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是否事先策划对林彪搞阴谋？

关于林彪事件的几个问题——读《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下）


 〔5〕该书作者说：“为了尊重毛对担任国家主席的反复推辞，林用了一个不大正式的术语（“国家元首”）以表达毛作为最高领导人的意思。”（该书333页）

    林彪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原话是“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宋永毅主编《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2006年版）1970年8月22日，宪法修改草案已经定稿。林彪在8月23日讲话中称毛为“国家元首”就是依据草案中称毛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元首”而来。这一用语实为中央正式通过的对毛泽东的称谓，并非林彪自己独创的“不大正式的术语”。当然，作者的这一说法总比某些人坚持的林彪提“国家元首”是“改换另一种用语，表达他仍然坚持设国家主席的主张”（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1月版210页）明智得多。（可参阅余汝信《1970年宪法修改草案解读》，载“华夏文摘”文革博物馆增刊第692期，2009年3月9日）

    〔6〕该书作者认为：“林立果是一名军官，尽管年轻，却已在吴法宪的庇护下，执掌空军大权。”（该书337页）

    该书作者之所以有这样的看法大概也是受到中共官方多年来夸大宣传的影响。中共官方在“913事件”后指控吴法宪“将空军的大权交给林立果”，“林立果在空军可以指挥一切、调动一切”等。但是，试问林立果在空军执掌了哪些大权？是指挥了空军战斗部队，还是任意调动了空军部队？吴法宪曾经在私下里对空军副参谋长王飞和林立果说过这番话，吴自己承认那不过就是为了讨好林彪，吴事后也觉不妥，虽然没有公开收回，但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以消除影响。从根本上来看，空军的指挥权和调度权绝非吴法宪一句话就可交出去的，事实上吴也从未将空军的大权交给林立果。吴法宪说：“事实上，关于空军的领导权、调动权，我从没有交给过林立果，林立果在空军里也没有一分钟是可以指挥一切、调动一切的。凡是懂得我们党基本常识的人都知道，不要说我这个空军司令，就是林彪要调动和指挥空军，也要经过毛泽东的批准，除了毛泽东本人外，谁都不能够在空军指挥一切、调动一切。”（《吴法宪回忆录》下卷，北星出版社2006年9月版981页）事实上，林立果只是调动了指挥了空军党办的几个秘书和他周围的几个亲信而已，根本就无可能指挥调动空军任何一个军、师、团，林立果最多也只是利用了一架256号专机，其实那也还是在空军专机师正常的专机调动业务范畴之内。

   〔7〕该书作者在林彪事件一些问题上持有西方学者经常持有的“阴谋论”的看法，但是“阴谋论”大抵都是想象和臆测，与事实相距太远。我们不妨再予以详尽的辨析。

    （一）有关毛泽东为何同意林彪在庐山会议开幕式上发表那番讲话，该书作者说：“毛为什么要同意呢？为什么要采用这种煽动性的方式呢？他相信自己对中央文革小组领导人们的批评导致了1967年的‘二月逆流’。他是不是希望现在激起类似的反应，然后以此为借口来收拾林彪及其同事呢？毛在庐山上的行为也同样让人想起了1966年他对彭真的处理。当时他赞同后者的《二月提纲》，但是不久后又对它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这一次距离他的愤怒反击只有48小时了。”（该书332－333页）该书作者怀疑毛泽东在庐山上为林彪设下了一个圈套，静等林彪上套，从而一举收拾林彪及其同党。然而，怀疑归怀疑，但却于史无据。

