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是谁保下了靖国神社？

　　当年到底是谁保下了靖国神社？香港《凤凰周刊》日前披露了其中不为人详知的全程内幕，并指出，当年，麦克阿瑟统治、改造日本时，负有关闭靖国神社的任务，但最后却鬼使神差地保留了它，如今该后悔得在坟墓里打滚。


　　靖国神社的“说情”与“改制”

　　早在日本投降前，改造日本就被列入了美国的考虑日程。作为彻底铲除日本军国主义和超国家主义土壤计划的一部分，靖国神社与明治神宫、伊势神宫将被关闭。

　　对靖国神社的性质，美国国务院战后计划委员会的报告认为：日本传统神道是宗教，但国家神道则是邪教，靖国神社是国家神道培养军国主义和具有攻击性的国家主义精神的场所，关闭靖国神社，无关乎宗教自由政策。

　　美军登陆日本不久，一队嚼着口香糖的美国大兵就闯进靖国神社，只等麦克阿瑟一声令下就放火。但卤莽的事件被罗马教廷驻日特使比特鲁神父阻止。这位出生于德国的神父与日本素有渊源，战前曾在上智大学当过院长，对日本文化颇有好感。

　　比特鲁神父劝告麦克阿瑟道：无论战胜国还是战败国，对为国捐躯者表示敬意是人类的“自然法”。烧掉靖国神社将是一种野蛮的犯罪行为，也会在历史上给美军留下一个不名誉的污点。

　　——盟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甚至准备烧毁靖国神社，但罗马教皂派来的代表、梵蒂冈特使布鲁纳·比特鲁让麦克阿瑟打消了烧掉神社的主意。比特鲁神父对麦克阿瑟说：“不管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向为国家牺牲捐躯的人们表示敬意是人类的‘自然法’：如果烧毁靖国神社的话，那将是一种犯罪行为，也会在美军的历史上留下一个不名誉的污点。……烧毁靖国神社与美军占领政策是不相容的犯罪行为。如果认为靖国神社是国家神道中枢，是罪恶的国家主义根源的话，那么应该排除的是国家神道，而不是靖国神社。”

　　今天很多人把靖国神社的存留归公于比特鲁神父的说情，实际上，麦克阿瑟当时虽未“楚人一炬”，但并未改变对靖国神社的看法。日本“太上皇”麦克阿瑟当时为改造和重新设计日本忙得不可开交，靖国神社的命运只是暂时缓一缓而已。

　　靖国神社的权宫司（负责人）横井时常很清楚联合国军总司令部（GHQ）对靖国神社的态度算，也知道GHQ要在日本鼓励宗教自由的政策，情急之下想出了一个“改制”的方案，以挽救靖国神社。

　　这个钻宗教自由政策空子的“改制”方案里，把靖国神社名字改为“靖国庙宫”，国家退出管理。1945年11月26日，横井时常向GHQ负责具体废除国家神道的宗教科科长Bunce兜售这套改制方案，时年38岁的Bunce觉得这是个Goodidea（好主意），因为，横井时常描述了“靖国庙宫”的转型后将变成像公园之类的公共设置，靠游玩消费活下来。

　　后来延续下来成为靖国神社一大特色的“慰魂节”狂欢，就是横井为证明靖国神社能迅速转型想出来的点子。为显示靖国神社和军国主义脱钩，横井还命人把炫耀皇军赫赫武功的浮雕用水泥糊了起来。


　　靖国神社的“许可证”与“国有土地不得转让”

　　1945年12月15日，麦克阿瑟发布了第448号令：禁止政教合一、废除国家神道。作为“改制”成民间宗教法人的靖国神社，基于宗教自由与其他宗教享有同样待遇，获得了继续经营的许可证。

　　但刚刚获得许可证的靖国神社，马上就开始张罗招魂阵亡者的合祀，Bunce等一干办事人员终于回过味来，原来日本人搞得还是老一套，于是GHQ立即对合祀做出限制，天皇和皇室不得出席，不得继续使用皇室的菊花纹章。裕仁天皇非常自觉地表示不出席，虽然这让组织者很失望。

　　虽然，麦克阿瑟认为，那些指责他对日本人过于纵容的盟国是受了共产党的影响，但靖国神社搞合祀的举动还是引起了他的警觉，GHQ对靖国神社详细的调查报告亦认为，虽然它已在经费来源等项上脱离了国家管理，但依然是个危险的所在。

