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毛主席而战——文革重庆大武斗实录》序

这本书有三个关键词：毛泽东、武斗、造反派。（造反派至少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稳健派，另一类是激进派。前者反对武斗，后者主张武斗。本文所说的造反派指的是后者。参见周伦佐《文革造反派真相》，香港：田园书屋，2006年）它们组成了一个历史纽带，纽带的两端是人——发动文革的伟大领袖和追随他的亿万激进群众；中间是事——大大小小的武力冲突，以及由此带来的伤残、尸骨和坟墓。通过对这些人物、事件的详实叙述与精辟分析，作者为文革的主体阶段（1966---1969）梳理出了一个不可动摇的逻辑链条。

这个逻辑链条为我们揭示了毛泽东、武斗和造反派三者间的关系——毛泽东既是造反派的后台，又是造反派的杀手；既是武斗的支持者，又是武斗的终结者。武斗是中共操控的群众运动所达到的最高形式，对于毛泽东来说，武斗是他完成“天下大乱”的工具——1967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接见阿中友协代表团对此做了坦率的说明：“要打就打，我主张打。他要打嘛，不是我要打。凡是打得厉害的地方，解决问题比较容易。北京不疼不痒，太文明了。”
利用这个工具，毛泽东达到了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支持革命左派，重新建党建政的目的。时至今日，很多当年的亲历者仍无法理解，1968年春，在中央已发布了禁止武斗的“九五命令”，号召大联合，且大力“围剿派性”的情况下，为什么全国上下会再次掀起“全面内战”的高潮。本书作者通过严密的考证，为我们揭开了谜底：早在1968年4月，毛泽东就制订了对付武斗的“四不方针”——“不怕乱，不管，不急，不压”。这一未曾公开的“战略部署”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和北京卫戍区停止了对清华大学武斗的干预。

“在武斗愈演愈烈，死人的事已经不断发生之后，处于劣势的四一四总部组织人马到北京市中心去展开‘文攻’。但是，无论他们采取什么手段：奔走呼号、游行示威、静坐抗议，甚至抬尸游行，要求中央和北京市采取措施制止清华武斗，实行军管，中央和北京市就是不闻不问。”作者引用了清华大学四一四“理论家”周泉缨的话：“中央的这种政策的存在，实际上是在支持蒯大富，让他放开手脚，坚决果断地用武力解决414派的问题，从而一统清华大学的天下……”

作者随后指出：“在毛泽东还指望他所欣赏的‘左派’能够以武力强行征服对立派的时候，‘无产阶级司令部’是不可能为制止武斗采取真正有效的措施的。而各地的造反派，特别是被当地驻军认定为‘左派’的一派群众组织，正是受到了这种秘而不宣的“战略部署”的纵容和鼓励，才得以把‘全面内战’的野火燃得更为炽烈。”（本书第八章第五节）

对于造反派来说，武斗具有多种功能——它是扩大势力的途径，是压倒对方的砝码，是革命意志的试金石，是报仇雪恨的英雄榜，是人民战争思想的实验场，是“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浪漫曲……。而这些功能大多是以“自卫”为号召，为借口的——为悼念两位“死难烈士”，1967年8月2日，在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主办的《8?15战报》（第三十四期）以头版头条的位置发表了《踏着烈士的血迹前进》的编辑部文章：“血淋淋的事实告诉我们，敌人是不会放下屠刀，也不会立地成佛的！当敌人举起大刀、长矛、枪支向我们进攻的时候，我们不能祈祷，不能哀求，恰恰相反，我们必须武装起来，照样办理，拿起大刀！拿起长矛！拿起枪支！拿起一切可以拿起的武器，自卫！自卫！！自卫！！！”（本书第七章第三节）

然而，直到文革结束，人们才发现武斗的另一个功能——它是“造反派历史上最黑暗最荒唐的篇章”。（周伦佐《文革造反派真相》，香港：田园书屋，2006年版第95页）它在为毛泽东取缔群众组织提供了充足理由的同时，也给造反派的履历涂上了不可磨灭的反人道污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徐友渔认为，“手执长矛、冲锋枪，杀红了眼的造反派”与“德国法西斯的青年纳粹运动十分相似”。（徐友渔《自由的言说》，长春：长春出版社，1999年，第139--140页）

作者无限感慨地告诉我们，在“彻底否定文革”的口号下：“当年在重庆的许多学校、工厂，在一些重要地段的街心花园或花圃（如市体育馆、朝天门码头、上清寺转盘、杨家坪转盘、嘉陵江大桥头等地），都曾修建有武斗‘烈士墓’。但是后来都被平毁了……那些年轻的‘烈士’或曰‘冤士’，曾经满怀豪情地‘为毛主席而战’，最终却死无葬身之地。”（本书尾声）

