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崇禧痛心疾首：不追穷寇，丢了整个江山

白先勇：战后国共东北之争（6）


　　父亲的憾恨

　　1956年5月2日，父亲在台湾上书蒋中正一封密函，其中有这样一段：

　　“抗战胜利后林匪彪窜扰东北得苏俄接济占据东北战略要点——四平街国军久攻不下职奉钧座命令前往四平督师三日而攻克之当时我统帅部曾获谍报苏军约六千潜留长春故密令国军不准渡辽河职当时身临前敌关于匪情比较清楚故本上级指挥官企图曾独断下令严饬杜总司令聿明率部越过辽河追击攻占长春吉林匪所部死伤惨重溃不成军确已失去战斗能力若照职原定计划继续穷追本可将其消灭于东北境内以免该匪后来在东北接受苏军缴获日本关东军五十万人之优良装备为我第一劲敌同时我可将东北国军精锐调进关内形成重点使用剿匪军事或可改观无奈马歇尔将军受匪共欺蒙左袒毛匪强迫东北国军停止追击遂使林匪坐大反噬养虎遗患往事追忆真令人痛心疾首者也。”91

　　同年12月，蒋中正的《苏俄在中国》出版，这时距“四平街会战”已有十年。蒋中正与父亲，两位“四平街会战”的主事者，在十年后，各自追忆起这一段国共斗争的历史关键，同感“痛心疾首”。蒋氏悔恨当初错下第二次停战令，父亲则痛惜蒋中正未能及时采纳他的建议，彻底消灭东北共军，以致林彪部队坐大反噬。

　　父亲一向冷静沉着，喜怒轻易不形于色，但不止一次，我亲眼看到他晚年在台湾，每提起这一段往事时，犹自扼腕顿足，憾恨之情，溢于言表。我很少看见父亲论事如此激动，即使论到“徐蚌会战”——另一个与他纠葛甚深的战役，他也没有像谈到“四平街会战”时如此痛心惋慨。“四平街会战”，最终竟功亏一篑，一着棋错，满盘皆输，这是父亲一直耿耿于怀，到他晚年亦常引以为憾的一件恨事。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替父亲做口述历史访问，从1963年起，共访问了一百二十八次，共五十二万言，可惜还未及谈到国共内战，1966年，父亲遽然逝世。因此，来不及论到1946年的“四平街会战”，但即使如此，父亲的“访问记录”中，竟有四处提到这一个他始终未能释怀的战役。

　　综观父亲有关“四平街会战”的言论，可以归纳成几个要点：

　　(一)父亲认为国民党在大陆失败，首败在军事，而军事失败，又以“四平街会战”没有彻底剿灭共军，而让林彪部队坐大反噬，“养虎遗患”，最为关键。在这点上，父亲与蒋中正看法相同，皆认为“四平街会战”功亏一篑，不仅影响东北得失，甚至决定整个内战的胜负。

　　(二)父亲亦不便点明蒋中正下停战令之错误，而归咎于马歇尔的压力及其对中共认识不清。但父亲接着说：“当然我们在大陆之失败不能怪人，不能怨人，靠人家总是不行的。”言下之意，也认为蒋当初不应过分依靠美国，受马歇尔左右。父亲曾向蒋建议，如马歇尔责怪，可以将继续追击的责任推到他的身上，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三)父亲一再向蒋中正请命，让他留在东北，完成彻底剿灭林彪部队的计划，蒋始终不许，强令父亲返南京。所以父亲反复说蒋主席“硬”、“一定”要他回南京就任国防部部长。父亲大概对这件事始终是耿耿于怀的。

　　(四)父亲不仅力主乘胜追击林彪溃败部队，攻下哈尔滨、佳木斯、满洲里等北满主要城市，父亲更建议清除东北共军后，马上组织三百万民团以巩固确保地方治安，再抽调五个美式械备师，到关内帮助北平行营在华北“剿共”。

