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17日 星期三

晚清最大的“三年自然灾害”中的李鸿章与江苏士绅


  1876年,晚清史上最大的“三年自然灾害”由陕西祸起,蔓延而至大半个中国。因为时值夏秋,岁在丁戊,故史称“丁戊奇荒”。


  旱情并不可怕,更可怕的是旱情背后的灾民和流民。1876年秋季,因为华北、东北大部粮食绝收,大量的灾民背井离乡,开始了行乞度日的流浪生涯。东北的灾民首先流落到京津地区,而华北的灾民则顺黄河而下,跨过鲁西南,朝着江苏的方向滚滚而来。

  当时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是向来凡事有方的疆臣领袖、“痞子”李鸿章。

  首批灾民于丁戊十月左右到达京津。为了防止灾民进入京城,吃空北京的粮食之后转战天津,李鸿章在关内附近设置数十个粥场,并以粥场的方向为引导,引导着灾民的行进路线绕过了北京,进而保证了京畿的应急粮食储备;当灾民进入天津,李鸿章则利用其可以调拨全国粮食储备的特权,为灾民在天津设立粥场四百余处,并迅速而顺利的将天津的粥场制度化、社会化,使得东北流浪抵津的灾民滞留在了津郊;只有极少数人演化为真正意义上的流民,在少荃通向皖北的粥场路线的指引下,顺江而下,继续流浪。

  对于这次大旱,朝廷的反应是及时的,李鸿章的反应也是迅速的。在东北出现灾民伊始,帝国政府便在第一时间划拨了专项资金进行赈灾,并及时授予少荃以“全权”调拨国家粮食储备,一则赈灾,二则防范流民的泛滥。而李鸿章则在接到旨意之前,便上奏两宫,要求给京畿及天津、河北等地调拨赈灾粮,并从山海关内开始设立粥场,赈灾并阻截南下的灾民。而到第一批灾民入关的时候,李鸿章的“粥场系统”已经全部设立妥当。全力赈灾之余层层布控、严防死守,因此,北地的灾民在到达京津之后,不仅没有给京畿地区带来巨大的麻烦,更没有激发大面积的流民现象。

  灾后人的视野中,体制上的“转制”与“独断”成为了粘贴在晚清政府身上的两个永远也揭不去的标签。然而,这种体制在如同全国性的大旱这样的关键时刻,其优越性也不容小觑。正是因为政令的统一,其在这时的两市调拨速度才创造了完全的奇迹。当时很多的外国驻华公使都对李鸿章这样的办事效率感到惊奇,更对于李鸿章的行政能力感到敬佩。赫德曾这样评价这一时期的李鸿章,称李鸿章是中国政坛的“勇气”与“能力”。

  丁戊年,中华大地上似乎流年不利。北旱南涝,使得全国粮食告急声声,各地府县官员的请援奏折雪片一般向京城飞来。除东南沿海各省以外,几乎所有省份都陷入了狼狈之中。在京的官员们看到了各省的赈灾情况,看到了各省的粮食缺口,同时,他们的余光也瞥见了那个令他们不寒而栗的情况:陕甘、云贵、两湖地区,已经出现了大量的流民,并且这些流民,正朝着苏沪皖的富庶之地缓缓前进。

  情形已经十分危急。对于当时体制下的帝国政府而言,灾年最怕的不是灾民,而是因灾离乡的大量流民。他们吃空了一个地方,便随着被吃空城镇新增的灾民,到下一个地方去吃,吃空了再换一个地方。如此往复,使得帝国的灾民数量成基数倍增长,而帝国粮仓的粮食储备也随时存在着全线告急的危险。加之这些流民很少愿意回乡务农,或当地还未下雨、土地龟裂,即便回乡也是白搭。因此,吃掉的粮食不能再长出来,而对于当时的大清帝国而言,这样的窘境只要从当年10月持续到次年8月,整个国家的粮食安全便将受到严重威胁。因此,赈灾的同时防止流民四溢,后者也许较之前者更加关键,其形势也更加严峻。

