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18日 星期四

唐纳:神秘的身份之谜(下)


  唐纳在《时事新报》为时不长,因有些文章、版面的色彩偏红,引起后台老板的注意而被迫退出。他应邀担任《文汇报》总编辑,与总主笔徐铸成,副总主笔陈虞孙、宦乡及采访主任孟秋江等主持这份立场偏左的报纸,也有不少出色表现。最耐人寻味的一次,是在国共和谈彻底破裂,中共代表团撤离南京返回延安前夕,1946年11月19日,唐纳突然乘火车由沪至宁,偕该报驻宁记者郑永欣去梅园新村访晤中共代表周恩来。据郑永欣的回忆文章《石头古城“逐鹿”记》所述,整个过程不到半小时,唐纳只问了一个问题:周先生,您返延安,国共破裂势不可免,《文汇报》将何以自处?周恩来答道:“你们照常工作嘛,这要临机应变,倒是一个复杂问题哩。”郑永欣接着问:周先生此去何时回来,和谈之门有重开希望吗?周的回答是:我们希望越快回来越好,取决于国民党实现政协决议的诚意。从战场形势发展来看,大概明春,半年多以后也许可以与你们在南京再见。唐纳是专程而来,当晚即乘夜车返沪,并关照不发消息,要对外保密。这显然不是一次寻常的访问,从唐纳来去匆匆的经过看,更像是向周恩来作当面请示,讨教在环境恶化时同国民党当局进行斗争的策略,彼此心照,互动默契。

  据后来统计,当时《文汇报》编辑部内,有十六七名地下党员,来自三四个不同的系统,有的在组织内是上下级关系,但在报馆上班时却装作互不熟识,如陈虞孙与夏其言;也有的相互很熟,却又不是同一系统而无组织关系,如夏其言与唐纳。不用说,《文汇报》是一份特殊的报纸,唐纳则是具有特殊身份的报人。


  【为香港《文汇报》创刊幕后牵线并出任总编辑】

  唐纳的中共党员身份,是由与其两度共事的老报人徐铸成最先揭橥的,但起初用的是间接笔法。他1980年代初撰写的《报海旧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有一节“吴绍澍与《正言报》”,提到1947年5月《文汇报》被国民政府查封后,次年与吴结伴同游台湾,“事有凑巧,回沪不久,有一位党员同志从香港秘密到了上海,对我说,民革已在港成立,准备办一机关报,李任潮先生坚决要我去主持……”成立于香港的民革,全称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字任潮。此处提到的“一位党员同志”是谁呢?徐数年后撰写《我所认识的李济深》一文揭开了谜底:1947年5月上海《文汇报》被封后,“翌年春,老同事马季良同志(唐纳)忽由港来沪,对我说:‘李任潮先生他们已在港成立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准备办张报,李任潮一定要你去当总编辑。’”两处文字说的是同一件事,只要略加比对,不难明白,前一书里的“一位党员同志”就是唐纳。

  徐铸成有关香港《文汇报》缘起的回忆文字,有几个大同小异的文本。还有一个版本,顺带说到了唐纳当时从香港到上海的任务:“翌年3月(指1948年——作者注),正当我百无聊赖、‘甲胄生虮’的时候,忽然一天下午,来了个不速之客——马季良同志,他原是《文汇报》的总编辑,报纸被封后,出走香港的,怎么忽然回来了呢?我愕然良久。坐定后,他告诉我,此来是奉派护送华岗同志过沪去山东解放区的,‘顺便给你带来一个口信。’”这个口信,即前述“民革”已在香港成立,准备办机关报,李济深属意徐铸成前往主持。

  文中提到的华岗,1924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8月成为共产党员,历任中共南方局宣传部长、国共谈判时的中共代表团顾问,1947年3月国共和谈破裂后随中共代表团撤回延安,1948年春到香港治病,协助中共香港工委做统战工作……唐纳此行是为了护送他去解放区而路经上海,冒着一定的风险。这说明,他这时担当了秘密而重要的任务。因为前一年《文汇报》被查封时,唐纳、陈虞孙、宦乡等都上了黑名单,随时可能被捕,因而分头隐蔽或远遁他乡。唐纳当时回到苏州老家,不久就出走香港,此刻危险犹在,却又悄然潜回沪上。所以,徐铸成才“愕然良久”。

  唐纳上海之行捎给徐铸成的口信,为正在寻求出路的《文汇报》部分同仁指明了方向。他还给准备赴港与“民革”商谈合作的徐铸成提供了张建良、夏衍的联系方式,专门交代通过张的安排即可见到潘汉年,正是潘在幕后主导“民革”与《文汇报》的合作。