　　(五)父亲往东北督战，四平街攻下后，父亲下令继续进攻长春，杜聿明出示中央命令，因得密报长春    潜伏有六千苏联红军，令国军不准越过辽河。父亲判断林彪部队已经溃败，应乘胜追击，乃独断下令，严饬杜聿明继续追击，往长春挺进，并连夜飞返南京向蒋中正报告事情经过。这一段史实，在杜聿明的回忆《国民党破坏和平进攻东北始末》一文中，并没有记载，读杜文，令人得到的印象是四平街攻下后，杜聿明要下令进攻长春，反而是父亲迟疑不决，杜极力说服父亲，父亲才同意追击。我记得父亲对当时的情况曾有这样说法：他的确三番四次询问杜聿明，国军是否有把握攻下长春，当杜保证有把握后，父亲乃下令进攻，并对杜说，在南京中央方面，由他去负责。杜文中完全没有提六千苏联红军潜伏长春，中央下令国军不可越过辽河之事。既然父亲于1956年上呈蒋中正的密函中，郑重提起这段历史，尤其突出他“独断下令”的事实，蒋应完全了解当初情形，当以父亲的说法可信。杜聿明的回忆文章是被俘后在大陆所写的，他隐去这一段，而且颠倒了一些事实，可能也有政治方面的考虑。但对杜聿明这篇文章，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多所引用，所以应该澄清其错误的地方。事实上当初父亲见机独断下令追击，十分重要，因此国军攻克四平后，才得以马上继续追击，在公主岭赶上林彪部队，将之击散。对中央的命令，杜聿明不敢违抗，但父亲是蒋中正特派到东北督战的大员，才有独断行事的可能。

　　父亲于5月19日连夜返南京向蒋中正报告四平街战况后，便于5月23日急着赶回东北。父亲在“访问记录”所载，似乎是蒋临时起意要与父亲一同赴沈阳的，但既有宋美龄、张嘉等人偕往，可见蒋在那两三日内已经决定要亲自赴东北主持大计的了。他曾在给宋子文的函中说过，他去东北的主要目标之一是避开马歇尔逼他停战的压力。事实上他赴东北亲自指挥国军追击，反而更坐实马歇尔说他有意拖延停战的指责。其实当初的上策应该是，既然父亲往东北督战已获大胜，理该再让父亲独自重返沈阳继续主持国军北进攻击计划，蒋自己留在南京与马歇尔周旋，试观日后蒋能让马歇尔八上庐山，为了调停疲于奔命，他在南京再应付马歇尔两三个星期，应该不成问题，正如父亲所提，可以将责任推到他的身上。蒋与我父亲同赴沈阳后，父亲又数度向蒋请命，希望留在东北，完成肃清共军的任务，如果蒋允许父亲所求，东北的情况应该完全不同。

　　苏联撤军后，在“四平街会战”国共双方展开主力大战，东北的问题已由国际外交转成以军事为主了。这时，东北的军事主持人地位日显重要。持平而论，杜聿明在国军将领中，算是相当杰出的一位将领，后来因为东北战争失败，徐蚌会战全军覆没，而遭到各种攻击，且被美国人在“白皮书”中斥为“庸将”，但他的老上司关麟征说了公道话，他称赞杜聿明精明强干，“论学术能力，均不失为是一个好将领”。但他也认为杜作战经验不足，指挥大兵团与共军作战的经验尤其不足：“一个只能挑一百斤的人，却要他去挑一千斤，这又焉能不垮不倒？”92 中共方面既然打出共军中第一张王牌林彪来，国军也应该推出一位与林彪旗鼓相当的将领与之对抗。而且杜聿明与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因派系不同（熊为政学系），意见相左，杜时时受掣于熊。如果父亲能留在东北主持军事大计，这些都不成问题了。父亲是国防部部长，职位高于熊式辉，而且北伐时，父亲任东部军前敌总指挥，指挥过熊。如果让父亲坐镇东北，指挥杜聿明下面廖耀湘、陈明仁、孙立人这些国军中的虎将，以当时国军之气势及军备优势，“将林部歼灭或驱出东北境外”的可能性极大。

　　军事平定后，父亲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治理东北的计划，那就是：“编三百万民团，自动保卫地方。”父亲本来就反对战后贸然裁军，尤其反对解散各地方游击队及伪满军。父亲这项组织民团的计划，一定会将东北地区的游击部队及伪满军统统收编。后来陈诚下令解散东北三十万伪军，这些训练有素的军队投到林彪部下，共军如虎添翼，是后来共军在东北得胜的主要因素之一。父亲在30年代治理广西时，便以训练广西民团著名。父亲又当过八年军训部部长，练兵有丰富经验。如果让父亲在东北组织训练一支三百万的民团，这些民兵深入东北各地农村，保卫地方，对付共产党的游击队，将是一股劲敌。而且共军干部下乡展开土改，组织农民，也将遭遇这些民兵的抵抗。父亲计划中的三百万的民团，将是稳定东北的一股重要力量。后来东北国军渐渐被孤立，最后困守在几个大城，被共军包围吃掉，就是因为国民党在东北的行政系统未能够组织动员东北人民，辅助国军。军事与行政系统，各行其事，不能相辅相成。父亲建议组织民团，是颇有远见的一项计划。

