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达文件——插队东沟回忆之一

在中国人的生活词汇里，传达文件，是一个出现频率挺高的词，即使我们当年在那穷乡僻壤之处，也时不时会有“传达文件”。印象深的有那么几次。

1971年10月某一日晚上，大队郎书记来到集体户，神秘兮兮地对我低语，“明天早上在村口集合，到南山上地质队去开会”。我听了不禁好奇，开会就开会罢了，为何要到山上去开。那年，都传闻在东沟的南山山岗上，发现了铜矿。延边地质大队派了一支二十来人的小分队，在南山上挖槽子取矿样。他们就在南山顶上搭了活动板房，在山上安营扎寨。第二天，大队的几位党员，民兵连长，团支书记，再加上我这位知青代表，就结伴缓缓向山上走去。到了地质队的营地一看，还挺有意境的，几棵高大的松树下，坐落了三栋墨绿色的板房，有点别有洞天的味道。其中一栋是地质队的伙房加食堂，会议便在食堂召开，参会的除了东沟的干部，还有地质队的一些骨干。

大家坐定下来，就由地质队队长传达中央文件，文件的内容是中央关于林彪叛国事件的通报。大家一听都难以相信自己的耳朵，面面相觑。当年大搞领袖人物的绝对权威，形象工程，林彪是一人之下，亿人之上的人物，是被呼“永远健康”的副统帅，是写进党章的接班人。平时言语，对他都不敢有半点不敬，搞不好都会惹祸上身。他怎么会和“叛国”两字连起来，还葬身蒙古温都尔汗。当年，我自己，还有那拨朴实的农民，政治上都是很幼稚的，听了这事，绝对是对我们价值判断标准的一个颠覆。大家想不明白，也不敢问，只是竖起耳朵听，生怕听漏听错一个字。中午，地质队招待我们在山上食堂吃了饭。下午还安排了讨论，大家都不敢说什么，主持会议者也是小心翼翼作些引导，大家只是在心里打鼓:中国出大事了。后来，1976年我听到四人帮倒台的消息，是作为延边财校的新留校的老师去延吉市郊区帮忙，在田间收割大白菜时听到的。想想作为平头百姓，听到70年代中国政坛的两件大事的地点都是挺奇特的。1977年我参加停止十年后恢复的高考，吉林省的作文考题是《伟大的胜利——难忘的一九七六年十月》，我就写了后一场景的所感所想，结果得了高分，助我进了武汉大学。

又一次在山上地质队食堂听传达文件， 是一份关于刘少奇“大叛徒、大工贼、大内奸”的中央文件。那时刘少奇已打倒多年，所以听了以后没太大的震惊。只记得那份中央文件很厚，有不少照片和交待记录稿的影印件。记得文件中提到，刘少奇历史上有三次“叛变”，据交待，30年代，他作为华北局书记曾被捕，当时中央为保持实力，让部分在狱中的中共高干假认罪，假悔过，以求释放，听后感觉到政治之复杂。还有文件中提到刘少奇先后五次结婚，对受共产党多年纯洁教育的年轻人来说，听后也觉得不可思议，心想高级领导人原来是这样的啊。

再有一次，是传达中央关于批林批孔文件，这时我已入了党，并当了大队党支部的宣传委员。因为这一文件涉及到儒家法家之类，还有一些关乎古汉语的知识，要传达给整天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让他们听得明白，确实很有难度。我和郎书记先到公社集中培训了两天，　也是听得云里雾里，我问老郎搞明白了没有，他也是光抽烟，不言语，最后说：照本念呗。
   回到大队，为表示重视，全大队专门放了一天假，大伙不出工，在大队的礼堂里，由我给老乡传达宣讲中央文件。开始，社员们觉得新鲜，也来了不少人，哩哩啦啦坐了半礼堂，还有些孩子以为有什么新鲜事，也跑来凑热闹。当年传达文件，没有麦克风，也没投影，大家手里也没个文本，就凭我一个人，声嘶力竭地在台上讲那干涩的内容。不多时，平时辛苦劳作的老乡们便开始趁这难得的机会，开始打瞌睡，也有溜号的。孩子们一听无趣，便在场子里追逐打闹。因为肩负重任，我也不敢怠慢，还得逐字逐句念念，时不时还解释一下。一个多小时后，我看众人实在进入不了角色，便开始偷工减料，时不时跳过一段，舍去一页，两个小时后，总算把那文件传达完了，实在是一次艰辛任务。不过，那一次我倒是记住了一些林彪引用古人的条幅和词句，如“悠悠万事，唯此为大”，“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等，也对中国历史上儒家和法家代表人物的观点有了些了解，对于基础教育残缺的我们，这倒是意外的收获。

     记得有一年将要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要选当届的吉林省的全国人大代表，发下来一本候选人的全名单和他们的基本情况介绍（单位、年龄、职位、出身等），让基层酝酿讨论，现在回想来，我就记住了三个人，一位是时任吉林省革委会主任王淮湘，初中文化程度（和我们当时一样），一位是吉林大学的唐敖庆教授，化学家， 出身地主（哦，地主家庭出身的也可当选人大代表，有盼头了），另一位是长春光机研究所的王大衍研究员（不知为何记住了他）。文革后这后两位都是大名人，成了院士，唐当了吉林大学的校长，王当了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主任。王淮湘则没那么幸运，1977年他因“四人帮”案被免职，后来还被开除了党籍。话说回来，尽管当时也是走走形式，但不管怎么说，那年头，连这么底层的农村农民都能看到省代表的全部名单和基本情况，应该说民主还算是实行得可以的。时隔40年之后，我作为一位教授，在上海，中国著名的高校工作，每次上海市参加全国人大的代表是哪些人，什么情况，我们是不得而知的。也不知中国的民主进程是进步还是退步了。
 “传达文件”是中国政治生活中特有的现象，而对当年东沟“传达文件”点滴的回顾，也折射出那个年代中国政治的乡间映像。
2012.3.2

薛求知，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