  1877年的江苏巡抚吴元炳,咸丰进士,河南人。帝国的官僚队伍之中少有的河道专家、军事政工专家。

  早在饥荒爆发伊始,吴元炳便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1876年底,他责成江苏各级府县,自徐州开始设立粥场。层层防范,唯恐灾民顺江东南,继续涌向闽浙,进而造成更大的灾难。吴书记这番良苦的用心,在开始并不为徐州地方官员所理解,他们反问省府,要求给出解释:灾民距离江苏上千里地,江苏何必要设立粥场?对此,吴元炳很难回答,他只能用自己带头捐钱的方式将这个问题转化成为了善与恶的简单判断。面对这样的情况,徐州的粥场才能顺利的逐步设立。

  事实证明,吴元炳的预期准备无疑是充分考虑到了灾荒程度的英明之举。丁戊年尚未接近尾声,第一批自陕甘而来的灾民已经涌入了徐蚌境内,粥场的供应限度瞬间便达到了最大负荷。徐州以南的清江,吴元炳在此设置了17个粥场,收纳灾民45000余人,然而粮食告急,还是供不应求;再往南,吴书记在扬州五台山军营旧址设立了11个粥场,收纳灾民42000余人。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堵截流民,吴元炳的粥场设计的类似监狱一般,粥场周围四面挖掘壕沟,并砌上围墙,只留一门,许进不出。待到大旱过去,甘霖降下,这些灾民便都领到了回乡的路费,而被及时疏散。

  然而这并不是吴元炳抗旱赈灾的全部方法。在吴元炳的号召之下,江苏士绅们发起了自觉自愿的抗旱就在运动。这些穿着绸缎,操着吴越口音的江南商人们,他们驾着马车,抑或骑马,携带者万两银钱走出江苏。来到灾害源头,发钱、发粮食。这样的做法,在维护了“和谐江苏”良好形象的同时,也深入贯彻落实了中央的“防流”政策。灾情就地解决,不蔓延、不扩散,更不造成流民泛滥,并且如同雪球一般越滚越多的尴尬局面。一时间,江苏士绅阶层的良好形象,在全国都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作出号召江苏士绅走出家门、挺进灾区决定的吴元炳是有远见的。他清醒的认识到了流民形成的真正原因。帝国政府长期以来的赈灾政策一贯缺乏更加清醒的思路。灾民出现并且走出了家乡,那好,如同中医上的“导引”功夫一般,设立粥场,以将流民引导至可能有粮的较富裕省份,而后较富裕省份变成较贫困省份,新的流民便与先前的流民一起冲向下一个省份,这样循环往复,等到天灾过去,国家的粮食储备再从零开始。与其如此大费周章,不如将钱粮直接送到灾害地区,这样既解决了灾害进一步蔓延的可能性,又有效的遏制了流民的无线扩散。基于这种想法的吴元炳与李鸿章的赈灾政策表现出了明显的不同,尤其有别于少荃的围追堵截。吴元炳想到了从源头上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源头防控、就地化解矛盾。因此,“江苏士绅进灾区”的活动才如火如荼的高了起来。

  但是,尽管苏浙沪以及京津的官员都在不断的努力,然而灾难的庞大,已非当时的帝国能力所能有效遏制。整个“丁戊奇荒”,全国死亡人数近千万,仅江苏境内,便达近百万。最严重的陕甘地区,据说某些地方的死亡人数按村统计,因为若是数起人头来,其数目的惊悚度不会亚于当时的任何一个不平等条约。

  这是帝国史上最大的一次灾荒,也是对帝国经济改革进程的一次巨大检验。李鸿章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而江苏的赈灾故事,则流传至今,千家唱颂。帝国病了,而帝国的官员们,则在这样举国的病痛之中,展现了一个正在走向人性化、理性化的良好形象。

  宋儒孝南,共识网,原标题为《“丁戊奇荒”中的李鸿章与江苏士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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