　　父亲下一步计划是，东北情况稳定后，抽调五个美械装备师，重点使用，入关帮助北平行营打华北聂荣臻部下的共军，父亲认为，如此“戡乱大局或可改观”。

　　当然，这一切假设端看蒋中正当时是否愿意让父亲留在东北主持大计，而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李宗仁对这段历史有这样的看法：

　　“白崇禧本是‘四平街会战’的主要划策人，林彪败退之后，白氏即主张乘势穷追，纵不能生擒林彪，也必将共军主力摧毁。当时负责东北军事指挥的杜聿明虽同意白氏的主张，但未敢专断，陈明仁则认为战事瞬息万变，时机稍纵即逝，应立即挥军穷追，结果乃联衔电蒋请示。不意所得复电竟是‘暂缓追击’，共军因此能从容北撤。前敌将领得此复电，无不顿足浩叹，白崇禧亦颓然而返。

　　“其时纵是嫡系将领如陈明仁、杜聿明，甚至熊式辉，均不了解蒋先生何以不许乘胜追击，任林彪所部安然脱逃。我得此消息便心中有数而暗笑。我知道蒋先生不是不想歼灭共军，而是讨厌这主意出自白崇禧，纵可打一全胜的仗，他也宁可不要。”

　　“蒋先生就有这样忌贤妒能、宁饶敌人、不饶朋友的怪性格。此事说出去，一般人是不会相信的，但追随蒋先生有年的人一定会拍案叫绝，认为这是一针见血之谈。”93

　　李宗仁对这段历史的看法可能有偏颇，论述细节也有错误的地方，但他认为蒋中正对父亲有所顾忌，不愿意授权父亲在东北主掌大局，是极有可能的。这又牵涉蒋氏与父亲多年来一贯错综复杂的关系模式了。蒋氏相信父亲的军事才能，所以才会派他去东北督战，处理危机，但一旦父亲在东北指挥蒋氏最心爱的黄埔系王牌军得心应手，打了大胜仗后，还想留下来，总揽东北大权，这恐怕就不是蒋氏心甘情愿的了。蒋极重视东北，所以才会派他至为亲信但才能胆识皆属平庸的熊式辉出任东北行营主任，对他忠贞不贰的杜聿明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熊、杜等人对蒋自然言从计听，不敢有所违抗。而父亲就不那么好驾驭了。父亲“独断下令”进军长春，是有违中央蒋中正的命令的。父亲返南京向蒋报告下令进军长春这件事时，蒋“当场不置可否”，“很沉重的样子”，“‘唔！’‘唔！’连声”，蒋这些反应似乎有点不悦，他对父亲一向敢作敢为的独断作风，恐怕并不很欣赏。蒋不放心让我父亲一个人回转东北去继续指挥，所以才与我父亲同往沈阳，而且将指挥军队的大权拿了过来，亲自指挥国军北进。由父亲的“访问记录”中看来，父亲自与蒋中正同赴东北后，东北的军事大计，他似乎就无权做主了。父亲在长春向蒋请命，希望留在东北，继续指挥国军北进，蒋吩咐父亲：“6月1日国防部成立，你回去接事。你的意思，我交代杜聿明去做。”蒋的言外之意是否在告诉父亲：东北的军事已有杜聿明负责，不必你越俎代庖了。

