幼，可以找到养父母。最后才轮到妇女，因为女人一旦失去丈夫，则失去依靠，成了公众的负担。这就是东方哲学。藏匿在救生艇里的那2个中国佬直到救生艇靠近卡帕西亚号才被发现。他们的2个伙伴因其他生还者坐在他们身上而被压死。在此，中国的犬儒主义显得触目惊心，因为全部迹象表明，这2个中国佬一直到死连呻吟一声都没有。”所谓“来自纽约的最新电讯”早已不是最新的电讯，但它无疑是该文作者最乐于见到并引用的电讯，因为它与他的文明等级论的顽念合拍。实际上，流传至今的许多有关泰坦尼克号海难的故事版本均是“来自纽约的最早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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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泰坦尼克号几位生还的指挥官作证，海难发生后，船左弦的救生艇执行的是“唯有女士方可入艇”或“妇孺优先入艇”，右舷的救生艇则是“男女均可入艇”。8个华人乘客严格遵守规定，没有一个从左舷进入救生艇（而至少有100多个其他种族男子从左舷进入了“妇孺优先”的救生艇，其中许多是盎格鲁-萨克森男子），而且他们在“男女均可入艇”的右舷甲板上几乎一直等到该船沉没，乃至其中3人随船入水。

    与左舷对称，右舷也有10只救生艇。8个华人中，Choong Foo上了第13号救生艇。该艇是第七只放到海面的右舷救生艇，内有21名男子，包括英国作家皮斯莱，但他似乎没留意Choong Foo的存在,在当年6月出版的《坦尼克号沉没》中只转述了别人的“见闻”：“另外两只装满乘客的折叠式救生艇也靠近了卡帕西亚号，其中那只从右舷最后放到海面的救生艇里坐着伊斯梅先生。在这只救生艇里，4个中国佬藏在乘客们脚下。他们是怎么进艇的，谁也弄不清，乃至他们如何恰好在泰坦尼克号上，也令人费解，因为根据美国移民法，他们禁止进入美国港口。”尽管白星公司两月前就公布了全部生还者名单及其登记信息，但皮斯莱还在把那些“生还者的故事”当成事实用。这只折叠式救生艇（C号）里的4个“中国佬”是 Ling Hee、Chang Chip、 Lee Bing和 Ali Lam，该艇是右舷放下的最后一只救生艇（艇内有大约14名男子），在它之后，右舷甲板上剩下的最后那只救生艇（A号折叠式救生艇）因泰坦尼克号已严重倾斜及海水涌上甲板而倾覆。

    在“男女皆可入艇”的右舷，这几个华人根本没必要“偷偷摸摸躲进救生艇座板下”。这个传闻不知何来，但同在C号折叠式救生艇里的白星公司总经理伊斯梅的说法颇为关键。在美国参议员听证会上，当史密斯问伊斯梅C号折叠式救生艇里有多少男乘客时，他答道：“3个到4个。我们的救生艇离开泰坦尼克号后，又在救生艇座板下发现4个藏在那儿的中国佬。我猜他们或许是菲律宾人。他们一共4个。”但后来在英国商务部海难调查会上，他却去掉“或许是菲律宾人”，只说“艇内有4个中国佬”。

    泰坦尼克号二副莱托勒在美国参议员听证会上没提到“中国佬”，但在英国商务部海难调查会上，他谈到C号折叠式救生艇时却说：“有几个菲律宾人或中国人进了艇，他们躲在座板下或什么地方。除了他们，艇上的男子只有船员——还有我下令入艇的男子。”“我下令入艇的男子”指伊斯梅和美国富翁卡特。显然莱脱勒是在为他们开脱，但这样他就说了谎，他负责的是左舷救生艇（负责右舷救生艇的是大副默多克，后死于海难，也就死无对证了），不可能看见右舷的情况，更不可能跑到右舷来命令某某入艇。

    在美国参议员听证会上，当波顿参议员问泰坦尼克号四副乔治·诺维（C号折叠式救生艇的艇长）该艇除了船员外是否还有别的男子时，他回答：“还有伊斯梅和另一位先生[卡特]。不过，天亮后，我们又在艇里发现了4个我看是中国佬的男子，或许他们是菲律宾人。”波顿又问：“天亮后，你在座位下发现了4个中国佬或菲律宾人？”回答：“那时他们不在座位下。他们起来坐在座板之间。”但后来在英国商务部海难调查会上，诺维没提到“座位下”这一细节，只说“天亮后，我在艇上发现4个中国佬……天亮时发现他们在那里。我不知道他们怎样进来的”。

    问题是救生艇里是否藏得住人。这种折叠式救生艇两头尖，底部很浅，类似筏子。泰坦尼克号五副洛伍在美国参议员听证会上说，他指挥的第14号艇里有一个意大利人，“他装扮成一个女人，溜进了救生艇”。史密斯参议员非常好奇一个人怎么可能躲在救生艇里而不被发现，洛伍王顾左右，答不上来，只说“救生艇两端有足够的空间，而且那时场面的激动也使人不会特别留意什么。那个[意大利]偷渡者有一只胳膊或手腕折了，他所能做的就是缩成一团，坐在救生艇底部”。但洛伍也撒谎了，两头尖的救生艇恰恰两端空间最窄，且根本没有“底部”：占据两端的是两只放置救生设备及食物和淡水的座箱，与座板高度一致。标准救生艇尚且藏不了人，更别提折叠式救生艇了。

