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晚清为什么不谈“封建”？

　　在我对于晚清的分析之中，很少出现的词汇，便是通常意义上在论及晚清社会、经济乃至文化过程中所必要提及的“封建”、“帝制”等词。

　　要谈“封建”，则必须将真正的晚清历史拉入某种主义、某些学说的框套中去；其实这种现象不只是晚清，在我们对于任何历史阶段的讨论过程中，这都是沿用已久的惯常逻辑。然若我们按照严格意义上的“封建”而区分晚清，我们便会发现，晚清并不存在封建的成分。

　　首当其冲的在于，晚清没有真正意义上甚至是名义上的“封国”。清制吸取明末诸王割据、各自为政的教训，自“八王议政”的制度在顺治初年取消之后，所有的铁帽子王便都没有了自己的封地。世袭爵位的封号，也由原来的“指明一地，册而开府”变为了“一字而王，谕之恩荣”；原来的“察哈尔王”、“准格尔王”，被“成亲王”、“端郡王”之类的含混称号所取代。同时，自康熙以降，随着异性王在不断的降爵世袭之中逐渐消弭，“非爱新觉罗不王”的局面在皇族内部逐渐形成；至道光，开国八个“铁帽子王”只剩下了礼、郑、肃、庄这四个世袭罔替的亲爵，而后来荣恩的亲王也只有恭、瑞和怡这三个（庆和醇为慈禧册封）。至于后来，随着大清帝国的改革开放，皇族在帝国政治生活中的职能作用逐渐被边缘化，因此至我们所要关注的19世纪60年代之后，帝国便也没有了什么“封地”、“采邑”的说法。

　　这里需要说明的有几个特殊情况。一个是亲王、郡王或是贝勒、贝子加衔出任疆臣循吏；另一个是有王爵的天潢贵胄入主军机，或是充任职能部门的官员。

　　对于亲王、郡王“简拔外任”，有人认为这可作为清廷“变相封王”的证据，这样说实在牵强。以现在的英国官制为例，假设查尔斯王子如果现在出任英国某个郡的行政长官，那么，他必须经过文官制度的层层考核，绝不会因之其为国王之子而得到某种政治上的款待；晚清帝国的王爷、贝勒“外放”任职，其考察之严格，绝不亚于现在的英国王室考核。我们只需对于这些“简拔外任”的官员进行简单的梳理，便可拉出大串在中国历史上响当当的具有国际眼光的皇族精英。端方，时人而至后人皆评其为“有学有术”；恩铭，锐意用鬼头刀为帝国的国际化杀出血路的改革中坚；裕谦，温和而果决犀利的“变法”推手。这些都是世袭的“铁帽子王”，而他们被调任地方，则完全不是因为其高贵的血统。他们的上升路线非常曲折，无一不是刻苦习学，加之深厚的官场功底才得坐上高位。晚清的外放疆臣没有荫功之流，这是自道光而慈禧所达成的共识。他们不敢将地方交给可能无能，或者狂傲的亲王贝勒加以管理，在他们的眼中，国家利益远高于亲戚关系，至少慈禧明确的这么认为。

　　至于天潢贵胄充任军机，或于在京部院任上“学习行走”，这虽说无可厚非，然而除非能力非常，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也不会轻易为之。咸丰时期，奕昕为其六弟，然而咸丰却将他这位六弟“晒干鱼”直到“四哥”驾崩于烟波致爽殿；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便是奕坾认为恭王“才不堪用”。虽然这四个字带着些许保守情绪，但其用人“唯才”的初衷却不容否定。1860年慈禧超擢奕昕而为“议政王总领军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完全是因为其看透了“洋务”而至“洋人”对于帝国的重要；随着奕昕的上台，大清国的改革开放也便随之拉开序幕。

　　晚清的“王”，或者说我所关注的1860年之后的天潢贵胄，其象征性和荣誉性更大于它在帝国实际政治职能中所发挥的作用。更准确的说，晚清的亲王、郡王更相当于唐朝的“勋官”，地位崇高、说话管用但不能起到真正的行政作用。因此，在晚清谈“封建”，首先这个“封”字就说不通。“封”即将土垒起，而在土堆的旁边种树作为“界碑”，宣告采邑封君的意思；“封”特指“封国”，而清朝的“封王”，则是在前朝基础上对于文字的沿用。故我们在分析晚清的过程中，不可片面的只因其有“封”，便将其作为“封建”的佐证。这种说法既不符合通常的逻辑，也有悖于基本史实。

　　另外，我们在分析晚清的时候，往往会陷入某些特定的固有观念，亦即与“封建”有关的特定观念之中。我们曾经天真的认为晚清保守、偏执，甚至根本不想寻求开放的心态。其实，这是作为“封建”而“专制”的错觉所带来的对于历史的认知偏误。我们如果客观而认真的研读晚清改革史的相关文献，便不难发现帝国政府以及勤奋的官员们对于改革的探索。李鸿章在天津的苦心经营，以及曾国藩在宣城、安庆而至凤阳的经济建设；张南皮在两湖的教育改革，刘坤一在江苏的对外开放、招商引资。这些基本的铺垫都指向同样的改革进程，即经改-社会改革-政改的“改开”路线。不可否认，自1860年以降，我们单凭史料，便可在不加任何形而上的理论铺陈的情况下，梳理出一条明确的帝国改革路线图。说晚清“封建”、“闭关锁国”，这是对于史实的不尊重，也是对于历史进程的不尊重。

　　很多历史批评家斥责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的改革因速度太慢而“没有诚意”，慈禧的12年“预备立宪期”则更是“欺世盗民”。对此，我们不妨反观当下。我国改革开放至今已有33年，而早已提出的政改进程却在今年方才初步见出端倪；可以说，共和国的改革是谨慎而稳健的，在整改之前的准备也是为世界所认可的。我们既然可以宽容或说认可当下的改革进程，为何便对于晚清的政改进程抱有激进的想法？晚清不可能一夜之间进入“君宪”国体，更不可能随着戊戌年的“痞子运动”陷入帝国性的疯狂之中。如果按照被当代史家评价颇高的“戊戌变法”的政改思路，那我泱泱华夏早已归外邦所有。1898年夏末，康有为上疏光绪，提出了著名的“合邦”构想。意图使日、美、俄三国“收购”大清帝国，而“强我民族根本”；而这则本不难查找的史实，却在浩瀚的议论之中，被我们的史评家带着某种主义、某种特定思想的刻意淹没了。

　　我谈晚清，谈的是纯粹的史学技术意义上的晚清改革，因此不会带有某个主义、某个意识形态或者某种“眼光”。我眼中的晚清，不是社会主义学说意义上的，不是资本主义学说意义上的，也不是君主立宪意义上的，因此我的分析触碰不到“封建”、“转制”之类的字眼。我尽自己最大的所能，将投向历史的眼光放在纯粹的社会发展和政论分析上，因此，这样的分析不带有任意某些意识形态的偏见，所有的只是社会取向的思考与讨论。

　　宋儒孝南，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