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3日 星期三

中方翻译眼中的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


   阅读提示:今年的9月29日,是中日邦交正常化四十周年纪念。当年来华谈判促成此事的是坚持中日友好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中日复交谈判时,周斌先生是中方翻译。中国在日本东京建立大使馆后,他又担任驻日大使陈楚的翻译。由于工作关系,那几年接触田中的机会比较多。值此中日关系处于严峻局面时,周斌先生撰写此文,向读者揭示一个真实的田中角荣。

  田中角荣是战后日本一位极富传奇色彩、非常杰出的政治家。

  说他极富传奇色彩,一是因为他出生在新潟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土木工程中等专科学校毕业;他家庭、亲友中,没有一点政界、经济界可以借助的权势背景,没有一个可以依托的长辈后台;全靠自己的刻苦学习和努力奋斗,54岁就登上了权力顶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的执政党总裁和政府总理。这在封建遗毒深重、裙带风气浓烈、论资排辈盛行、异常注重学历的日本社会,不能不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壮举。据此,许多人都称他为日本第一位“平民宰相”、“草根总理”。

  说他极富传奇色彩,还因为他在人生的鼎盛时期,是日本第一个以“受贿”罪和“违反外汇管理法”罪,被判四年有期徒刑(后交保释放)的最高领导人。而在被迫下台和重病缠身的十几年间,仍然作为自民党最大派系的领袖(尽管他本人早已宣布退党),对日本政局,持续保持着很大的影响力。

  说他非常杰出,主要是指他1972年7月7日(正值“七七”卢沟桥事变35周年)上台执政第84天,即9月29日,就顺应历史潮流和民心所向,克服困难,排除干扰,一举解决了战后长期困扰日本社会的最大外交难题——实现了与中国的邦交正常化,开创了日本外交的新纪元。

  “二等边三角形”

  1972年6月,田中上台前,就提出了著名的“十大政策”,对世界形势、日本应该采取什么内外政策,尤其如何处理与美国、中国的关系,形成了明确、清晰的观点。这位杰出的政治家,在一系列日本面临的重大国内、国际问题上,颇有先见之明,令人敬佩。我认为,其中很多精彩论述,对今天的日本,仍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当今日本政界出现的乱局,以及与中国关系的紧张,与后来的日本领导人没有坚持这些政策有关。

  田中在说明十大政策主张时,曾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今后日本应该走“对外求和平,对内谋福祉”的道路。

  关于日、中、美关系,据田中亲信、当了23年政治秘书的早坂茂三回忆,田中曾说:“最近美国也在认真探索如何修正迄今为止执行的‘遏制中国’政策。尼克松总统飞越日本上空,直接去了中国。此后,美国就极大地改变了对华政策。美国这样做,也给日本带来了一个大的转机。我立即抓住了这个转机,采取了果断的行动。”

  田中还说:“我的基本信念,是日、中、美应该建立一种‘二等边三角形’的关系。三方都认为应当由自己当底边。其实,究竟由谁当底边,并不重要。我个人认为,还是由美国当底边比较好。这样就能确保远东和平了。有人觉得中国是共产党国家,但我一直认为,中国不会搞对外侵略。正是基于这个基本认识,我才迈开大步实现日中关系正常化的。

  “毛泽东、周恩来都是在生死线上奋斗过几十年的创业者,是完全可以信赖的,我与他们也是谈得拢的。我必须要在他们还健在的时候,一口气完成恢复邦交这件大事。”

  对中国的前景,田中当时是这样分析的:“今后中国将大力推进新的工业化。但我认为,他们不应该急着一下子就把落后几十年的状况改变过来,而要边调整国内的体制、机制,边稳步前进。中国人是全世界最聪明的,而且多达十个亿。他们一定能够出色地实现自己的目标。谁也不可能左右他们前进的道路。