    林彪在庐山会议开幕式上发表讲话的直接原因是，吴法宪与张春桥在宪法修改草案会议上的争论。在8月份张春桥主笔宪法修改草案时，张对已实行多日的官方“标准政治用语”进行了删除，即“毛泽东思想是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原本是中央的正式提法，也用在了以林彪名义发表的一些文章当中。在1970年的8月13日的政治局会上，吴法宪同张春桥就草案稿再次发生激烈争吵。草案稿序言部分有一段话：“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张春桥提出：“已经有了理论基础一句，后一句可以不写了。”又说：“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是讽刺。”吴法宪不知道后一句话是毛泽东在会见罗马尼亚外宾波德纳拉希时针对赫鲁晓夫说的，而以为这下可抓住了张春桥的把柄，找到了对他们发动猛烈攻击的突破口，立刻情绪激烈地反驳：“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马列主义，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和《〈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肯定了的。这样说不是要否定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和《〈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吗？”又说：“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会议休息时，吴法宪打电话向黄永胜通报情况。会后，陈伯达又邀吴到他家里进一步磋商，最后由黄永胜向正在北戴河的叶群作了汇报。叶群在电话里告诉黄永胜：林副主席听了很高兴，夸吴胖子“放炮”放得好！（《毛泽东传》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1569－1570页）

    张春桥为何敢于向林彪作挑衅，笔者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张春桥自忖其背后有江青的支持，而江青的背后当然就是毛泽东。另一个原因是他们对中央工作格局的不满，江青等极左派们认为文革初期打倒刘少奇的斗争中他们出力最多，本应取得更多的权力，但实际上九大之后他们权力仅仅局限在文化宣传领域，政治方面的权力却十分有限，国家的主要权力集中在周恩来手中，而周恩来又得到林彪和军委办事组的大力支持，张春桥等人即使执掌了文宣方面的权力，但依然受到林彪和军委办事组的制约，想发个中央文件都不能如愿以偿。面对九大后的政治局势，江青等人当然心不甘、情不愿，一有机会就要发难，只有不断挑起新的斗争，才能将已经大大趋缓的文革运动再次推向新的高潮。林彪之所以在庐山会议开幕式上发表针对张春桥的批评的讲话，就是要对江青等人的为所欲为有所节制和批评。正如文革史家程光所言：“1970年8月23日九届二中全会开幕，林彪在讲话中不点名地批评了‘张春桥’们，是前不久‘八一’社论和十天前吴法宪和张春桥争吵的继续，是林彪直接对江青等人一系列挑衅行为的回答。是对文革派在‘九大’后抵制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干扰和破坏团结的批评。事情是文革派挑起来的，对江青不便明着说，只好指向张春桥。庐山之争已成必然，只是以什么题目、用什么方式爆发出来而已！”（程光《1970年庐山会议背景的研究》，载《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下册，香港田园书屋2007年版，还见丁凯文主编《百年林彪》，明镜出版社2007年版）

    毛泽东不可能预见到吴法宪和张春桥会在宪法修改草案问题上发生激烈的争执，也不可能预见到林彪会站出来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批评张春桥，因而毛泽东不可能预设圈套让林彪来钻。事实上，林彪自己是否在会议上发表讲话批评张春桥也还有些犹豫，而在陈伯达和叶群的鼓动下，林彪终于站上了批张的第一线。笔者曾就这个问题作过论述。（丁凯文《庐山会议的斗争与毛泽东处理林案之我见——兼谈所谓“林彪集团”》，载《记忆》第11期，2009年1月11日）林彪在讲话前向毛作了请示，得到毛的许可。据陈伯达回忆：“在九届二中全会正式开会前，林彪单独和毛主席在一个房间谈话，周总理和我，还有其它人，在另一个房间等待，等的时间不短。他们谈完出来后，大会开了。……散会后，我去问林彪，他的讲话是否事先同毛主席商量过。林彪说，他的讲话是毛主席知道的。”（陈晓农编纂《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阳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版374页）吴法宪从叶群处得知，开会前林彪请示毛说：“有一个问题，想请示一下主席，就是在宪法修改小组会议上，张春桥反对提天才，不同意写国家机关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思想，公开反对，……”而毛表示“这个要讲一讲，要批评，但是不要点名。”毛还说“这个张春桥的后台一定是江青，一定是她搞的”。吴法宪说：“这个讲话的大体内容，毛泽东事先是知道的，而且也是表态同意了的。”（《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卷793页）以往召开的中央全会上，在开幕式上从无中共中央主席和副主席都不发表讲话的先例。林彪要求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乃合情合理之事，并非什么“突然袭击”，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所以林彪一提他要讲话的内容，毛泽东马上就意识到林彪的用意，随即表态“这个要讲一讲，要批评，但是不要点名。”可见，毛泽东并非不同意林彪讲话，毛关心的是不要“出格”——即“不要点名”，要将“批评”限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如果是毛泽东预设圈套的话，应该是毛泽东鼓动林彪讲话，要求林彪去批评张春桥（事实上，这既不合逻辑，也不合当时的政治情势），而非反过来林彪向毛表示要发表讲话。因而，“阴谋论”一说在此是站不住脚的。

