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经济改革时代

　　晚清的改革开放，自1860年开始。按照小平同志的理论，也可分为三个时代：经改、社会体制改革和政改时代。恰巧的是，这三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代言人。他们分别是经改时期的曾国藩、社会变革时期的李鸿章，以及政改狂想时期的袁世凯。

　　在此，我们不得不梳理一下大清帝国的改革脉络。首先是经改时期，如果说1840年的《南京条约》尚未确立帝国政府的改革脉络，那么1860年，京城沦陷，圆明园被付之一炬，火光在送走了咸丰皇帝的同时，也为大清国送来了慈禧太后，更送来了打开国门，专心经改+的决心与信心。

　　辛酉政变之后，通商口岸的范围囊括了几乎所有的沿海一线城市。外国传教士也大可在中国进行传教，而不必受到帝国的法条之中对于洋人境内旅游权限的诸般限制；除广州“十三行”之外，其它各通商口岸，也都渐渐的开始受到西洋文化的影响，在思想上接收“洋务”的洗礼；在北方沿海城市的海湾上，像模像样的码头也渐渐的多了起来。1862年，总泊位达到27个的天津码头的正式落成，标志着这个位于天子脚下的特区，真正进入了严格意义上的以前工业文明为表征的经改时期。

　　帝国要搞经改，那么，人选自然重要。向来主张放弃路线斗争、大搞经济建设的湘军统帅曾国藩，便自然成为了朝廷的不二人选。这位向来以“剃头”著称的彪悍儒将，在经改方面也同样有着自己独到的手笔。他以自己一贯的“练兵”为起点，从军械入手，提出“西国器械”要远优于国产装备，进而，曾国藩在安庆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军工厂，著名的安庆内军械所。情形果然不出所料，装备了西洋器械的湘勇、团练，虽然没有在战阵中发挥太大作用，但至少看上去较之土气的绿营官兵要精神许多。

　　17世纪60年代的帝国官员，他们并没有关注经济走势的意识。这时的帝国官员，其心灵深处依然留存着“天朝”的影子，他们并不认为经济走向能够决定帝国命运，有的官员甚至依然信奉者明洪武皇帝的“民本”思想。他们认为只要百姓能够吃饱，官员清廉，便是国家长治久安的理想图景。而作为受到魏源等人学说影响的曾国藩，在他的意识里，我们的帝国已经到了不得不进行经改的地步；然而，他必须要让那些不懂得经改的官员们看到实实在在的好处，否则，他再想把改革做到落实，都绝无可能。

　　安庆内军械所，以及装备了其所生产军械的部队，便是他用以展示洋务的利器法宝。洋务有了，接下来的经改，才有向朝廷要价的凭据。

　　后世史家将曾国藩的“洋务”创见随同左宗棠、李鸿章的工业成果简单的归纳为简单的“由洋务的传入而兴起的关于洋务的运动”，这本身便是对于晚清经改方针的误读。所谓“洋务运动”，归根到底是一个错误的提法。在曾国藩等人大搞洋务的时期，朝廷对洋务的标准提法，以“鬼子六”奕昕二十年领班军机一贯的提法为准：“兴办洋务。”而“洋务”的背后，则是经改进程的不断加快。随着安庆内军械所的建立，安庆，这个安徽北部的微型城市，其在经济上的发展速度，已经远超同时代的二线城市。到19世纪90年代初，安庆已有“小上海”的称号。而这一切的发展，都得益于军械所的建立，以及与之相关的外资延伸产业的蓬勃发展。

　　以“洋务”促经改，这才是所谓“洋务运动”的基本内核。而曾国藩在安庆设立的“改革试验区”，则成为了晚清经改的探路石。

　　不得不提的是，曾国藩经该路线的顺利实施，其中少不了恭亲王的鼎力支持。

　　电报，一项19世纪晚期传入中国的新兴电讯设备，曾一度被帝国的臣民们视为“有悖人伦”的洪水猛兽。这样的抵触情绪，被别有用心的驿官、信使以及宫廷讯息传达的一整套利益系统所利用，使得电报线在中国的架设变得异常困难。而作为洋务派实际魁首的曾国藩，对于这样的局面所感到的，确是实实在在的尴尬。这时的曾国藩已是疆臣领袖，身兼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加太子太保衔及武英殿大学士等数个重要职位，而其机要的奏报、文牍，则仍只能通过快马传书，以所谓“八十里加急”、“一百里加急”的速度，经过十天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呈送天听；然而时不我待，洋人的照会，则往往限期三日或是更短时间内答复。不请示便直接答复，这不合适，而请示之后再给答复，则又远不能满足外交的时效。电报，便成为了唯一的缓解这一尴尬局面的可能渠道。

　　电报线架不进北京城，这是一件令南省官员无比纠结的事情。而奕昕则是坚决的站在了曾老师一边，他在自己的家里装起了电报机，并在“同文馆”设立了电报室。毫无疑问，面对这个两宫太后都要避让三分的“六王爷”，满朝上下，除倭仁这样不识时务的蠢货之外，也再没有人敢去质疑他的行止是对是错。电报就这样进了京，而电报线所到之处，其靠着电报局所发展起来的经济，也便在这时带动了整条京沪线的经改进程。

　　这只是其中太多事情中的一件小事。恭亲王支持经改，近乎是倾家荡产的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做贡献。很多人质疑恭亲王是否真的曾因湘军对美军购资金不足，而将自己珍藏的“遏必隆刀”典当兑现，而后还是在慈禧的特批之下，才将该刀赎回。这件事情虽罕见正史，然而赫德的回忆系听恭王亲口所言，应该不会有误。

　　“鬼子六”支持经改，尤以支持曾国藩最重，这也存在两个原因。首先，曾国藩是惟一一个融汇中西搞改革的洋务官员。他不因为西方的思想或者器物优良，便如上海地方官员那般彻底丢弃了中国的元素；他以儒治军、以洋务养军并以经改促民生的发展路数八面玲珑，使得各方都对其交口称赞。其次，曾国藩的幕府为帝国培养了大量的诸如李鸿章、黄翼生之类的股肱人才，这些人在太平天国平乱之后，便已受到重用，此时的曾国藩，已经成为了整个帝国近半数省部级高官的伟大导师。帝国经改仰仗曾国藩，自然是因为他的精神作用。

　　然而好景真的不长，当曾国藩的经改进入了1868年，随着曾老师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天津被曾国藩动了剃头刀，而由曾国藩开始的帝国经改，也被帝国政府自己动了剃头刀。只不过，前者的剃头刀踢掉的是带着官场腐气的坏头发，而后者的剃头刀，则不小心碰到了帝国的脖子。

　　曾国藩在天津做了两年总督，期间做的最多的事情，不是发展，而是无休止的反腐倡廉。随着天津教案的发生，曾国藩回任两江，已经渐入暮年的他再也迈不开改革的步子，而他在天津的大肆屠戮，也再难组织起如同昔日那般凝聚的人心。曾老师的经改，在这里抛锚了。

　　对于一个内忧外患的帝国政府而言，经改无疑是最为切合实际的改革切入。经改不仅是要让帝国的子民们富起来，更重要的在于为晚清政治、社会以及经济的发展建构一个良好的经济社会环境，只有环境好了，下面的改革，才能继续挺进。而继曾国藩之后出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在经改方面，则并不如其老师那么高明，他通过一系列的政治体制运作，使得帝国经改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之于对外经贸的全面铺开。帝国的经济航船，也驶向了一个属于“痞子”的社会改革时代--“李鸿章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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