  “对这样的中国,日本应该大力开展经济合作,尽量支持他们多修铁路、多盖工厂,尤其要在帮助他们安定民生方面多下功夫。

  “中国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之后,也绝对不会构成对日本的威胁。中国不是一个侵略国家。它拥有广阔的领土和十亿人民,管好自己的事情,已经够他们忙乎的了。中国的目标就是管好他们自己。”

  日中复交路线图

  虽然田中坚信自己要尽快实现与中国复交这个战略决策完全正确,但肯定会遭到自已党内相当强烈的反华亲台势力的阻挠和抵制,因此他从各个方面做了充分、细致、周密的准备。

  首先,1971年6月,从政后从未在外务省担任过职务的他,把外务省亚洲局中国课长、积极主张与中国复交的桥本恕,约出来密谈(时任外交大臣福田赳夫是他1972年7月争夺总裁、总理职务的主要对手。当时外务省内反对与中国复交的势力也明显占上风),郑重委托桥本起草一个详尽的具体方案,包括谈判过程中会碰到的几大难点及解决办法,供他参考。

  桥本在反复确认田中掌权后必定会全力与中国复交的意向后,同意花半年时间,起草一份“日中复交路线图”。1972年2月,田中和早坂等几个亲信以及桥本秘密讨论三个多小时,得出了可以在坚持日美安全条约的基础上,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结论。这时,田中才最终下定决心,自己一旦掌权就全力以赴解决与中国复交这个难题。

  其次,田中深知自民党内各个派系,包括自己派内,都有亲台势力,难于委托他们开展相关筹备工作,便设法把当时几个主要在野党的积极性都充分调动起来,特别是委派与他关系密切的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先行两次访华,与中方具体商谈复交条件,为他中国之行做准备。

  我记得,最大在野党社会党元老、前委员长佐佐木更三在会见周总理后,把7月16日总理与他交谈的内容整理成文,回国后立即交给了田中。全文如下:

  周总理问我,田中首相是位值得信任的人吗?我回答,田中虽是岸信介、池田、佐藤三届内阁的主要成员,但现在已与大平结盟。同时,田中才五十四岁,又主张“决断和实行”,前途无限,不会说谎。既然他真的要与中国实现正常化,我们也将帮助他。周总理听后表示,那就好。周总理最后说,欢迎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访华。周总理还表示,田中首相来访时,中国将给予与尼克松一样的待遇。绕道香港太远,他可以乘专机直达北京。

  最后,佐藤下台前,早就打算把相位禅让给比田中大十三岁的福田。福田在党内的力量也超过田中。田中为提前抢夺帅位,除了在政策上抓住福田软肋,响亮提出要与中国复交口号外,还主动联合党内其他派系,争取更多支持者。最终如愿以偿登上了权力顶峰,为实现自己的战略决策,提供了前提条件。

  装有电脑的推土机

  1973年初,中国在东京开设大使馆后,我作为大使翻译,见到田中的机会比较多。这里只记述几件印象很深的事情。

  1973年10月初,田中访苏回来后,多次骄傲地表示,他与勃列日涅夫总书记会谈中,终于迫使苏联承认“归还北方四岛是战后尚未解决的问题”,并写进了双方的联合声明,从而为日苏领土谈判开了一个好头。

  一个月后,苏联驻日本大使举行国庆招待会,原听说田中本人也将出席,但现场没有见到他,只见到他的宝贝独生女儿田中真纪子。我与她素不相识,只听说她是个“女强人”,便主动走近和她开了一个玩笑:“一个月前,你随同父亲去苏联访问。而一年前,你父亲访问中国时,却没有随同前往。你这样做,难道不担心中国有意见吗?”

  真纪子急着表示:“其实,我自己更想陪父亲去中国。但父亲不同意,说中国是个文明古国,礼仪之邦。即使万一谈不成,对我也会以礼相待的。你尽可以放心。我本来不大想去苏联。但父亲又不同意,说‘北极熊’不大讲理,谈不成时我可能会受到冷遇。你还是陪我去吧。”

  我又问:“你父亲访苏顺利吗?”