　　1947年夏秋之交，林彪部队早已坐大反噬采取攻势，几度南下攻打四平、吉林、长春，东北国共双方形势优劣逆转，熊式辉在东北人士攻击下，势在必撤。蒋中正一度有意要李宗仁兼任东北行辕主任，因李宗仁先前曾向蒋请假赴美就医，当时蒋的方案是：李宗仁调任后，先派父亲代理东北行辕主任两个月，以便李赴美就医。李宗仁以东北形势仍照当时办法甚难挽回，固辞不就，因而改派参谋总长陈诚就任。94当时蒋中正一定已经看出当初没有接纳我父亲的请求，让我父亲在东北彻底“剿共”的错误，希望我父亲再度出马挽救东北局面。陈诚上任后，共军一连发动攻势，国军吃了几个大败仗，使吉林、长春、四平街完全陷于孤立。父亲看见东北形势急速恶化，乃向蒋中正建议：应及早放弃吉林、长春，而将东北国军主力集中于沈阳以南，打通营口及锦州之线，使国军补给不致中断，而进攻退守，亦可运用自如。95但蒋氏又未接纳，翌年，东北各孤立据点遂为共军各个击破，最后四十七万国军精锐尽丧敌手。1948年元旦，国民党中央政府颁给父亲“二等宝鼎勋章”，褒奖父亲：

　　“抗战甫告胜利，‘共匪’盘踞东北蔓延滋长，杜总司令聿明所部奉令剿伐四平街林彪匪部，旋于三十五年冬衔命亲赴前线督师，一举扫荡四平街匪军，继进军长春吉林，余匪望风披靡，溃不成军，于卅七年元旦奉颁二等宝鼎勋章。”

　　这枚迟来的勋章，事后看来，对父亲几乎是一种讽刺。蒋中正终于认清父亲在“四平街会战”立功的重要性了，但已太迟。

　　父亲在1956年上蒋中正的密函中，形容当年在东北没有追击林彪部队，任其坐大反噬，是“养虎遗患”，其为患之烈，恐怕没有人比父亲体验得更深刻、更痛切了。林彪在“四平街会战”战败后，尝到惨痛教训，利用停战得以喘息的机会，马上改弦更张，以哈尔滨、佳木斯等地为根据地，重新整军练兵。1946年年底共军已增至三十六万，1947年夏季攻势前后，增至五十万，而至1948年冬“辽沈决战”前，因收编伪满军，暴增至一百多万。96“辽沈决战”中，林彪部队将国军四十七万最精锐的军队全部吞噬，缴获国军美式军备两千辆卡车、一百五十辆装甲车、七十六辆坦克车，还有数量庞大的枪枝弹药。得到这些美式优良军备，林彪的部队已经脱胎换骨成为一支强大无敌百万之众的“四野”了。“辽沈决战”后林彪统率“四野”迅速入关攻打平津，傅作义不战而降，1949年1月31日林彪军队入北平。4月，林彪率部沿平汉路南下，当时他身任“华中军区司令员兼华中局书记”。同时，父亲亦任职“华中剿匪总司令”，坐镇武汉，与林彪再度交锋。三年前“四平街会战”，林彪是父亲手下败将，而今卷土重来，而且刚刚在“辽沈”、“平津”两大战役大获全胜，其气势自不可同日而语，而国军“徐蚌会战”惨败，六十万大军覆没，共军渡江，上海、南京相继陷落，国军士气已经全面崩溃。父亲在华中的守军约二十五万人，此时又因蒋中正下野，将国库黄金运往台湾，军饷困难，而且黄埔系的将领如宋希濂辈，骄兵悍将，竟不听指挥。此时，父亲左支右绌，情况至为窘迫，自然无法抵挡林彪强势部队的进攻，5月17日武汉失陷。父亲率军入湖南，节节抵抗，7月，因程潜、陈明仁投共，长沙陷落，父亲的军队退守衡阳，在衡阳附近青树坪父亲布下埋伏，林彪五万军队中了陷阱，大败而退。这便是国军的“青树坪大捷”，也是“徐蚌会战”后国军最后的一次胜利。但共军攻势，终不可挡，林彪部队直下粤、桂，10月14日占广州。父亲率领他的几个广西子弟兵团回家乡作最后抵抗，但此时早已军心涣散兵无斗志了。11月22日桂林陷落，12月4日，南宁失守，父亲撤离大陆，飞往海南岛，手下全军覆没。翌年4月，林彪部队攻占海南，大陆易手。