    （二）该书作者另一处“阴谋论”是，“汪在其回忆录中声称，在毛盘问他关于国家主席的事时，他的解释是听到陈伯达的讲话后昏了头。人们会怀疑：为什么毛会在与自己如此密切的关键岗位上保留这样一个不可靠的官员。主席将痛斥陈伯达。为什么不痛斥汪呢？大有可能，汪做了主席希望他做的事情，而他自己还蒙在鼓里，即煽动起人们对于中央文革小组残余者们的情绪，让毛有借口打掉忠于林彪的军队派系”（该书334－335页）该书作者似乎认为，汪东兴在庐山上被毛泽东当了枪使，被毛所利用，毛泽东不仅给林彪预设了圈套，还利用了汪东兴诱骗众多的中央委员们上当，参与拥护林彪打击张春桥。然而，这一“阴谋论”依然于史无据。

    汪东兴在庐山会议前后所扮演的角色，笔者曾有专文予以论述（丁凯文《论汪东兴与林彪事件之关系》，载《百年林彪》，明镜出版社 2007年版），文革史家余汝信也撰文予以论述。（余汝信《汪东兴九届二中全会华北组发言解读》，载《记忆》第23期，2009年5月20日，又见《华夏文摘》文革博物馆增刊第704期，2009年6月8日）汪东兴曾经是铁杆的林派，不仅与林彪和军委办事组有密切的来往，思想上有共鸣，且积极参与了庐山会议上的倒张活动。可以说，汪东兴几乎就是林彪在毛泽东身边的“卧底”，毛泽东及其周围人员的一举一动都会由汪东兴传达给林彪。有意思的是，汪东兴这个“卧底”并非是林彪有意发展出来的，恰恰是出于汪自己的主动。因此，汪东兴实为林彪为首的军队派系的一个关键人物，这一点毋庸置疑。然而，问题的关键是，毛泽东是否事前就知悉汪东兴与林彪及军委办事组之间的密切关系，毛泽东在庐山上为何放过汪东兴而将陈伯达一举打倒？