  她回答:“还可以。只是勃列日涅夫不大愿意谈领土问题。会谈时他手里拿着一根长长的指挥棒,不断指着辽阔的西伯利亚地图,反复说这里有石油、天然气,那里有森林、煤炭,欢迎日本前来投资开发。父亲听得不耐烦了,便生气地回了一句:‘总书记先生,这次我是来要回北方四岛,而不是来听小学地理课的。’”

  我听后笑着说:“谢谢你们父女对中国的理解和夸奖。一年前田中首相访问中国时,我是中方的翻译。”

  “呀,你是中国人!?我还以为你是日本人呢。”她十分惊讶。

  “我并没有骗你说自己不是中国人呀。”我笑着回答。

  这里补充说一句。真纪子后来接父亲的班,也走上了当政治家的道路,曾担任过外务大臣等要职,对中国十分友好。最近日本媒体更报道说,9月份她将作为候选人竞争民主党党首选举。

  回头再说田中角荣,他不但精力充沛,说干就干,而且聪颖过人,精于计算,人们称他像是一台“装有电脑的推土机”。

  日本实行议会制。国会会期很长,吵得很凶。几大电视台也常作实况转播。我特别注意到,田中在面对议员质询时,手中从未带有事前秘书、智囊为其准备的书面材料,而是全凭自己超人的记忆力,一口气作出回答,其中包括引用大量统计数字,显得十分自信和很有说服力。

  只有土木中专毕业文化水平的田中,能够成为“装有电脑的推土机”,除了天分外,主要是他长期努力学习、勤于实践的结果。田中身边的一位朋友告诉我,田中的学习精神实在非同寻常,令人钦佩。他学校里没有学过几天英文,后来又没有时间集中进补习班,便采取了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买本英文辞典,每天离家前撕一页放在口袋里,一有空闲就读、就背,直到一千多页的辞典撕完为止。因此,他的英文整体水平并不怎么样,但掌握的英文词汇比较多。说的能力虽然差一些,听的能力还可以。

  一位长期研究自民党的学者告诉我:田中所以能在关键时刻战胜福田,夺取政权,并在被迫下台甚至退出自民党、又被判有罪的情况下,仍然能对日本政界保持相当大的影响力,原因之一,就是他一生毫不吝啬,舍得洒钱,资助过许多人。

  日本政界曾经流传过这样的趣事:一个自民党无派系议员急需活动资金,他低着脑袋,先向福田伸手借(实际上是要)一百万。福田表示同意,但又举出自己手头并不宽裕等理由,只拿出五十万。此人后来又同样向田中伸手借一百万。田中只说行,希望你抬起头来,挺直腰杆,好好干,以后有难处随时可以再来找我,随即拿出了二百万。就因为这件事,这个人后来主动加入了田中派,成了支持田中的干将。

  下台的直接导火索

  田中下台的直接导火线是1974年10月10日综合杂志《文艺春秋》刊载的一篇题为《田中角荣研究——金脉和人脉》的文章。该文详细、具体揭露了田中通过日本丸红公司、全日空公司高层,收受美国洛克希德公司的巨额贿赂,及他在日本政界推行“金权政治”的种种事实,在日本社会引起了巨大震动,给各在野党和众多媒体提供了炮打田中的重磅炸弹,也给自民党内其他派系提供了取而代之的宝贵机会。

  在重大压力下,田中虽极力辩解,但收效甚微。一个半月后就只好宣布:因“招致政局混乱”,而“决心辞职”。十个月后又作为疑犯被捕,两年半后被正式判决有罪而再次逮捕(交保释放),从此就进入了十几年的“法庭斗争”。

