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亲王的“党争”突围

　　辛酉政变，使得慈禧与慈安走进了政治的核心，而恭亲王也踏着“顾命八大臣”的鲜血入住军机，成为了这个庞大帝国实际意义上的首脑人物。但这个首脑并不是好当的，恭王到任军机第一天，麻烦便找上门来。

　　这天卯时左右，军机章京文祥与几名亲兵抬着一个箱子走进刚刚履新的奕昕崭新的办公室，他告诉我们这位年轻的亲王殿下，箱子里装的，是各地臣僚写给肃顺、载源、端华以及景寿的“效忠信”。

　　按照中国官场的固定思维，肃顺等人倒下了，曾经向他们宣誓效忠的人们也必将随之倒下。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就在不远前的咸丰初年，当穆彰阿倒下的时候，包括两江总督保胜、兵部侍郎诺敏在内的半朝勋臣都被统统拿下，咸丰帝由此而将朝中要职悉数撤换成为自己的亲信。而作为“穆党”对立面的恭王的老师祁寯藻，则因其在朝野地位崇高，兼之其在穆彰阿当政期间刚直不阿，进而被朝廷加授太子太傅、内国史院大臣，督授恭王学问。青年的恭王，在其老师与穆彰阿的角力之中，对于“政治地震”之后由“大清洗”所带来的恶劣影响有了切身的体会。而现在，同样的问题摆在了奕昕的面前。帝国官员队伍之中那些想要看笑话的人们，裹挟着两宫的畏惧之心，提出了要“整肃”帝国官场的请求，又一场大清洗，也许就在眼前。

　　然而这时的状况，确乎不太适合帝国政府在大规模的“政治地震”之中，再度出现涉及面很可能无比广大的政治浩劫。政治需要稳定，帝国需要改革，社会需要开放，这是《北京条约》所带给朝中有识之士的明确声音。时局不允许任何人再以洗清“肃党”的名义大肆株连，进而将满朝经历都牵扯到对于吏治的整顿中去。因此，对于放在恭王眼前的那十几箱从肃顺府邸查抄出来的来往信件，恭王想好的处理方法只有一个字：烧。

　　大火不仅烧掉了肃顺熏天的权势，同时，它也烧掉了一场潜在的政治风暴。《清朝野史大观》上说慈禧闻听这些信件全部烧毁之后气的七窍冒烟，然而《起居注》的真实情况却是，慈禧与慈安在西暖阁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两宫甚慰”。

　　对于这时已经熟稔政治逻辑的慈禧而言，她再也不会傻到希望在一场政变之后再来一场更大的政治浩劫。首先，她没有必要用这种方式为“六爷”扫清最后的行政障碍，进而使得成全满朝上下不知道有端康太后，而只知有恭王“六叔”的局面；其次，如果大肆株连，那么帝国的屠刀将砍掉半个中国的红顶子，对于已经意识到洋务而至经济体制改革重要性的慈禧而言，没有人为这样的改革做事，或说没有人为能做这件事情的恭王随心摆布，这比任何尴尬的事情都会使她苦不堪言。因此这时的慈禧，在处理“党争”的问题上，与恭王站在了一条战线之上。他们叔嫂联手，尽最大努力稳定朝局。

　　但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860年10月底，军机处接东南前线紧急军报，两江总督何桂清弃守常州，向沪杭方向逃去。两江总督“出缺”事小，而由此造成的苏锡常全线失守，问题就大了。11月，太平军已经直逼上海，这座已经开埠了二十年的近代化城市，将会遭来灭顶之灾。

　　何桂清，恭王府“乾底”的包衣，被奕昕一手提拔，辛酉年时已然官至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何总督的出逃，明摆着是给刚刚上任的亲王殿下一记重拳，恭王府的奴才也不过如此嘛。何桂清这样，那么文祥如何？宝鋆又如何？帝国的出路在恭王府，难道恭王府邸可以重用的“寻找出路之人”，就是何桂清之流？

　　帝国的党争逻辑，在这里再一次爆发出了其潜在的威胁性。未曾建树的恭亲王，首先面临的是这样的不怀好意的质疑。大家都希望以此而羁縻这位不可一世的青年王爷，从而取消其在朝野之中的威慑力。朝堂上的红顶子们想得很清楚，恭王怎么可能忍痛割去自己的“心腹”，而屈就于帝国“正义的声音”？一番推脱下来，何桂清的命肯定保得住，然而恭王的政治生命，也将就此卡壳。

　　出人意料的是，接到军报的恭亲王，在第一时间将军报上“绅民阻其弃守，总督何枉杀无数”等语用朱笔圈出，并连递两道牌子进宫奏请两宫恩准恭王所请：杀何桂清，并且是就地正法。

　　这一刀下去，朝堂之上立时便安静了。人们看到了恭王的铁面，面对国家利益，恭亲王不惜断臂，也要整肃战时临阵脱逃，并且还在途中屠戮百姓的自己原来的“亲信”。朝廷大员们终于知道，恭王也姓爱新觉罗，天下是他们家的，这位年轻的亲王殿下不关注眼前的蝇头小利，他要的是大手笔。


　　面对肃顺党人的“历史遗留问题”，奕昕用一把大火，烧出了一个稳定的朝局过渡，从而保障了自己以及两宫在政变之后的顺利接班；面对自己心腹的临阵脱逃，奕昕用一柄钢刀，杀出了自己执政道路上的一片寂静，更杀出了帝国改革道路上可能存在的老旧障碍。一放一杀，恭王的“党争”突围顺利完成，大清帝国改革开放的航船，也由此升帆起航。

　　宋儒孝南，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