　　父亲身经北伐抗日，屡克强敌，赢得诸葛盛名，但最后竟败在林彪手里。如果当初“四平街会战”，蒋中正肯接纳父亲建议，彻底消灭林彪部队，而这一场惨痛失败原本是完全可以避免的。父亲追忆这段历史，能不“痛心疾首”？1948年冬，东北最后决战是由蒋中正亲临指挥的，他眼看着林彪部队将他最心爱的数十万国军精锐一一吞噬，他心中的感受恐怕与父亲一样痛切，所以才会得出他亲自颁发的第二次停战令是“东北最后失败之惟一关键”的结论来。


　　结  论

　　东北战争的胜负，对整体内战的影响是有决定性的。首先国军方面在东北被困住四五十万军队，因东北地区偏远，军需补给，消耗惊人。战后国民政府的支出，有百分之六十五到七十是用于军事，而军事预算中，东北战争消耗了大半。最后长春等城市被围，只有靠空投救援。1948年当时行政院院长翁文灏告诉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说三分之一的国家预算都用到东北去了。战后国民政府的经济危机本来就很大，东北战争的消耗，火上加油，是促使国民政府经济崩溃的直接原因之一。又因四五十万最精锐的国军困守东北，华北的军队不敷使用，防务空虚，等到林彪部队一入关，华北守军便无法抵挡，平津遂告陷落。东北战略经济地位如此重要，而国军又全力以赴，必欲得之，最后竟全军尽没。东北战争的失败，对当时全体国军军心士气震撼至剧，遂发生骨牌效应，林彪大军一入关，也就是国军全面崩溃的开始。林彪部队能够长驱直入山海关，一直打到海南岛，席卷大陆，成为国军第一号劲敌，亦就是国军东北败守的结果。

　　“四平街会战”后，约有四个月东北国共军之间，没有大规模的战争。在这个期间，如果东北行营能够励精图治，以政治辅助军事，组织民众，建立地方势力，如父亲所建议，组编三百万民团，以保地方，如此亡羊补牢，最后国共两军开战时，国军或许不致陷于孤立，而被共军各个击破。当然这些措施的首要条件就要看东北行营是否领导有方，组织健全了。

　　而答案又是否定的。

　　历来检讨国民党在东北失败的文献，国共双方多有论述。在国民党方面，尤其是东北人士，大都认为东北行营的领导人一开始便是一个错误的选择。战后东北军事、政治、外交各种情况复杂，领导东北行营的人选，或在军事上应是一位能够运筹帷幄、精通韬略而又声威服众的上将人材，或在政治上能够号召东北人民、唤起群众、组织群众的领袖人物，或在外交上通晓国际事务，尤其能对付俄共、能知进退的外交家。这样的人选，本来难寻，而蒋中正却偏偏选中了政学系要角的熊式辉。熊氏本身并不具备这些条件，因被讥为“不文不武”。熊氏虽然出身保定及日本陆大，早年参加北伐，但并无显赫战功，在国军中声望不高，东北黄埔系的将领并不服他。尤其他亲自指挥五十二军之第二十五师攻打本溪，损兵折将，大败而归，这是他唯一一次亲自指挥的战役，却栽了跟斗，杜聿明等对其颇为鄙夷。政治上，熊氏除了就任十年江西省主席，亦无过人政绩，尤其对东北人民，完全缺乏号召力。抗战期间，熊氏曾出任军事代表团团长，派驻美国，熊氏英语不精，与国务院甚少接触，后又因公开演讲指责美国未实践援华诺言，引起美国政府不快。当时，外交部部长宋子文在蒋中正面前还曾告了熊一状。熊氏的外交才干，由此可见。后来在东北应付苏联红军元帅马林诺夫斯基，亦一筹莫展。据说当初是由于政学系领袖张群的大力推荐，熊式辉才得到东北行营主任的职位。国民党内政学、黄埔、CC的派系斗争，又在东北重演，熊式辉对黄埔系的“天子门生”既无法控制，又排斥搞党务的CC人员。于是弄得党、政、军三驾马车，各不相属。熊式辉在东北主政近两年，在这段关键时刻，奠基工作没有做好，所以才给予共产党可乘之机。连在江西受过他照顾的东北外交特派员蒋经国也批评熊“头脑顽固”，“认为他是一个老官僚”。97当时中央党务特派员、东北人士齐世英，亦遭到熊的排挤。他对熊有这样的批评：