　　禁止公开合祀的命令下达后，靖国神社的对策是合祀在私下继续进行。

　　不过，脑子里程序意识强烈的美国人虽认为靖国神社不能留下来，但靖国神社“改制”后属文部省管辖，既已成宗教法人，就宜不直接废除甚至干脆直接拆迁，而是想办法在程序上为难，令其自生自灭。

　　1946年11月，麦克阿瑟下令，靖国神社是军国主义性质的神社，不同于传统神道，故其占用的国有土地，不得直接转让给靖国神社。

　　GHQ这一釜底抽薪的政策，迫使横井时常们琢磨靖国神社如何自给自足活下去，很快，原本庄严神圣的靖国神社门前搞成了娱乐一条街，买卖纪念品、祈愿牌以及经营博物馆和电影院之类成为捐赠外的一大收入来源。

　　60年后，靖国神社挂的祈愿牌几乎全是神灵保佑升学、健康、晋级、发财、朝鲜不发射导弹之类的内容，也许，这是横井时常们当时并不真正希望看到的。

　　靖国神社小心翼翼看着盟军脸色终于捱到了冷战东西方对抗的重大转机。朝鲜战争爆发使美国占领政策彻底改变，因为日本要成为在亚洲的共产主义“防波堤”。从宪法制订、日皇的非神格化宣言、战犯的审判，再到教育和传播体系已能放心地对日本国民进行长期持续洗脑改造，日本完全朝着美国人希望的方向前进。

　　1951年9月，GHQ经研究后认为，若关闭靖国神社将导致与日本民意的冲突，因为日本民间为靖国神社发起了一拨又一拨的请愿，遂同意国有土地转让给靖国神社。


　　甲级战犯“公务死”天皇从此不参拜

　　1951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未参加的《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签定，该条约第11条规定：日本承认远东国际法庭以及其它同盟国国内法庭对战争罪犯的审判结果，日本政府无权对在日本国内服刑的战犯赦免、减刑和假释。

　　但条约生效三天后的1952年5月1日，法务部即颁布了国内关押战犯的待遇改革措施，这项改革实际上使不少战犯可以天天回家。同时，日本朝野掀起了大规模的战犯赦免运动，日本律师联合会发起的全国签名运动竟征集到了4000万人签名。日本政府也向关押战犯的同盟国提出了释放请求。

　　另一项随着主权恢复后的活动就是靖国神社的大规模合祀祭。因为在美军占领监控下，靖国神社未便于统计二战中大批死去应进入合祀的名单。

　　随着占领结束，横井时常命令用水泥糊上的那些浮雕，水泥又被重新敲掉。

　　1953年日本国会通过的《战伤病者战殁遗属等援护法》，确立补偿对象时，被处决的战犯遗族与战死者遗族同享国家以年金等形式的抚恤，这本属无可厚非，但战犯被处决被定为“公务死”（因公殉职），却为战犯最终进入靖国神社被合祀打开必然的通道。被处决的战犯被定为“因公殉职”，自然死于监狱的战犯亦属“因公殉职”，最终一并被靖国神社合祀。

　　关于合祀，事实上，靖国神社并无所谓中国人理解的灵牌，小小的靖国神社也无法存放得下246万个灵牌。所谓的灵位，是经过认定后，造册存放在靖国神社最靠里的一间名叫“灵玺簿奉安殿”的花名册。

　　战犯合祀问题随着战犯被迅速大批释放而加速。1955年，日本议会通过了《战犯释放问题》决议案，先是全部甲级级战犯被释放，到了1958年，乙、丙级战犯亦全部释放，这些人多数迅速重新回到政界和商界。譬如1957年担任首相的岸信介就是甲级战犯。


　　既然战犯可以当首相，如何就不能进靖国神社？

　　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强烈要求先辈该进入神社享受祭奠的战犯遗族，往往持有模糊而矛盾的双重态度，一方面，这些人几乎都对盟国审讯判决持否定态度，但另一方面又承认其负有日本战败或引起战争破坏之责，同时，又认为，即使有罪那也是因公行为。

　　《旧金山和约》虽不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承认，但在当时的大背景是冷战，东西方意识形态对抗统御一切矛盾，日本国内这一轮浪潮自然未被当作国际焦点问题看待，而且，在日本国内，左右翼对抗的焦点亦集中在《日美安保条约》问题上。

