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中日二战后命运，着实让人感慨良多：战后的中国，可谓趾高气扬——因为战胜日本，为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突出贡献，中国这个向来为人瞧不起的“东亚病夫”一下子成了世界四大强国之一，不仅取消了大部分不平等条约，还由原来的无地位任人宰割的半殖民半封建国家变成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日本呢？战后，作为战败国的日本被美国独占，国内更是一片废墟，经济遭受毁灭性的破坏，物资匮乏，失业剧增，通货膨胀，人民生活极端困苦，明治维新以来的现代化成果几乎化为乌有。面对当时的经济困境，日本的第一部《经济白皮书》曾无奈地承认：“政府、企业、家庭皆有亏损”。当时中日在国际上的地位可谓一个在九天之上，一个在九地之下，不可相提并论。
然而，几十年过去后，却又是另外一幅“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的景致：先看日本，据统计，1960年～1970年间，日本的工业生产年均增长16％，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11.3％。1968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超过联邦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号经济大国。1986年，日本的黄金储备达到421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1987年，日本的外汇储备超过联邦德国，居世界首位，1988年，日本的人均收入达1.9万美元，超过同期美国的1.8万美元。1988年，根据权威的美国《商业周报》统计，世界排名前30名的大公司中，日本占了22家。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日本开始谋求政治大国的地位。1972年，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在记者招待会上说：“日本跟着美国脚步走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同时，日本在日美同盟的前提下展开了所谓的“多边自主外交”。1972年9月，日本和中国恢复邦交。1982年上台的中曾根康弘首相在多次场合公开声明，日本还要谋求做一个政治大国，在国际事务中有更多的发言权，并积极争取得到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席位。7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军费逐年增加，成为美国重要的战略伙伴。反观中国，数字表明，1955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4.7%，到1980年变成2.5%。降了将近一半。中国大陆1979年人均GDP才达到416元（人民币）。1978年世界银行年底的报告中，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索马里、坦桑尼亚为伍排在倒数第20位，还属于世界上最贫穷落后的国家。连华国锋在1978年2月26日的第五届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也不得不指出，“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在国际地位上也乏善可陈，直到1971年，在26届联大上，才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结果重返联合国。为什么中国播种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而日本这个闯下战争大祸又被打得踉跄大败的倒霉蛋又何以短时间内就咸鱼翻身，成为世界经济强国？谁为为之？孰令至之？
这里面原因当然很多，比如战后日本一心一意谋发展，我们却专心致志打内战啦；中日的文化背景民族性不一样啦；国际形势与地缘政治啦……然而，我们也许更该关注的还是中日两国背后各自大国的作用——这两个大国就是苏联和美国。
应该指出，中日两国地位发生逆转的关键点是1950年的朝鲜战争。对日本而言，朝鲜战争不仅拉近了它与美国的距离，它还因此摆脱了经济困境，走上复兴。战后的最初几年，为了尽快摆脱困境，日本政府曾绞尽脑汁，试图通过种种途径恢复经济。尽管这些手段有一定效果，但通货膨胀等问题却愈加严重。然而，二战后东亚地区冷战局势的发展，却成了日本经济复兴的有利国际环境。1948年后，美国当局开始考虑把日本作为远东的反共堡垒，于是改变对日本的政策，转而开始扶植日本恢复经济：不但一再削减日本对美国的战争赔偿(到1954年干脆一笔勾销)，将已拆迁的各种日本工业设备也全部发还，还向其提供恢复生产所急需的资金和物资。朝鲜战争的爆发后，日本更成了一个可以向朝鲜战场上的“联合国军”提供物资及劳务的重要基地。美国首先开始在日本大量采购军火和给养，这对当时苦于需求不足的日本经济无疑是一剂强心针。据粗略估计，日本在朝鲜战争期间，仅从提供商品和劳务得到的“特需”收入，就占了同期日本出口总额的一半。在极短的时间内，日本自1949年以来积压的近1500亿日元货物很快销售一空，而诸如纺织、钢铁、机械、造船、水泥等行业，也因为得到大量订货迅速恢复发展。当时经常出现这样的情景：驻扎在日本的美国军需官将日本纺织公司的经理们叫去，发出紧急命令：“急需做帐篷用的帆布，赶紧送来！”日本经理诚惶诚恐地答道：“我们没有厂房，也没有将工人集中起来加班加点住的宿舍。”美国军需官不耐烦地一挥手说：“那么，你们马上就建工厂、宿舍，资金和材料由我们提供。”于是很快，新厂房建好了，机器也安装好了，工厂开始昼夜加班，开足马力生产。据统计，在朝鲜战争期间，日本在军用物资方面的收入累计高达10亿美元，如算上其他方面的“特需”收入，则达36亿美元。在1950年至1960年十年间，这种特需订货累计额达到了610.7亿美元。在当时，这数字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都是一块巨大的“蛋糕”！很快，“吃饱”了的日本在1956年通过政府《经济白皮书》正式宣布：“现在已不再是‘战后’，我们现在面临着一个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局面，在恢复中求发展的时代已经过去。”