　　“我看熊式辉是小官僚而非政治家，有小聪明，善耍把戏，对东北根本不了解。那时中央调到东北的军队，除孙立人而外都是骄兵悍将，熊一点办法都没有，而熊又不能与杜聿明、孙立人合作。中央派到东北去的文武官员骄奢淫逸，看到东北太肥，贪赃枉法，上下其手，甚至对东北人还有点对殖民地的味道，弄得怨声载道。”98

　　东北情况恶化，熊式辉穷于应付，受到东北人士猛烈攻击因而求去。陈诚继任，意气至豪，声言不许共军有第六次攻势。陈雷厉风行，极思有所作为，然“求功心急，措置操切，反失军心民心”。99七十一军军长陈明仁，死守四平街有功，国民政府颁以最高青天白日勋章。但陈明仁却以大豆案被陈诚撤职查办，据说陈明仁返南京焚掉将军服，声言要去国府路摆摊贩卖青天白日勋章。陈明仁立大功而遭惩罚，对当时军心打击甚大。在陈诚任内，1947年共军发动秋、冬攻势，国军一连大败，损失十万人100，陈诚下台。1948年4月间，南京开国民代表大会，东北代表群情激愤，要求蒋中正主席效诸葛亮挥泪斩马谡，以谢国人。101

　　陈诚在参谋总长任内所做影响极大的一件事，便是解散东北三十万伪满军。共军将这些训练有素的军队收编后，如虎添翼。论者多以为战后不收编东北伪满军善加利用，是国民党一大失策。东北人士多持此论，例如曾为东北国大代表的于斌主教，便有这一段十分沉痛的检讨：

　　“我们在大陆的失败，始于东北的失败，而东北的失败则非纯国军在战场的失败，实为接收失败。日本窃据东北十四年，曾训练不少伪军，其在日本控制时，固为伪军，当其回到祖国时，则为爱国青年，在光复之初，一心等待收编，为国效力，结果却大部为‘共匪’裹胁而去，本已被国军击溃的林彪匪部，得此补充力量，加以苏俄移交之日军装备，短期内即汇聚成一大股有力‘匪军’，数量远过国军，人少力分之国军，纵勇敢善战，至此已无能为力。东北失败后，‘匪军’源源入关，遂导致整个大陆的沦陷……”102

　　东北籍立法委员齐世英也有同样的结论：

　　“中央在东北最大的致命伤莫过于不能收容伪满军队，迫使他们各奔前程，中共因此坐大。林彪就是利用东北的物力、民力，配上苏军俘来的日军和伪军的武器组成第四野战军，一直从东北打到海南岛。据说一直到现在，湖广一带的地方官不少是东北人，都是第四野战军的。我们的人自己不用给人用，说来实在痛心。”103

　　1948年2月，卫立煌临危受命勉强上阵，但东北大势已难挽回。而卫立煌与蒋中正对于东北国军的战略又有严重的分歧，卫主守，蒋主攻。1948年秋，最后“辽沈决战”林彪大军南下，至“锦州之役”，蒋中正亲往东北指挥，下达命令，卫立煌竟拒抗不从，两人发生矛盾，上级意见不一致，前线指挥官无所适从。先是，10月14日，锦州陷落，东北剿匪副总司令范汉杰以下七万人被俘。蒋中正严令卫立煌反攻，但卫认为锦州已陷，派军往救，恐有被共军围歼的危险，两人曾为攻或守发生争执，最后终于派廖耀湘兵团由沈阳西进，但旋即廖兵团被围，十余万人覆没。同时被围困半年的长春亦因滇军第六十军倒戈，10月27日，另一东北剿匪副总司令郑洞国以下六万余人被俘。11月2日，沈阳不守，卫立煌出走，东北全部尽入共军之手。

　　1946年初夏的“四平街会战”对整个东北战争的影响是如此之巨，但历来深入研究这一战役前因后果的专著却少之又少。探其原因，国民党方面由于四平之役下停战令是蒋中正本人铸成的大错，不便深究。当年参加过东北战争的国军将领如赵家骧等人写回忆录时，这段历史也只能点到为止。至于被俘的国军将领如杜聿明等，又有了另一种顾忌，对于共军的惨败情况，不能照实写，只好曲笔带过。在中共方面，“四平街会战”事实上是国共内战中头一等大败仗，当然不愿多加宣扬，提到四平兵败、林彪部队溃逃的情形，一律用“主动撤退”遮掩。只有许多年后，像罗荣桓等人的回忆录才偶尔说几句真话。至于国军当时没有进占哈尔滨，中共的说法通称国军已无力进攻，事实上彼时毛泽东已下令撤守哈尔滨。