  按照唐纳提供的联系方式,徐铸成离沪赴港,先后见到了张建良、夏衍和潘汉年,还拜访了李济深、蔡廷锴、谭平山等民革高层,代表上海《文汇报》顺利地洽谈了合作事宜。最终,唐纳不仅参与了香港《文汇报》的创刊,并出任总编辑,除了负责编务外,还为总主笔兼管经理部的徐铸成分担经济压力及对外联络。如果说潘汉年是整个方案的策划者,唐纳就是步步推进的落实者;即使称唐纳是迄今已逾花甲的香港《文汇报》的催生者,也不为过。2012年7月,香港老报人容若在《明报月刊》撰文称,香港《文汇报》从一开始就是共产党“控股”的报纸,唐纳是“该报组班的幕后牵线人”。前一句尚可商榷,后一句无可置疑。


  【与潘汉年关系非同一般】

  徐铸成是无党无派的职业报人,任上海《文汇报》时对同事中谁是中共地下党员不清楚也无意了解。但到香港《文汇报》时期,他结识了过去闻名而不相识的夏衍和潘汉年,也认识了张建良,与这些共产党人接触日多。他在回忆文章《香港〈文汇报〉创刊初期》中说:“潘汉年同志经常关心《文汇报》的情况。他的工作很忙,要经常联系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还有其他重要工作。他不可能经常和我见面,我有事和张建良同志联系,或请马季良同志转达。”这是已经写出来的。笔者1982年2月起在徐先生指导下读研究生时,还听他讲过一些没有写出来的掌故,其中说到唐纳是潘汉年系统的人;潘汉年、张建良和唐纳是结拜兄弟,潘是老大,张建良是老二,唐是老三,等等。

  唐纳的这两位“结拜兄弟”,当年都是神通广大、声名赫赫的人物。潘汉年的不凡功业,在其冤案平反后已广为人知。这位1925年加入中共的文化人,从中央“特科”开始负责情报和保卫工作,在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长期出没于敌占区和国统区,把公开的统战工作与秘密的情报工作结合得出神入化,既结交了三教九流的朋友,又获得了极有价值的情报,是隐蔽战线上功绩卓著的领导人。张建良这个名字相对寡闻,但其本名“华克之”却很有传奇色彩。在他还不是中共党员的1935年11月,就策划并委派孙凤鸣以记者身份混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会场,原定的刺杀目标蒋介石没出现,结果刺伤了汪精卫,震惊全国。据郝在今的《中国秘密战》(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记述,1937年5月4日,毛泽东在延安接见了前来投奔的华克之,考虑到国、共正在商谈合作抗日,不宜将他留下,遂建议他去华南担任中共与李济深等人的联络人。于是,他到了华南,化名张建良,在潘汉年领导下工作,周旋于日本人、蒋介石、汪精卫的势力之间,获取许多重要情报,完成不少难度颇大的使命。

  在沪港与唐纳两度共事的《文汇报》退休编辑任嘉尧,也在《唐纳胸怀祖国情系家园》的文章中提到,唐纳和袁牧之、郑君里、赵丹志同道合,是结拜兄弟,“又与潘汉年义结金兰”,但没有提到张建良。前述潘、张、唐“结拜兄弟”的说法,尚属一家之言,还需更多的资料印证,但至少说明唐纳与潘、张尤其是潘之关系非同一般,是同一战壕的战友。


  【解放前夕为何离国远去】

  香港《文汇报》创刊于1948年9月9日,而唐纳在12月初突然提出辞呈,距他担任总编辑不到3个月。此时,人民解放军捷报频传,报社同仁心情振奋,准备有朝一日回到内地。所以,徐铸成惊讶地问:“现在全国解放已指日可待,同事们都准备‘青春结伴好还乡’,你怎么忽思离国远去?”并对他恳切挽留。次日,潘汉年对徐说:“马季良要走,你就不必坚留了。”后来报社设宴,为唐纳饯别并合影留念。《徐铸成回忆录》(三联书店1998年版)记述此事时还说了一句:“几十年后,我才恍然钦佩季良的先见之明。”

  任嘉尧在《故旧忆唐纳》中也谈及此事,说唐纳心头有难以言宣的疙瘩:“解放战争胜利,实现了我的愿望。你们都可以回去,只就我不能。”又称,唐纳私下告诉一位年轻的编辑:“为了那位已离异而去的女郎,我如回去,难保有命。”证诸与江青熟识的郑君里、王莹、赵丹、郁风等人“文革”中的悲惨遭遇,唐纳似乎未卜先知,料事如神。

  不过,这只是一种“事后诸葛亮”式的假设。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政治语境中,以避江青之祸来解读唐纳出国之举,无疑是最正常也最正确的,但现今看来过于简单化,也经不起仔细推敲。例如,“蓝苹”的第一个男友俞启威,后改名黄敬,从青岛出狱辗转到北平,参与领导“一二·九”运动,经过多年革命斗争历练,解放后先后出任天津市市长、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国家科委副主任,于1958年2月病故。虽说他在工作上曾受过毛泽东严厉批评,但显然与江青无关。又如,导演章泯后来回到妻儿身边,解放后历任中央电影局艺术委员会主任、北京电影学院院长、党委书记,在“文革”中安然无事,于1975年去世。

