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的撰写为例
二
在讨论把笔者的研究主题拉近与读者距离的策略时，并非没有风险。笔者竭力把拳民描述为有血肉之躯的人类，其行为、信条、情感以及他们对外部世界的回应，并没有与其他区域及时代的民众有过多异常之处。此外，笔者亦没有充分关注义和团何以与众不同且独一无二，这是其中的风险。另一风险为，在使用偶然遇到的文献撰写文章时，一些个人旨趣(比如棒球)将不会被所有的读者欣赏，笔者将用一种更为隐晦的风格进行研究，而非更易让读者接受。一位坦承自己“懂得的拳民知识多过棒球”的评论者，发现笔者偶然使用的棒球史资料相当“突兀”。这本2000年出版的译本，对于它的不熟悉笔者诸多例证和对比的中国读者来说，想必更为突兀。笔者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这些忧虑，而不是单纯地认为风险有其存在的道理。你可以尽力伪装自我，用这种修辞方式把你的言说尽可能地清楚、有依据且有趣味地表达出来。但是，终究而言，为了达到历史撰写的某些特定目标，风险在所难免。如果这些风险能使我们的作品独树一帜，我们必须承担这些风险。
此处而言，笔者个人所关注的第一点即是社会心理，它将我的社会关系定义为一名历史学者，生活在这个社会中并为这个社会而书写。笔者想要表达的是第二个关注点，即是本体性质上的认识论，这将用来爬梳晦涩难懂的历史史实。事实上，《历史三调》整体上是在讨论如何探索历史知识的认知论。在此，笔者想要简短地要表达出这种认知论如何潜入我思维中的，而后表述出笔者在构建这本——此领域迄令最为厚重的——以过去历史为研究主题的著述之困难之处。
从对历史事实抱着相当单纯、强调实证主义理解向目前笔者所吸纳的更为复杂概念的转变，这一变化历程起始于笔者本科阶段时对科学这一学科的新理解。起初，笔者把科学知识视为对物质世界事实的搜集，这种积累工作应由科学家承担。对理论在科学理解中的角色，以及科学知识并不仅是单纯地积累而是有着易变的本质这种可能性，笔者均知之甚少或一无了解。当笔者首次接触如上理念时，感到大为迷惑不解。笔者原本认知中的一些固定的或确定的东西，变得稀释光滑、易变且问题重重。对笔者而言，在这个曾经进入的新科学世界中找到一个立足之地进而获得助推力，确为困难之事。
尔后数年，在历史学科上，笔者才发现自己也直面此种类似问题。一定意义上，我开始把历史视为事实材料的固定体，历史学者的任务即是去挖掘出来并阐释说明。然而，笔者在这份讲稿开篇就已指出，历史学者就是理解并诠释过往的人，现在来说，笔者对历史的发展过程及牵涉其中的问题更是有着复杂的观念。目前，与“认知”历史的其他两种方式“经历”与“神话”相比，笔者认为历史学家的史实“重建”工作与前两项认知方式上存在着持续的张力，且对大众生活来说，“重建”工作远不及此两者所具有的普及性与影响力。
在此节中，笔者将接触上文隐示的第一类张力。依笔者拙见，如同我们日常事务一样，历史学者面临的两个问题极为重要且影响巨大：其一，目前我们所追溯的历史与过去的“经历”相比仅为沧海一粟；其二，面对这些沧海一粟的史实，文化探索者——即历史学界——如何进行塑造和重塑。于是，这些问题在“实际经历”的历史和历史学者“重构的历史”间制造了张力。这种张力——特别牵涉到具体历史史实的叙述上，是笔者1984年出版的研究美国的中国历史研究一书的研究主题之一。这本书定名为《在中国发现历史》(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4年)(17)，它特别关照了历史学家的主观动因——我们的大脑思维——如何促使我们对过去的历史产生问题，而这些问题又反向构建出一个宽泛的概念方法，塑造了我们的写作。
虽然笔者在这里所提到的框架与《历史三调》大相径庭，但《历史三调》却更为集中地探讨了如上问题。1985年，在研究中笔者首次应用了这种宏伟框架，这也最终导致《历史三调》的成书。那时，笔者已然知晓自己想要通过义和团动乱来探索“事件”、“经历”与“神话”这三种探索历史史实的三种途径。但是，笔者对如何开展下去却感知甚少。前文已经提到，对这本书的“神话”部分，笔者有着相当好的理念；在历史学家的重构工作中，历史史实被看作是连贯性的相互关系的事件。然而，“经历”这部分最终是让笔者最为头疼的。