　　至于外国学者，对“四平街会战”的来龙去脉及其重大意义有深刻了解的，亦属凤毛麟角。美国学者列文教授(Steven I. Levine)对战后东北问题颇有研究，他的专书《胜利的锤炼场》(The Anvil of Victory)探讨中共东北局如何惨淡经营、在东北赢得最后胜利的过程。但他论到“四平街会战”，对林彪部队溃败的实况，了解并不深入，因而得出即使国军拿下哈尔滨也“不太可能逼退或歼灭善于闪躲的共军”之结论来。李格中校(Robert B. Rigg)当时是美国大使馆武官助理，他曾在东北目击“四平街会战”经过，后来他将东北战争的历史写成《中国红军》(Red China‘ s Fighting Hordes)一书，此书常被外国学者引用。李格虽然认识到“四平街会战”的重要性，并认为1946年6月6日的停战令“不仅是东北战争亦是整个内战的转折点”，但他也误以为林彪部队能够“主动”撤离四平、长春，从容北退。当初美国政府对东北四平一役的情报的确有误，难怪马歇尔硬是不肯相信国军已将共军主力击溃的事实。其他外国学者撰写中国近代史的著作，对“四平街会战”有清楚认识的并不多，连具有权威性的剑桥大学出版的《剑桥中国史》其中“民国史：1912—1949”论述到东北战争这一段，对国军在四平一役得胜的军事意义，也大大地低估了。美国学者中，对“四平街会战”比较有见解的，迄今似乎只有两位。一位是卫特塞(Carroll R. Wetzel)，他的博士论文《虎口余生：林彪及东北四野军》(From the Jaws of Defeat： Lin Piao and the Fourth Field Army in Manchuria)对“四平街会战”的前因后果有相当详尽的论述，但此论文成于70年代初，中共方面许多资料如毛泽东及林彪之间的密电尚未公之于世，所以对于共军的溃败实况尚未能深入探讨。另一位是吉林教授(Donald G. Gillin)，除了撰写专文《蒋介石与马歇尔：1946年四平街之灾祸》(Chiang Kai-shek and Marshall： The Catastrophes of Szeping-Chieh， 1946)论述这段历史外，他在编选张嘉日记《东北最后的机会》(Last Chance in Manchuria)的长序中，对“四平街会战”的得失，有相当深入的分析，他如此结论：

　　“国军停止追击，未继续进占哈尔滨，显示东北蒋氏的军队从此江河日下。虽然数月后战事又起而且持续两年，东北国军再也无法重获1946年初夏他们享有的优势。最后，那个夏天在该地所发生的事(指蒋氏下令停战)，不仅令国军在东北失去一次军事胜利的机会，最后并致使国军在中国全盘溃败。”104

　　【注释】：

　　91. 1956年，父亲在台湾发觉座车被国民党特务跟踪，乃呈函蒋中正，诘问由来，并表明心迹。

　　92. 张赣萍，《抗日名将关麟征》，香港，宇宙出版社，1971年，第199页。

　　93. 《李宗仁回忆录》，第589页。

　　94. 《李宗仁回忆录》第571页；黄旭初《广西与中央廿余年来悲欢离合忆述》(第三十五节)，香港，春秋杂志。

　　95. 隐士(程思远)，《蒋李关系与中国》，香港，第90页。

　　96. 陈沂主编，《辽沈决战》（下），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685页。

　　97. 张令澳：《我在蒋介石侍从室的日子》，香港，明报出版社，1995年，第345页。

　　98. 《齐世英先生访问记录》访问：沈云龙、林泉、林忠胜，台北，“中央研究院”，1990年，第269页。

　　99.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第774页。

　　100. 杜聿明，《辽沈战役概述》，引自《辽沈战役亲历记》，北京，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年，第4页。

　　101. 同100，第7页。

　　102. 陈嘉骥，《认识东北》，台北，正中书局，1970年，第2页。

　　103. 同98，第270页。

　　104. Donald G. Gillin， Last Chance in Manchuria： The Diray of Chang Kia-ngau， Hoover Institute Press， P.52。

　　白先勇，《温故》（十二） 2010-04-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