    笔者认为，毛泽东从事政治斗争的经验极其丰富，炉火纯青，在抓大的问题和主要矛盾方面尤其老道。庐山会议上针对张春桥的斗争，毛泽东马上意识到这是由于林彪讲话而引起，下面搞得沸沸扬扬，根子却在中央。对于张春桥，毛泽东必须加以保护，否则一旦毛泽东松口，张春桥立即就会倒台，连带着张春桥从事的活动以及其它文革极左派也可能落马，文革成果由此不保。对于林彪也不能贸然予以批评，林彪是毛泽东自己在文革中扶植起来的接班人，批林会导致思想上更大的混乱，对于政局的稳定尤其不利。而陈伯达是唯一可以被牺牲的人，陈伯达是从文革极左派分裂出去的文人，本身没有什么政治实力，转向林彪的军队一方更多的是因为政见上的共鸣。为了抑制这股反文革极左派的浪潮，拿掉陈伯达是代价最小、见效最快的办法，毛泽东不缺“秀才、文人”，张春桥、姚文元都可以随时取代陈伯达，打掉陈伯达对林彪也是一个警告，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因此，陈伯达成为庐山会议上首位蒙难者，这完全出于毛泽东的政治考虑。毛泽东为什么会放过汪东兴？笔者认为，毛泽东并不清楚汪东兴与林彪方面的密切关系，一来，汪东兴并未卷进政治局内部关于宪法修改草案的争论，未曾与张春桥等人形成直接的对立和斗争；二来，汪东兴也从未涉入政治局内具体的工作，自然也不会与张春桥等人发生冲突。汪东兴是毛泽东与中央政治局之间的枢纽，是个负责上传下达的“御前行走”。毛泽东本人又有先入为主的习惯（这一点毛泽东的私人医生李志绥有很传神的叙述），汪东兴主动检讨，推卸责任，洗刷自己，得到毛泽东的认可。另外，无论是公事还是私事，毛泽东还非要汪东兴去办理不可，故毛泽东放了汪一马。这点，江青曾予以证实。据参加庐山会议的徐景贤回忆，王洪文曾问江青：“东兴同志为什么要这样发言？他是毛主席身边的人。”江青则说：“哦，老汪吗？他也收到了一份语录材料，不过他事先可不知道那些人的活动。那天在华北组的会上，听了陈伯达的发言，不知怎么搞的，他的头脑发热起来，就说了那番话。老汪他已经向主席作了检讨，那份语录材料也上交了。”（徐景贤《十年一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219页）江青在自己圈子里讲话不必藏藏掖掖，是江青带着张春桥、姚文元在庐山上向毛泽东告的状，由此引发了毛泽东的激烈反应。如果江青和毛泽东知悉汪东兴与林彪和军委办事组的真实关系，他们一定不会放过汪东兴。日后汪东兴积极与军委办事组划清界限，嫁祸于人，李雪峰、郑维山的倒台以及王良恩的自杀都与汪东兴有密切的关系。“913事件”后汪东兴更是落井下石，积极主动地要求抓捕黄吴李邱，并充当林彪专案组的负责人。粉碎“四人帮”后。汪改变了毛泽东对黄吴李邱采取软禁的作法，而将他们关进秦城监狱，将党内矛盾变为敌我矛盾，这些都是汪东兴为了掩盖自己行为所采取的卑劣手段。由此而观之，汪东兴在庐山上的言行是主动的，自觉的，是庐山上斗争张春桥的主角之一，绝非是被毛泽东当了枪使。因此，“阴谋论”在此是说不通的。

    （三）该书还有一处“阴谋论”是，“从后来发生的事件来看，人们有理由怀疑毛希望通过废除国家主席一事捉到林彪的马脚，即假定林以为自己作为接班人，也应该像刘少奇那样担任这一职务。这种可能性得到下述材料的佐证。……”（该书329页）“从毛对待彭真、刘少奇、邓小平和其它人的政治游击策略来看，更有可能的解释是：主席有意诱使林彪接替国家主席一职，让其名声赶上毛的地位，自己先表示默许，日后还可以斥责其人是野心家，即垂涎于国家主席的宝座——林彪死后，批林的材料给林按的正是这个罪名。由于林彪坚决拒绝这一职位，这一计谋没有奏效。在庐山会议上，毛继续实施这一策略，对林彪大加勉励，并做出了有关张春桥和江青的暗示。”（该书340页）