在这部分的绪论阶段，笔者分类并简要探讨了“经历”的历史之主要性质：它以感觉为基础；包含着人们的所有情感；一些琐屑之事与难以忘怀的经历并存；它对历史结果的盲目性(或不确定)；历史参与者在文化、社会与地理空间上的局限性；历史参与者的动机意识所展现出的复杂及多样性。此外，在当时文献著述作者的意识及历史参与者(或其代理人)的意识与历史学家的意识亦作出了区分。
按照初期计划，在绪论部分后，笔者将陈列数章分析“经历”的历史之性质。比如，这将设置一章阐述“对历史结果的盲目性”，搜集史料，来证明个体“经历”的模糊性质，以及这种不确定性对我们意识的巨大影响，虽然我们不知道如何对这些材料进行排序以及它们何以最终对历史进程产生了影响。不过，笔者对这种架构安排感到不甚满意，原因是它太侧重于解析而且过于抽象，而不能客观地诠释出人们的实际“经历”。如果笔者要研究“文革”中的红卫兵或者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壕中作战的英国大兵，我知道自己该怎么做，因为这些事件参与者留下的第一手资料通过杂志、回忆录、信函以及诗篇的形式，使历史学者能够感知他们的亲身经历。遗憾的是，对义和团来说，这几种形式的资料都无法寻找，参与其中的中国拳民几乎全为目不识丁之人。在外国人一方，这里有充足且让人兴奋的史料，这也是笔者极为急切使用的。但是，笔者研究的中心毕竟是中国人——拳民及与1900年事件有关系的中国人，所以笔者还不能把这些外文文献视为主要材料。
对于各位读者而言，如果诸位能够完全沉浸于自己的写作心境中，笔者表示不胜欣赏。置于这种写作心境，笔者发现自己陷入了困境，感到相当痛苦。笔者面临的问题越无法解释，就变得愈发羡慕周边的朋友或同事出版的著述以及他们获得的成果造诣。在我从事学术研究和其他事物中，每个机会均与我擦肩而过了。我不想在早晨睁开双眼，面对新的一天的到来。我心里很懊恼。不过，此后的某个夏天，在翻阅目睹过与义和团同时代的中国精英阶层留下的诸多编年史和日记时，事情开始有了转机。读得越深入，亦变得越发兴奋。多重史料证据为1900年的春夏大旱之影响、义和团的宗教以及妇女秽物败法、谣言在华北的散播以及各处时常弥漫的对暴力和死亡之恐惧，提供了细微至极且引人注目的细节。看到这些材料之初，笔者就明白了如何从自己为自己挖掘的困境中跳出来：在组织这本书的“经历”部分时，不以这些“经历”的普遍性质为中心，而是以旱灾、谣言、死亡和宗教信仰及教众仪式这些中外人群在义和团之夏所共同“经历”的历史为中心。
然而，此举也并非没有风险。笔者计划使用的史料，均来源于与拳民同时代的外国人以及中国精英阶层的描述，它们对义和团持有公开的敌意。笔者考虑，对于这些史料提供的信息，尤是与义和团的信仰与仪式相关的方面，具有多大的可信度？它们是相对精确且公正的么？又该如何正视这些偏见之处？又该如何剔除这些文中的蔑视与嘲笑，挖掘出隐藏其中的可信史实？笔者相当自信的是，下一步的做法是正确的：一些中文编年史的写作极为谨慎、在中文文献中发现的细节也在同时代的外文文献找到了佐证，虽然这两个源头的材料是完全没有交集的。但是，起初笔者还是心存忐忑，感觉到只有找出一些类似证据时，心境才会变得释然。
随着研究的推进，当笔者阅读到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些原义和团民的口述采访手稿时，这些类似证据逐渐浮出水面。这些证言须与思想意识形态相符合，这也正是当时的新中国史学家所要探索的(比如对外国教士和中国教民的骄横行为的形象描述)，其价值虽存在质疑之处，但在描述义和团的巫术宗教信仰时的史料较为可靠。曾于1900年夏初在刘十九(即刘呈祥——译者注)麾下任快枪队队长的天津地区的一位老拳民回忆说，在上战场前，能言善辩的刘十九向大家喊话：“打仗要往前顶，到了战场，神一附体就上天了，鬼子是打不着的。”(18)按照另一位老拳民的表述，天津地区另一首领曹福田带领拳民向老龙头车站进发进攻俄军时，向队伍喊话说：“凡是空手没有武器的，每人令拿一根秫秸，继续前进，到前线就会变成真枪。”(19)通过这种例证及其他类似证据，使笔者逐渐明白：虽然中国精英阶层和外国人士关于义和团“经历”历史之描述有夸大或挖苦之嫌，但通过缜密使用，其描述仍可适度相信。