而中国则在这场又斯大林忽悠起来的战争中损失惨重，因为志愿军装备落后、战术落后，所以整个战争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官方承认的牺牲人数为36万，外界估计在36到70万之间，其中正团以上干部187人、师以上24人、军以上干部6人。除人员外，经济上的损失格外让人心痛——中国开支战费62.5亿元人民币，消耗作战物资560余万吨。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刚从连年战争中缓过一口气，正是百废待举的时候，朝鲜战争每年花掉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２０％！举一国１／５的财力进行一场战争，其残酷性可想而知。更不幸的是，中国还因为苏联的援助而背上了一身债务，到５０年代末仍未还清。这对于一个经济基础薄弱的国家来说，其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另外，这次战争，以美国为首的军队得到了联合国授权、他们是在抗击金日成的侵略、得到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支持，有正义之师的名衔；新中国则是在联合国决议下背上了好战者、侵略者的骂名，不是国际地位提高，而是国际地位急剧降低、名誉扫地！本来中国参战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要尽快加入联合国，战争的结果却是中国更加脱离了国际格局，加入联合国的梦想一拖就是２０多年。这场战争，还直接导致中国在战争以后的几十年里的荒谬和闭关锁国状态的形成，几十年光阴白白浪费了。一直到今天，中国还在品尝这颗苦果，任何国家搞发展，国际社会都能理解；惟独只要中国稍有发展，国际社会就一片“中国威胁论”的叫声，严重影响到中国的发展环境。同时，中国还背上了朝鲜这样一个包袱，数十年如一日地为它擦屁股，为他输血。可谓冤大头一个。
当然，更重要的还在于：日本在美国占领下，迅速刷新国内政治，走上现代民主政治之路，1945年6月11日，美国国务院、陆军部和海军部协调委员会制定了《战后初期美国对日政策》的SWNCC150号文件。文件提出要铲除日本人心目中的军国主义思想和极端民族主义思想。这个委员会在随后的文件中进一步提出“必须鼓励日本人民培养起争取个人自由，尊重基本人权，特别是宗教、集会、言论和出版自由的愿望”等内容。这些文件在经过大量文字修改后，经美国总统杜鲁门批准，于9月22日公开发布。根据《战后初期美国对日政策》的精神，美国占领当局颁布了一系列旨在促进日本政治民主化的命令。9月10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对日本政府下达了关于言论和新闻自由的命令。26日，又下达了取消一切通信自由的限制，并鼓励日本人民批评政府的政策。10月4日，盟军最高统帅部颁布了题为《撤消对于政治自由和其他自由的限制》的命令，废除了日本所有限制基本人权的法律和法案。这项命令后来被人们称为日本的“人权法案”。10月4日，占领当局发出了“废除对政治、民权及信仰自由的限制”法令。10日，又释放了全部在押政治犯。战后美国对日本的改造对日本来说是继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又一次大变革。如果说前一次变革（明治维新），是基于西方压力作出的反应与选择，那么第二次变革（战后改革）则是扫除日本军国主义，摧毁前“大日本帝国”而进行的全面强行改革。“明治维新”是日本主动从西方引进君主立宪的专制制度，而战后改革是西方社会向日本强行导入现代民主制度。
而中国则一头扎进苏联怀抱，全力以赴地实行所谓“一边倒”政策。其实，在建国之初，西方大国都对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充满善意。1950年1月，英国、法国都表示要同我国建交，1月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声明：“过去四年来，美国及其他盟国亦承认中国对该岛行使主权，美国对台湾或中国其他领土从无掠夺的野心。现在美国无意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利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亦不不打算动用其武装力量干涉（台湾）目前的局势。美国政府不会走一条导致其介入中国内部冲突的道路。美国同样不会给福摩萨（台湾）的中国军队提供军事援助或出谋划策”1月12日国务卿艾奇逊又表态把台湾划出美国的防御圈，甚至明说没人能保证它不受军事攻击。这其实是告诉我们，美国想同新中国修好。如果以中国国家利益为原则，就应该抓住这个时机，建设独立的中国国家利益需要的外交。然而，对这样一些有利于国家在一个宽松的国际环境下进行建设的呼吁，毛泽东则异议拒绝。为了他的“一边倒”能实现，毛泽东于13日批准中国征用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兵营（当然苏联除外）、接收并征用美国经济合作总署留沪物资，以及把美国驻华使领馆全部挤走。他马上将此决定特意告知苏联，并说明他的目的就是“把美国的领事代表驱逐出中国”，“努力拖延美国承认中国的时间”。其结果是导致中国在较长一段时期几乎与世隔绝的闭关和半闭关状态。对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很少了解，一切以意识形态划线，四面出击；在国内阶级斗争扩大化。关起门来无穷无尽地搞斗争，使国家经济几乎达到崩溃的边缘，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形成了与世界发展的巨大反差。“一边倒”外交政策的实施不仅使新中国在经济援助、外交等方面倚重苏联，并且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的某些方面也照搬前苏联经验，产生了许多弊端，走了许多弯路。同时也加剧了中美关系的冻结程度，限制了中国外交向纵深的发展。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中国面前的改革开放道路实际上是一条“脱苏入美”的道路，实践证明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毕竟，跟着好人才能做好人；跟着流氓，就只能做二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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