    毛泽东有无引诱林彪出任国家主席的意图和言行？目前并无任何资料可以支持，于逻辑也不通。诚然，1970年3月，汪东兴曾代毛泽东传话给中央政治局，毛泽东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设国家主席，我的意见是不设。如果大家认为要设的话，那么由谁来当这个国家主席？我毛泽东是不当了。如果要设国家主席的话，也只有林彪同志来当。’”随后汪东兴请军委办事组诸人去汪家闲聊，汪再次说起毛泽东的话“要设国家主席的话，只有林彪同志才能当。”说者和听者都很兴奋，都认为这是毛泽东对林彪的信任和关怀。（《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卷775－776页）但这绝非是毛泽东的真心话，否则毛泽东也不会在后来改口说可以让董必武、陈永贵当国家主席。毛泽东几次主张不设国家主席，一来自己不必出任这个有名无实的职位，二来也堵死了其它任何人对该职的觊觎。文革史家余汝信对此作了进一步深入的辨析：“毛坚持不设国家主席，但国家元首的位置不能空置。《草案》给予毛泽东一个国家元首（条文中称之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元首’）的名份，毛是欣然接受的，否则，由一个党的主席统率国家军队，在国际上无论如何都是不符合惯例的，真真正正是‘名不正，言不顺’。”“毛泽东只是说不设国家主席，但他从来没有说不要国家元首，且他心目中的国家元首永远是他自己。……在毛看来，国家元首代表了国家军队的统帅权，毛是牢牢紧抓不放的。此外还值得注意的是，林彪虽是毛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是全国全军的副统帅’，但并没有被加上‘无产阶级专政的副元首’的尊号。元首是唯一的，仅仅就是毛一人。”（余汝信《1970年宪法修改草案解读》，载“华夏文摘”文革博物馆增刊第692期，2009年3月9日）

    事实上，所谓的“设国家主席”问题在庐山会议前后，并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这不过就是宪法修改草案当中诸多议题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央政治局就宪法修改草案准备了两个方案，一个是有国家主席条款，另一个是没有国家主席条款，最终通过哪个版本的草案要视毛泽东的态度而定。连大陆的党史教材也不得不承认“设不设国家主席这本是可以研究讨论的问题，不能因为毛泽东讲了不设，别人就不能有不同意见。”（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208页）林彪在庐山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亦未曾主张毛泽东出任国家主席，事后毛泽东猛烈批判陈伯达，吴法宪等人回京后被迫作检讨也与国家主席问题不沾边。事实证明，“设国家主席”绝非林彪的什么“政治主张”。

    毛泽东视自己为国家元首乃天经地义，这也得到其它中央领导人集体的拥戴，毛完全没有必要对林彪来个“引蛇出洞”，毛泽东将自己担任国家主席比喻为“放在炉火上烤”，难道林彪就不会这样认为吗？毛又有何把握林彪一定就会上钩呢？庐山会议上出现的斗争出乎了毛泽东的意料之外，毛泽东对林彪问题的重视始于此次会议，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遂逐步采取措施压迫林彪一系军人作检讨，对军委办事组采取“挖墙角、甩石头、掺沙子”的办法拉出来、打进去，予以分化瓦解。说林彪自己想当国家主席不过就是1971年8月毛泽东南巡途中给林彪量身订造的罪名。正如余汝信所言：“所谓国家主席问题的争议，是林彪事件发生之后才着力渲染出来的！”“将党内正常的不同意见归结为某一位领导人的‘反党政治纲领’，是毛在党内斗争中惯用的手法。显然，国家主席问题，不过是林彪事件之后用以打人的一个工具。今天回过头来看，国家主席问题，不是林彪的心病，恰恰是毛泽东自己的心病。毛坚持不设国家主席，声称‘我提议修改宪法就是考虑到不要主席’，恰恰反映了毛不可告人的阴暗心理——刘少奇当过的，毛决不会再去当，毛不当，别人也不能当。总之，中国只能有一个主席，不能有两个主席，文革前曾有过的两位主席在《人民日报》头版上并列的情形，不能再发生，不管那另一位是姓刘、姓林、抑或姓其它什么！”“所以，指称‘林彪急于想当国家主席，抢班夺权 ’，无非都是些莫须有的罪名。”（余汝信《国家政治体制建设史上的一次大倒退——1970年四届人大的筹备与夭折》，载“华夏文摘”文革博物馆增刊第597期，2007年9月11日）因此，该书作者所持的“阴谋说”并无坚实的证据和合理的逻辑。

丁凯文，网刊《记忆》第5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