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海棠”与民国外交

　　在百度输入“秋海棠地图”，点击后就可看到如下解释：“在台湾秋海棠是指秋海棠地图，主要指包括外蒙古在内，连江东六十四屯、乌梁海、江心坡、新疆最西边的一段全都算在内的中国地图。”中华民国诞生于1911年辛亥革命，如果按照对“外交”这个概念的经典解释，中华民国的外交就是从如何保卫和申张“秋海棠”中的权利开始的。后来中国地图终于变成了“雄鸡(百度中用语)图”，只有在台湾的中华民国还在主张“秋海棠地图。”那里搞台独的民进党喜欢用“番薯(台湾的形状)图”作为图腾，证明台湾同“雄鸡”和“秋海棠”都没有关系。

　　命运多舛的民国外交

　　当下中国不少文人喜欢研究民国人物，对他们中一些人的气质和品行的评价透着褒扬甚至是欣赏，那种气质和品行被称为“民国范儿”。我不知道民国做外交的人有没有够得上“范儿”的，他们中的确不少是名满天下的风云人物。最有代表性的职业外交家如顾维钧，商务出版的13卷日记如同一部外交史，彰显了一位职业外交家的超高素养；政治人物如唐绍仪、宋子文、王世杰等等；知识界名流如胡适、蒋廷黻等等。这些人物演绎的民国外交丰富多彩，非常独特，给后人留下巨大的思考和想象的空间。记得很多年以前，哈佛大学历史学系的William Kirby(柯伟林)教授在一次研讨会上说，民国外交的独特不在于它有过多少挫折和失败，而是它在如此风诡云谲的多事之秋，尚能保住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守着的版图和统一的国家。在我看来还远不止于此。

　　民国外交的确是命运多舛，民国外交家们也可以说是生不逢时。首先是因为民国的短命，它在枪炮中诞生，然后是枪炮“再造”、枪炮“北伐”，最后在枪炮声中崩溃，民国外交也随之消逝。而且民国外交从一开始就不得不面对晚清外交留下的可悲遗产。当辛亥革命者们缔造亚洲第一共和国时，这个新兴民族国家的外交所要捍卫的基本权利已经丧失或者破碎得惨不忍睹，民国初年外交的确乏善可陈。列强在中国建立了一个完整的不平等条约体系，其特点是中国人毫无平等的谈判地位，以及那些条约中没有缔约双方对等的条款，都是中国在出让利权。中国人的屈辱感与国家的屈辱地位相伴而生，一直持续到现在。当下中国媒体上评论家们将伦敦奥运会中每一次他们自认为有争议裁决都视为歧视或因嫉妒而打压中国崛起，其愤懑和悲情来自深厚的历史积淀，当然也不排除有当下政治需要的蓄意煽情。

　　另一场灾难则是日本在1930年代发动了大规模侵华战争，那是自鸦片战争以来的无数次外敌入侵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以灭亡中国为目的的战争，其残酷和野蛮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无以复加。这场战争打断了民国现代化的进程，也中断了民国结束不平等条约体系的外交努力，民国外交的基本内容和基本政策都被大大地改变了。

　　总而言之，民国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内忧外患空前的时期，也是外交多灾多难的时期。不过，正是在这样糟糕的时代，中华民族却经历了两次空前的觉醒，它们积聚起来的民族主义精神对民国外交产生过巨大的影响。第一次是1920年代伴随着大革命而蓬勃兴起的反帝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最激进的中国共产党人最终走上了武装夺权的道路，他们相信只有彻底的革命才能拯救中国羸弱得不可救药的外交。相比较算温和的国民党在大革命中也发动了“外交革命”，目标则是彻底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1927年1月22日，时任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陈友仁在收回英租界时发表宣言说：“今日民族主义之中国日臻强盛，且自知饶有能力以经济上之手段，实行其意志于中国境内，而与任何列强相抵抗”，“倘此新国家须由中国人民自己努力以建设之者，则中国首先须有处理自己事务之权；换言之，即独立是也。”这篇宣言当时被《大公报》称赞为“国民党第一篇有声色之外交文章”。从1925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外交革命”成为民国外交的突出内容，推行“革命外交”及其成果成为国民政府在内政混乱不堪时获得合法性的重要来源。

　　第二次民族觉醒发生于抗日战争，全民救亡图存的艰苦奋斗为外交注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力量。依托于中国人为民族解放而进行的不屈不挠的抗争与追求，民国外交获得了近代以来从未有过的成就，包括中国成为反法西斯同盟的签约国和重要成员，特别是成为联合国的发起国家之一，并因此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国代表在战争后期和战后初期，参加了决定战后世界政治前途的几乎所有重要的国际会议。此外，尽管有些特殊的历史原因，国民政府在战争期间还是同美国、英国进行了修约谈判，从而基本结束了不平等条约体系。不夸张地说，当今中国的国际地位中也有重要的部分是抗战时期外交成果的延续。有学者称，对中国外交而言“抗日战争时期堪称收获的季节”，此言不虚。

　　“成也外交，败也外交”

　　抗战结束后，中国很快陷入国共内战。导致国民政府最终失败的原因很多，其中过高估计抗战外交的成就和国民政府由此获得的国际合法性，是蒋介石严重的战略误判，而且最终被证明是致命的和无可挽回的。正所谓“成也外交，败也外交”。事实上民国外交的致命弱点并没有在抗战时期获根本弥补，这个致命弱点就是缺乏国内的坚强根基，虽然全民抗战曾经为其注入了强大的力量。当时外交的两大败笔本应使蒋介石有所警觉。其一是未能通过修约使英国在战后放弃对香港的殖民统治；其二是在1945年的中苏谈判中先是出让东北利权，后是事实上接受外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雄鸡图”在那个时候就若隐若现，中国又一次成为战后出让国家利权和领土被限缩的战胜国。国民政府败逃台湾后宣布废除1945年的中苏条约，从而在法律上重绘了“秋海棠图”，可毕竟时过境迁，物换星移，那恐怕就是一份历史文物了。

　　抗日战争是一场将中国与世界连接起来的战争。蒋介石和毛泽东从战争一开始就看到并指出，中国与世界已经密不可分，中国抗战的前途取决于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结果。不过，中国内部国共尖锐的政治对立也因此以一重大判断而延伸到对世界政治前景的认知领域。两党之间对谁将决定世界未来、什么是世界潮流等等至关重要问题的认知差别，导致他们对中国社会发展路径做出根本不同的判断和选择。从后来的历史发展看，当二战结束不久冷战终于爆发之时，国共当初的认知分歧决定了后来中国会融入到分裂的世界中的哪个部分；国共拼死争斗的结果决定了战后中国最终与世界的哪个部分成为盟友。民国外交随着国民政府的全面失败而成为一场悲剧，遗憾的是这场悲剧的结局也没有为随之而来的中国外交历史酿出喜剧。

　　“秋海棠地图”还在，上面记载着民国外交的无数成败荣辱，也承载着近代外交家们无限的遗憾与悲情。有的人看它会生出多少感慨与惆怅，也有的人可能因为负罪感而没有勇气面对它，甚至无视它的存在。看着这张图，读读《过秦论》，希望残酷无情的内斗和党争该有个彻底的了结，不论是谁在“阶级斗争”中获胜都永远不会比祖国山河的完美更重要。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陽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