毋庸置疑，通过分解史料来阐明和解释义和团，是能够解决此类问题的方法，但这并未完全解决全书研究中的所有问题。这里还存在巨大问题——基本是专业历史学科内的讨论，即带有历史学意识的历史学者能够写出没有很大程度歪曲的“经历”历史么？即使这些“经历”的历史甚至能够被我们清楚地掌握。在书中诸多地方，笔者均明确地提出了这个问题，此处不再赘述，除非在彻底实证主义者的“可知历史”与极端后现代主义的“未知历史”间存在着中间地带。这道中间地带即是认为过去的历史是真实的且能一定程度地可以察知，但对于是否能够“重建”还存在较大的困难，但作为历史学家而言，这也正是笔者研究生涯中能够从事此点工作的自我舒意所在。
三
最后，请让我提出进一步的问题。笔者刚才的言说必须要面对历史“重构”过程中的“无声之处”问题。这些无声之处通常是历史学者没有言表的担心或其他事项、写作中的迂回曲折或使用方法的来回摇摆，这些都给我们的作品打上了烙印，但就最终成品而言，这些东西隐而不露。通常，第二个“无声之处”也许是历史学者的工作程序，这一般不向读者公开说明。终究来说，这主要牵涉到技术上的问题，对于想给其读者群分享成书过程中的杂乱无序和痛苦创作的作者而言，这如同一位木工总是说正是一系列的挫折才导致了其成品的最终成果问世。笔者认为，有时候分享这种体验是非常有益的。但是，从读者角度而言，这通常分散了他们的阅读注意力。
从另一角度来说，第一种类型的“无声之处”其实是个真正的挑战，它总是很难轻易地被我们解决。如果说，能够推动且最终完成工作的个人忧虑是有益的，那么这也将不是个问题。事实上，这些忧虑并不具有良性的一面。如果它显现出恶性的一面，我们透明化的工作—我们的所想所说与他人的想法相一致——将会陷入危险的境地。因此，最大程度地披露出自己的“无声之处”，明显值得操作。但是，行难于言。有时，历史学者即使碰到了忧虑，也不愿表露出来；其他时候，我们根本没有意识到忧虑的存在。无论发生哪一种情况，在面对工作的忧虑时，我们均非对这种忧虑的性质和严重性作出最佳判断的人。最后，历史学界的后学们及其他读者有责任在实践中检验，竭力把这种“无声之处”运用在写作过程中，并认同其重要性。类似的是，历史学的每一项工作逐渐变为一个竞技场，作者和读者在其中为作品的多重释义而争鸣。可是，我用一种讽刺的口吻得出结论说，这是一种最让人匪夷所思的竞技，两方都不要想着去击败对方：作者通过出版物从头到尾地阐明了自己想要表达的意涵，现在到了读者告诉这份出版物真正所讲述内容的时候了。
注释：
(18)张金才(时年83岁)，天津西城第三代弟子，其口述见南开大学历史系1956级师生主编的《天津地区义和团运动调查报告》(未刊稿)，第123页；笔者征引的是1960年原始复印版的再版，未标注具体日期。
(19)李源山(时年79岁)，原天津拳民，见《天津地区义和团运动调查报告》(未刊稿)，第134页。
作者简介：柯文(Paul A. Cohen)，［美］，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历史学教授。
译者简介：崔华杰，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曲宁宁，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柯文，《文史哲》2012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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