　　1978年10月，14名甲级战犯被靖国神社合祀，终于使靖国神社成为国际焦点。但实际上，战犯进入靖国神社始于1959年4月4日。第一批名单都是乙、丙级战犯，此后，每隔一段时间，经“资格认定”后，就有一批新的战犯夹在新增名录中被合祀。

　　不过，因战犯被靖国神社合祀“有可能造成重大误解”，影响到今后合祀的进行，因此日本厚生省和靖国神社未对外宣布。

　　“毅然决定”合祀14名甲级战犯的，是当时靖国神社的权宫司松平永芳，当时除此14人外的几乎所有战犯都早已进入靖国神社。

　　令靖国神社方面始料未及的是，甲级战犯进入靖国神社引起了天皇裕仁的不满。联合国军占领终止后，天皇于1952年恢复参拜。不过，他不再身着军装，也不再年年参拜，到1975年，总计前往8次。但甲级战犯被靖国神社合祀，天皇便终止了参拜，这一态度被延续到了今天的平成天皇。

　　不过，天皇很长时间隐忍不发，也一直未对停止参拜原因做出说明，在其病逝的前一年1988年，终于对身边的宫内厅官员富田昭彦说：“自那以后我就没有参拜，这就是我的意愿。”

　　然而，天皇临终前终于表明心迹的说法，直到2006年7月20日才被媒体披露出来，这对小泉参拜靖国神社不能不说造成了巨大舆论压力。


　　靖国神社是纯粹的“民营”？

　　战前“国有化”的靖国神社，归陆军和海军共同管辖，权宫司亦由其任命。什么人该进入靖国神社，程序上先由陆海军进行“神格检查”，后经天皇裁定，最后名册交给靖国神社举行合祀。

　　因此，对有资格被合祀的阵亡者和“因公殉职”者，靖国神社从来没有专门机构进行的统计确认。事实上，这种大规模的统计工作，只有官方组织机构才能完成。

　　战后，靖国神社迅速与国家脱钩“民营化”，与旧有的军方的统计联系被切断，但二战中日本大批阵亡者和“公务死”须进入靖国神社合祀，这种统计确定工作，实际上由厚生省接替了军方来完成。

　　当然，厚生省在程序与以往军方直接递送名册完全不同，而是采取一种巧妙的政府为民间宗教法人提供咨询服务的方式。

　　按靖国神社的惯例，战场上战死者无须遗族意愿一律进入神社，厚生省撤退援护局对战死者遗族抚恤发放名册，就自动成为靖国神社统计战争阵亡者的名册。厚生省的这部分工作，的确可认为是政府部门对社团法人的咨询服务，阵亡者是否“拥有神格”与厚生省无关。而“公务死”则复杂些，往往需由遗族提出申请后进行核查认定，而何为“因公”，厚生省的认定标准援引的是“终战前惯例”，即过去军方的标准。所以，“拥有神格”的非阵亡者，实际上至少是厚生省参与了选择的。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厚生省与靖国神社的往来是政府咨询答疑的方式，但往来的文牍格式却依循旧例。譬如，厚生省提供给靖国神社的名册是专门的“祭神名票”，无论是普通阵亡士兵还是悄悄塞给靖国神社的战犯，递送的统统是“祭神名票”。

　　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1945年12月20日，日本政府在靖国神社进行最后的临时大招魂的军方仪式主持者人贺屋兴宣大佐，在关押释放后进入厚生省，职责上继续与靖国神社对口。

　　推敲靖国神社“民营化”纯度的另外一个案例是，1956年，厚生省曾向掌握阵亡者情报的各地方政府提出“协力合祀”的要求，经费由国家负担。

　　靖国神社的“民营化”是联合国军占领日本期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产物，自然，靖国神社在生存无虞后，要求恢复“国有”的呼声一直就有，上世纪七十年代达到顶点，1974年自民党依仗席位优势，强行在众议院实施单独表决，通过了《靖国神社国家护持法案》，但旋被参议院否决，此后这种以立法促“国有化”的尝试基本消失。

　　今天，日本人早已习惯“改制”后的靖国神社，也习惯了平成天皇即位后从不出席靖国神社的例祭仪式。

　　某种程度上，今天“非国有化”的靖国神社，当年手下留情的美国人是可接受甚至是乐见的，但是，1964年病逝的麦克阿瑟绝对想不到，他死后没几年，那些战犯全被送进了靖国神社，而日本政要为了显示个性，时不时还要去参拜一下。

　　黄章晋，中国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