  其间,又因心情不快、过量饮酒以及自己派内有人率众公开造反、另立山头等,先后三次患脑血栓病倒,一次重过一次,直至1990年初离开人世。

  据此,日本一般平民百姓认为他下台的原因简单明了:尽管这位政治家有许多过人之处,也为日本立过大功,但收受外国贿赂这种不为人齿的丑事,是任何从政者,都是不能允许和理应受到惩罚的。

  但在一些专家学者眼里,觉得这件事还有一些更深层次的国内外复杂背景。

  几位深入研究战后日美关系的朋友认为,人们不难从此案中看到美国这只黑手在起作用。行贿者洛克希德公司是美国数一数二的大军火商和飞机出口商。通过向一些国家高层掌权者行贿,获得巨额订单,赚取大把利润,是他们的拿手好戏。美国行政当局出于国家整体利益考虑,也大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有当美国执政者对某个受贿者心存不满,认为其继续掌权对美国不利时,才会择机抛出“炮弹”,致人“死命”。

  据说美国对田中的不满,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

  一是田中上台前担任通商产业大臣期间,受佐藤首相之托,全权处理闹得不可开交的两国经贸冲突时,极力维护日本利益,坚持不对美国做出过多让步;

  二是田中对美国“越顶”与中国握手,即尼克松总统事先不与盟国日本商量,就飞越日本上空访问中国,十分不满,并决心以“超前”来回应,即赶在美国前面与中国恢复外交关系,并一再表示,今后要站在“自主平等的立场上”,处理日美关系。在美国看来,所谓“自主平等”,就是不听话,闹独立性。而这是美国很不愿意看到的;

  三是美国对田中急速改变中东政策,也十分不满。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后,不但石油价格猛涨近一倍,对日本经济构成威胁,而且中东、阿拉伯产油国家,还认定日本是美国的“帮凶”,威胁日本如果继续跟着美国走,就不再向其出口石油。而石油是日本经济的命根子。田中无奈,只能停止“对美一边倒”,提出了全新的中东政策,其中包括以色列必须撤出它1967年战争中所占领的全部阿拉伯领土,承认和尊重巴勒斯坦人民的正当权利等。甚至宣布如果以色列拒不这样做,日本将“重新考虑与以色列的关系”。美国认为,田中的这个行动,是“贪小利而放弃大原则”,是“对美日同盟关系的严重背叛”。

  学者还认为,虽然不能完全排除“美国因素”,但田中下台的根本原因,在于他的经济政策严重失误所致。

  他是1972年7月上台的。那时正值战后日本经济连续十几年的“高速增长”开始碰壁,而必须及时作出调整,转入“低速增长”之际,但田中未能看到主客观条件发生的明显变化。

  客观条件方面,最突出的便是美国利用各种手段,不断压日元大幅度升值,以降低日本对美国的贸易盈余,并替美国分担更多的“国际义务”,帮助美国克服自越战以来持续不振的经济状况,以及以石油危机为代表的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使资源奇缺的日本难于再继续依靠大量进口廉价能源、资源,加工出口后赚取巨额利润。

  主观条件方面,多年“高速发展”造成公害四处出现,物价迅速上涨,生活设施滞后,人口过度集中在少数大城市等各种矛盾,日趋表面化、尖锐化,以至在1973年底出现了日本社会多年少有的混乱现象,如物价涨幅一度达到百分之三十,部分消费品供应不足引起人民上街排队抢购等。1974年GDP居然比上一年下降了0.2%。而这一切都是前十几年难以想象的。

  在此内忧外患之际,田中未能及时作出调整,仍坚持把他的“日本列岛改造”设想,作为自己执政的最高指导理念,甚至提出今后十年还可以继续实现两 位数增长这个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其结果必定是社会混乱,百姓不满,丧失人心,丢掉政权。幸好当时田中没有凭借执政党内的极对优势,一股劲地蛮干下去,而是迅即辞职,才避免了日本社会出现更大的动荡,也使他自己有条件在辞职后十几年内,仍在日本政界,保持着相当大的影响力。

  周斌,《新民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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