    何况每只救生艇在被掀开罩着的帆布后都得经过严格检查。洛伍在参议员听证会上说：“我们全面检查每只救生艇，数桨和桨架或者说桨叉的数目，察看艇里是否备有桅杆、帆、索具及其他一切配套设施，察看是否备有饼干，每只艇里是否有两只小木桶、两只舀水用的瓢子、两个塞子及舵叉等等。”史密斯问是否每只折叠式救生艇也必须这样，洛伍回答：“是的，每只折叠式救生艇也这样检查。”在如此狭小的救生艇里进行如此复杂而严格的检查却发现不了藏匿在艇底且足以占去几乎整个艇底面积的几个大活人，岂不怪哉——除非压根儿没藏什么人。据伊斯梅和卡特讲述，他们进入C号折叠式救生艇时，周围已见不到任何男人和女人，而艇里的座板上尚有空座，他们就坐了进去。那时4个华人已经在这艇里了，但他们没有占据座板，而是坐在艇底，这样救生艇才可容纳更多的人。

    坐在艇底比坐在座板上低许多。坐在这四条座板上的乘客的身体挡住了伊斯梅和诺维的视线，加上黑暗，他们自然看不见艇里有4个“中国佬”，直到天亮才看见他们，而他们据此就认为这些“中国佬”原先藏在座板下。C号救生艇里绝大多数乘客是“不会说英语的外国人”，他们根本没机会提供他们的证词，于是就只有伊斯梅和诺维的一面之词了。

    C号折叠式救生艇入水后不久，已极度倾斜的泰坦尼克号就沉没了，Lee Ling、Len Lam和Fang Lang随之落水，Lee Ling和Len Lam沉入海中，连尸体都未被找到，Fang Lang则死死抱住一块大木板，直到唯一返回来救人的第14号救生艇将他从海水中捞起。但在卡梅隆的电影《泰坦尼克》的最后场景中，名叫露丝的那位英国女子窃取了他的生还经历。

    据随第14号救生艇前往救人的头等舱侍者克瑙在美国参议员听证会上作证：“我们从海面的一块漂浮物——或许是一个餐具柜，也可能是一张桌子——上面救起了一个日本人，或是中国人。”泰坦尼克号上唯一的日本人是二等舱乘客细野正文，他登上的是第10号救生艇。有意思的是，他在第10号救生艇里却被误作中国人，而第14号救生艇里的救人者却都把Fang Lang误作日本人。随船去救人的二等舱女乘客夏洛特·科耶在6月2日的《半月谈杂志》上回忆道：“往前再划一些距离，我们看见海面漂着一扇可能是船下沉时脱落的门，上面面朝下紧紧贴着一个小个子日本人。他用一根绳子把自己与这块脆弱的木筏紧紧系在一起，为让绳结固定好而把绳子拴牢在一边已脱开的铰链上。我们看见他时，还以为他死了。海水每涌过他的身体，门就随着起伏。他已经被冻僵了。我们朝他喊，没有回音。艇长洛伍有些犹豫是否救起他。‘救上来也不管用了，’他说，‘他可能已经死了，即便还没有死，那还有比这个日本佬更值得一救的人。’他实际已把救生艇划开了，但很快改了主意，将艇划回来。这个日本人被拉上了救生艇。有个女乘客揉着他的胸脯，其他人则揉着他的手和脚。一眨眼功夫，他睁开了眼睛，用他的语言向我们说着什么，看到我们听不懂，他就勉力站起来，伸着手，跺着脚，五分钟就恢复了力气。他身边一个水手累倒了，再也划不动桨，这个日本佬就把他从桨手位置挪开，自己拿着桨划起来，真像个英雄，直划到我们被卡帕西亚号救起。我看见洛伍先生惊讶地张大嘴看着他：‘啊！’他低声道，‘我为自己刚才就这个小个子说的话感到羞耻。如果我有机会，我宁可救他这种人六次。’”

    7

    统计数字不能为“盎格鲁-萨克森人”提供多少道德优越感：泰坦尼克号海难生还者为705名，其中男子323人，这其中英美男子又占绝大多数（264人左右），而且他们大多在“中国佬”之前就进了救生艇。这还不包括头等舱英美乘客带进救生艇的五只宠物犬、一只宠物猪以及一只足以占据一个人空间的帆布大行李箱。但种族主义的话语特征是：当被其定义为“劣等种族”的某个成员发生不光彩行为时，就成了他所属的种族的劣根性的又一证明，而若同样不光彩的行为发生在“优秀种族”的某个成员身上，顶多只被视为这个种族的一个例外，与其种族性无关。当然，还可以通过操纵故事来实现这一点。

程巍，《中华读书报》2012年10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