在文革研究中，造反派与毛泽东的关系是最复杂也最有争议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作者似乎倾向于“利用说”，即毛泽东利用了造反派。大陆文革学者周伦佐不同意这一观点。在其富有创见的《文革造反派真相》一书中，周氏颇有信服力地提出了“契合说”，即造反派与毛泽东具有某些“利益契合点”。周氏认为，一方面，毛泽东具有鲜明的“非制度化”个性，“喜欢支配人而非遵令行事，喜欢建立团体而非隶属其下，喜欢制定行为规则而非受其束缚。”（周伦佐《文革造反派真相》第176页）另一方面，毛泽东怀抱着以“兴无灭资”为表象的，逆历史潮流而动的社会理想。（出处同上，第186页）造反派身上有两个东西，“一是年轻人青春期特有的非制度化倾向，二是下层民众反抗政治迫害和等级歧视的冲动。这正是文革中民间造反行动与毛泽东政治行为之间的两大契合点。”（出处同上，第194页）文革之初，是造反派与毛泽东的“蜜月期”，毛泽东打倒刘少奇的政治目的，与造反派反等级、反迫害的心理相契合，从而上演了一出毛泽东批判资反路线，造反派驱逐工作组，抢夺“黑材料”，抗击保守派的活报剧。毛泽东要摧毁各级修正主义，重新建党建政，与造反派的反官僚、反权威的心理相契合，群众组织遂风起云涌。然而，这个“蜜月”是短暂的。其原因和过程，本书作者为我们做了生动的描述和令人信服的剖析。

与许多有识之士一样，作者对造成武斗的思想源头做了深入的思考：“组成武斗队的多是热血青年，他们都是在‘文革’前十七年接受的‘无产阶级政治’教育、‘革命传统’教育，从小崇拜的是解放军英雄，他们的许多行为方式，其实都是在模仿小说中或电影里的红军、八路军、解放军。”十七年教育的核心是阶级斗争，它制造的是以阶级划分为基础的社会等级观念，培养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仇恨心理，淬炼的是“一怕不苦，二怕不死”（钱理群语）的“革命英雄主义”情操。这种观念、心理和感情如浸油之薪，只待星星之火。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犹如一把烈火，投向了红旗下长大的一代，浸油之薪轰然而燃，大火熊熊，迅成燎原之势。武斗就是这燎原大火释放出的最大能量——既然这场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那么，武斗就有了强大的理论支持。作者精辟地指出：“在这里，当年的造反派已经把自己比作昔日与执政的国民党作斗争的共产党了。与之相应，对立派显然就被视为当年的‘国民党反动派’了。当时两派都是这样认识问题的。这也是武斗得以打起来并且越打越大的思想基础。”作者提醒世人，正是十七年的洗脑，将这些热血青年推向了互相残杀的荒谬境地。

在研究文革的中外著作中，此书是第一部研究武斗的专著。武斗是群众组织的行为，群众组织是群众运动的产物，此书的可贵之处在于，它为大众心理学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我曾这样设想，如果作者转换一下角度，以其丰厚的史实积累、独到的问题意识和执着的钻研精神，对这些群众组织和群众运动做一番社会心理学的研究。那么，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有另一个第一部——第一部研究文革群众心理的专著——摆在我们面前。它将为文革研究开辟新天地。它将与国际接轨，提升、深化文革研究。

法国大革命，德国法西斯，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无一不是群众运动的产物。经过欧美学者的不懈探索，社会心理学家发现了这些运动的共同点：在群体中，越是激进的口号，越容易被接受；越是简单化绝对化的思维方式，越受欢迎。一个胆小、善良、理性且守法的个体，一旦成为群众运动中的一员，就完全可能变成另一个人，一个目无法纪，杀人放火，狂热偏狭的暴民。还有，一个制造冤狱的群众运动，同时也会成为净化道德的教堂，那些在广场上向反对派行凶的恶徒，在自己的队伍里则是一位道德高尚之士……。（出处同上，第194页）

这些可以称之为定理的心理症侯，在文革中随处可见。我们由此可以解释：为什么毛泽东的最新指示——那些含糊的、混乱的、没有分析和限定的只言片语，会成为群众运动的指南。为什么重大八一五中的稳健派呼吁放弃武斗的理性之声，群众置之不理。反之，激进造反派毫无理性地两次冲击保守派改过自新的会场，却得到了广大民众的支持和拥戴。为什么在重庆大武斗中，双方的专业武斗队都清廉自律，除了享受“供给制”的待遇外，没有任何“物质刺激”。他们看不起参加武斗多记工分的农民，对睡在身边的女性秋毫无犯……

历史真相的探求始终饱受政治、经济、文化的多重压迫——史料严密封锁，会议严禁召开，文章无处发表，书刊无法出版，有单位者常受领导打压，无单位者颇烦国安“关照”。商家用“红色经典”谋利，学府却奉文革为禁区。官府鼓吹“一元化”，历廿年而不减；文人趋附“主旋律”，经“六四”而不悟。电视以百家之名，行一家之实，逃避至古代文史之中；有司以名利为饵，驱学者入彀，歌吟于紫台魏阙之侧。掩盖真相，歪曲历史，鼓吹遗忘已成为学界的“潜规则”。

正是此种语境造成了这样的奇观：经历文革者，滔滔者天下皆是；直面浩劫者，寥寥然举世罕有。而矢志研究者，则凤毛麟角。这些“毛角”之人，在世人眼里是怪物、畸零人、不识时务者。在官方那里，则被视为捣乱分子、不安定因素、心怀叵测之徒。就是在这样的氛围里，何蜀在供职糊口之余，以搜集文革史料，研究文革历史为职志。数十年如一日，默默耕耘，成果累累。其著述文章，纵不容于时，但必将久传于世。

北京 枯柳树，2008-7-6

启之，网刊《记忆》第56期。本刊发表时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