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第10期《炎黃春秋》刊登了顧訓中的一篇《上海“文革”期間的軍政關係——“九一三”事件40週年前夕訪談朱永嘉》（下稱“軍政關係”）的文章，其中提到的一件事情，似乎可以為我們解開40年前林立果打聽徐景賢動向之謎，朱永嘉說：
【1971年1月6日《文匯報》發表了一篇題目為《路線、政權和世界觀》的文章。文章大樣送到興國路市委招待所張春橋、姚文元那裏時，張認為有問題，要求設法瞭解文章背景。領受任務的是曾經在空4軍服役的吳××。他回來報告說，文章與空4軍“衛東鷹”寫作組有關，是反映林立果《講用報告》的精神。後來事實證明，他所提供的是一個假情況。事實上，這篇文章與空4軍的“衛東鷹”無關，與林立果的《講用報告》也毫無關係。但就是這樣一個錯誤的信息，促使上面作出反應，要寫批評文章了，這就是發表在《文匯報》3月16日署名“方岩梁”的文章《千萬不要忘記黨的基本路線》，是由寫作組文藝組的高義龍執筆，具體是徐景賢奉命抓的，是徐下令讓《文匯報》用同樣的版面和篇幅刊登。這個過程在我們寫作組內部是公開的。然而，吳××此時卻又把與“方岩梁”文章有關的寫作背景情況捅給了空4軍“衛東鷹”那兒，被林立果認為這篇文章是個“信號”，促使林立果加速了《五七一工程紀要》的策劃。中央下發的《粉碎林陳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鬥爭》材料中有李偉信的筆供，說“林立果同他談了上海《文匯報》3月16日發表的文章”，認為這篇文章有來頭。“既然有來頭，就應該看成是信號，是輿論準備。”據此，林立果加緊謀劃《五七一工程紀要》。】
王維國與張春橋、王洪文(後排)、徐景賢在1970年廬山會議期間合影。（作者提供）
林立果已死，任何人對他的任何猜測都只能是猜測。根據《紀要》裏對“筆杆子”流露出來的勢不兩立的情緒中可以猜測，由於徐景賢和張春橋的關係，也許林立果認為從徐景賢那裏可以多少反映出張春橋的一些動向，繼而掌握“筆杆子”們的動向，所以林立果對徐的敏感，說不定是為這個緣故。
到底王維國知不知道“兩謀”呢？在《風雲》一書裏，1971年9月14號父子倆的一番對話，可以看出他一直蒙在鼓裏，甚至還不如兒子會分析——
【此時已是9月14日，全國禁航，全國開雷達找飛機。父親問我在北京遇到些什麼事，我全講了。父親反覆問我一些問題。
他問：李偉信講的誰要離開北京？
我說：林立果。
父親問：他要幹什麼？
我說：避避風。
父親問：到哪裏去？
我說：廣州。
父親說：你怎麼知道？
我說：他們要路過上海，那肯定是去廣州。因為我聽顧同舟的兒子講過，廣州為林彪蓋了個房子，廣州可以看到香港電視；廣州有個小分隊對林彪很忠。
父親說：據說有一架飛機要過來，可是到現在還沒過來。而且又丟了一架飛機。他們會到哪裏去呢？】
“913”前夜，王維國這個所謂上海的“頭”仍然不知道林立果幹了什麼和要幹什麼，直到9月20日被隔離審查。
王大章回來以後，把在北京看到和聽到的情況告訴給父親，王維國怎麼琢磨還是想不明白。如果他是上海的“頭”，參與了政變，李偉信也用不著繞著彎子忽悠王大章了，從他倆的對話裏可以看出王維國對政局一無所知，對“兩謀”一頭霧水。
王大章說：我父親問我：“到底是誰要離開北京啊？”我說大概是林立果吧。他反問我怎麼知道是林立果的？我分析說：李偉信不是講了——“要不是林副主席工作忙，我們都暫時離開北京一下”嗎？這個“都”字，就把林副主席排除了，就是林立果他們要離開北京了，林副主席因為忙，不離開北京。
王維國的確派兒子秘密去了北京，“密報”了主席和他的談話內容，但是這樣做就“是露骨的特務活動，明目張膽的反革命行為”嗎（《材料匯編》）？1971年毛澤東的南巡講話，一路上都是打了招呼的：不准記錄、不准外傳。唯獨到了杭州和上海，似無此禁令。《汪東興回憶：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中，沒有提到毛有此叮囑，汪本人也沒有要求過王維國、王洪文對主席談話不能外露，但王維國肯定明白，他之所以還冒這個風險，應該考慮過了，不管是出於政治需求還是在感情上，正如他委託兒子去北京時講的那樣，“沒有他們（指林彪一家）也就沒有我們”。
毛講自己是“路過上海”，沒有大張旗鼓地接見黨政軍負責人，只談黃、吳、葉、李、邱，不議林彪。毛究竟是累了，還是因為上海不是四野的底子，是上海幫把持的地盤？毛的激烈言辭和咄咄逼人的氣勢也較之武漢、廣州明顯平緩，總之這一切並不尋常。
我們試圖找出“密報”和“南逃”之間的因果關係，但沒有發現。
從“密報”和“南逃”兩件事情發生的時間上來看，的確如裁定書所說。但在世界上同時發生的事，或者按時間順序發生的事情比比皆是，所以不能把時間先後作為斷定事物性質、關聯的唯一標準。毛澤東來去如天馬行空，就像《紀要》上所說“深居簡出，行動神秘詭詐，戒備森嚴”，沒有人能夠瞭解和掌握他的行蹤，離開上海回北京是隨時可能的事情。奇怪的是，林立果儘管忙於策劃，但始終沒有給所謂這兩個地區的“頭”——陳勵耘、王維國下達過任何指令，明顯對毛在這兩個地區逗留的時機不重視，並不像真要動手。
有一點已經得到證實，就是本來他們是準備了幾手方案的；從林立果最後的行動分析，在所有矛盾裏，保護父親顯然已經上升為主要矛盾，這一走，是不戰而退，不具任何攻擊性，讓林立果下此決心的，與他對毛澤東政治人格的瞭解有關，對黨內歷次路線鬥爭的瞭解有關，王維國的“密報”只是再次驗證了林立果對毛的認識。
尤其林立果對王大章交代的那些話意味深長——“你回去以後跟你爸爸說，今後少提林副主席，也不要再提我”。聽上去像是勸說王維國與林家脫鉤，注意保護好自己，分明具有政治上的告別之意，絲毫沒有流露出讓王維國參與自己計劃的暗示。林立果是當著王大章的面說這些話的，說明他走的決定在見王大章之前就做出了，與王維國的“密報”沒有因果關係。而王維國聽兒子轉達這幾句含有潛台詞的話以後，琢磨良久，深感困惑：“為什麼要少提林副主席啊？”“為什麼要和王洪文搞好關係呢？”“怎麼這麼說呢？這些話是什麼意思呀？”
王維國認為自己和“兩謀”的關係是“事實上是我向他們透露一些情況，碰上了他們可能想搞政變；他們在欺騙我，利用我；而絕不是我把毛主席談話的部分內容告訴了他們，他們才搞政變的”（《遺稿》），這一說法是客觀的。（《新史記》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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