  事实上,很难排除唐纳出国另有目的,而且,这不完全是一种个人行为。他的苏州中学同学、后来成为经济学家的吴大琨写有《回忆三十年代初期的苏州革命斗争》一文,回顾了同学少年时期与唐纳、史枚等人从事街头抗日救亡宣传的往事。对于唐纳,该文有个脚注:“离开苏中后,唐纳继续为革命事业和文化事业做了不少工作。解放前夕,远去海外。建国初,我在上海遇到潘汉年,潘对我说:‘唐纳是我派到海外去的,他却去娶了国民党外交官的女儿为妻。’其实唐纳也许是为了避免江青日后对他不利才远行的。”此注说出一项事实和一项猜测,事实是:潘汉年说唐去美国系他派遣;猜测是:唐此去可能是避免江青对他加害。对这种猜测无需赘言,而事实如果确凿的话,那么唐纳当年赴美就是富有战略目光的潘汉年对海外情报工作设点布网的一步棋。吴大琨的说法,也恰与徐铸成回忆的潘汉年叫他“不必坚留”唐纳互为印证,显示唐之离港赴美与潘有关。

  确实,无论英文水平、社会经验还是交际能力,唐纳都是派往海外最恰当的人选。况且,他还有与已到纽约联合国总部工作的恋人陈润琼相聚的理由,而陈父又是前国民政府高级外交官。这种家庭背景以及可能产生的人际关系,对在海外立足是“打着灯笼也难找”的。至于唐纳本人,可谓公私兼顾,两全其美。潘汉年对吴大琨说的那句“他却去娶了国民党外交官的女儿为妻”,是他当时身为上海市副市长的地位所限,对并不完全知晓内情的人要表露的政治立场,自在情理之中。

  可以断言,如果唐纳当年像同事们一样回到内地,十有八九会在1955年潘汉年一案发生时遭受牵连。受“潘案”波及者数以百计,遍及各地。而以唐纳与潘汉年关系之密切,必定像张建良(华克之)那样被逮捕并判刑。即使侥幸活着等到平反和恢复名誉,也是24年后的1979年了。也就是说,唐纳若在国内,其厄运早在“文革”之前10年已经降临,而这与那时还“偶尔露峥嵘”的江青没多大关系。这样看,客居海外的唐纳终究还是幸运的。

  1948年底,唐纳从香港到美国后,在纽约的中文报社、印刷厂工作不足两年,即转往法国巴黎,与陈润琼成婚,育有一女。他俩以经营中餐馆为业,过着平静安逸的生活。1988年8月23日,唐纳因肺癌病逝,终年74岁。

  《江青传》一书在结尾部分交待了与传主有关的几位人士的结局,其中提到粉碎“四人帮”之后,唐纳曾返中国大陆,重游上海,感慨万千。“不过,他几度回来,行踪保密,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


  【叶剑英、罗青长的不寻常接见】

  唐纳首度返国是1978年。夏其言曾私下对人说,唐纳初抵上海,即与其夫妇见面叙旧,又在郑君里夫人黄晨陪同下,到郑的墓地献花致哀,随后就去了北京。唐纳确实极为低调,不光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对其他朋友和同事都未约见,想必有他的考虑。

  那么,唐纳在北京见了哪些人,办了什么事呢?局外人很难揣测和判断,但多年后终于有个让人见出端倪的线索浮现。2008年12月18日《南方周末》刊发专题“改革八贤”,其中一篇长文《叶剑英:最后十年》配发了四张图片。有一张是合影,文字说明为:“1978年12月,叶剑英在北京会见旅法华侨唐纳(左三)。右一为罗青长,左二为叶选宁,左一为叶选基。”照片上,唐纳站在居中的位置。这足以令人大吃一惊!

  熟知现当代革命史的人都知道,叶剑英元帅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德高望重、地位尊崇。在战争年代,他屡任方面军或全军参谋长,多次与闻重大事变,曾参与中共南方局领导工作,兼管南方地区包括港澳及海外的情报、统战事务等;罗青长时任中央调查部部长,是国家情报安全部门头号主管;叶选宁为叶帅次子,以后出任解放军总政联络部部长;叶选基是叶帅侄子,也参与部分机要。只要稍加思索就会想到,若仅仅是个在法国开餐馆的老华侨,阔别多年回国,怎么可能获得叶剑英这样的党政军主要领导人的接见,且由国家情报安全机构主管而非侨务部门官员陪见。唐纳1978年底在北京获得如此规格的礼遇、如此特殊的陪同,使他曾经拥有的神秘身份呼之欲出。这样超乎寻常的安排,在他而言,即便不说是“认祖”,也可算是“归宗”了。

  这次会面时叶剑英讲了些什么,而唐纳又讲了些什么——由于唐纳未及写出回忆录即已辞世,有关内容可能只会留存在某个部门的档案里了。但有一点应可确定:唐纳曾是一名共产党员,并且是特殊战线上的一员。

  对这位一生多彩多姿并在多个领域留下足迹的历史人物,能否彻底拂去笼罩在他身上的那层神秘雾纱,这要期待有关档案的公开之日了。

  (作者系文史学者)

  贺越明,《同舟共进》2012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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