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中苏外宣的一些史实

 苏联政府把邀请国外名人访苏，看成是树立苏联“良好国际形象”，反击“帝国主义诬蔑”的一场现实斗争，为此，它挖空心思。首先，它邀请的名人，都是“友好人士”，即各国的左翼人士，许多人是共产党员，如西方解构主义的代表人物、德国文学理论家瓦尔特·本杰明（1926年访苏，本段括号内均为访苏时间）；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印度文豪泰戈尔（1930年9月）；191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法国作家罗曼·罗兰（1935年6-7月）；194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1935年6月）；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家以赛亚·伯林（1945年9月至次年4月、1956年和1988年）；还有那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一生为宣传“中国革命”不遗余力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1942年）；中国《大公报》记者曹谷冰（1931年3-6月）；1921年即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左翼作家茅盾（1946年12月至翌年4月）等人（18，P157-158）。

来访者都受到超乎规格的隆重欢迎和慷慨接待。罗曼·罗兰两个月访苏期间，竟两次受到斯大林的接见。一拨又一拨的高官、作家、艺术家、电影导演、医生、共青团、妇女组织、女跳伞队员、少先队员，甚至还有来自“改造公社”但已“获得新生”的少年罪犯，都在官方的组织下来拜访。他配有专门的秘书和护士，吃的水果是从克里姆林宫运来的。在莫斯科大剧院看芭蕾舞演出时，他被安排进沙皇以前的包厢，为此还把外交使团人员赶了出来；在广场、大厅入口和第三幕幕间，还多次受到人们的鼓掌欢呼。罗兰6月26日自莫斯科给其妹妹写道：“人们这样接待我，是和我的身份完全不相称的，有时使我有点吃不消”，“我老实告诉你，对我来说，这是异乎寻常的，我从来也没有在别的地方受到过像这里如此好的接待”。

罗曼·罗兰还提到当时他的著作在苏联“计划的发行量非常大”（29，P65）。纪德的两位旅伴各有一本书被译成俄文，并被预支了几千卢布的版税，而纪德也被告知，几个月之间，他的书在莫斯科卖了几十万册。由于是“贵宾”，他们旅途的一切花费，无论是旅费、饭费还是购买香烟、报纸、邮票的费用，均由苏方埋单。“我从来未曾在如此奢侈的条件下旅行过。我们坐的是专车或最好的汽车，住的总是最好的旅馆中的最好的房间，最昂贵的、最华丽的、选择得最精致的。而且何种的接待！何种的照应！何种的欢迎！到处受人欢呼、恭维、优礼、庆贺”；“（乘火车时）我们除了卧铺包厢还有一间客厅，到时候就在客厅上菜用餐，好得不能再好”；“那里对我毫无限制的款待，真叫我害怕……在那里等待我享用的特权，实在明目张胆”。差不多每天都有一场盛宴。他们六个人，加上导游，还有经常同样多的主人和陪客（有时还要多得多），每人一餐花费约300卢布，而当地的一个小工每天才挣四、五卢布。纪德清醒地认识到：“显然，他们如此慷慨接待，是希望收回另一种的利益”（28，P115-116；18，P163）。这种“利益”即是访问者“对苏联发生的一切事情只能说好不能说坏，只能赞扬不能批判”（见李玉民译本《访苏归来》）。但纪德访苏归来后，却出版了《从苏联归来》，对苏联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提出了诸多严厉批评，由此遭到苏联当局及其在西方的走卒，包括罗曼·罗兰的强烈指责和辱骂（28，P1，7）。

1928年夏，另一位举世闻名的大作家，奥地利的茨威格访问期间也受到了类似的隆重接待。茨威格一共在苏联呆了14天，“我们在那里感觉到的过分热情在我们欧洲从未见识过”，几乎每天“我身边总是有人陪着我，有人围住我，被热情的群众拥来拥去”。但就在第12天的时候，有人在混乱中将一封匿名信悄悄塞进了茨威格的衣袋。信中说：“请您不要相信别人对您所说的一切，请您不要忘记当您看到他们给您看的一切时，他们还有许多东西没有给您看。您得记住，跟您交谈的那些人绝大多数都没有把他们想要告诉您的话对您讲，而只是讲了可以允许跟您讲的话。我们所有的人都受到监视，您受的监视也不会少。您的女翻译要向上汇报每一句话，您的电话被窃听，每一步都有人监督”。写信者还要求茨威格看后将信烧掉，“请您不要撕了它，因为有人会从您的纸篓里把碎片取走，再把它们拼起来的”（30，P372-373）。读之令人不由毛骨悚然。

在访苏期间，跟罗曼·罗兰接触最多的是老朋友高尔基，但高尔基从未向罗曼·罗兰敞开过心扉。因为他也处在秘书克留奇科夫的紧密监视之下，而克留奇科夫直接听命于斯大林。“克留奇科夫成为高尔基同外界联系的唯一中间人：收发信件和接待来访者都由他负责，只有他能决定高尔基能见谁，不能见谁”。罗曼·罗兰看出高尔基内心的痛苦：“老熊被封住了嘴。不幸的老熊，荣誉缠身，备受敬重，但在内心深处对所有的利益都不感兴趣。他宁愿用这些利益换取昔日流浪汉的独立。痛苦、思乡和遗憾沉重地压在他心头上”。高尔基去世后，克留奇科夫被斯大林处决，因为他已经没用了，况且知道的事情太多，留着有害无益（46）。

1959-1961年的中国大饥荒，虽然当局千方百计封锁消息，“劝阻”民众出逃，但还是有少数人冒死泅渡到香港，给外界带来了一些真实的讯息。于是，为了反击“西方敌对势力的恶意中伤”，当局邀请西方一些知名人士——当然也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友好人士”，如社会党领袖、1981-1995年任法国总统的密特朗，1968-1984年担任加拿大总理的特鲁多，二战英雄、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联合国粮农组织负责人波尔德沃，还有英美三个记者斯诺、韩素音、格林来中国访问。果然，这些人回去后，著书立说，发表评论，用它们的“亲身经历”，批驳关于大饥荒的“谎言”（4，P406；6，“前言”）。

杨继绳的《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记载了一则当局安排外国人“参观”、“采访”的实例：1960年在新华社工作的外国专家休假，国内部副主任方实陪同外国专家去合肥游览。安徽省委安排他们去逍遥津公园等有限的地方。在外宾所到之处，事先布置了一派丰饶、富裕的景象：湖里有穿着漂亮的女子悠闲地划船唱歌，在路旁的小店里食品丰富。省委划定的外宾活动的地方，不让老百姓进入，特意布置假象欺骗外宾（6，第四章“安徽不安”）。

1972年，中美关系解冻。诺贝尔奖获得者、美籍华裔科学家李政道访华。受李及其在台湾的二哥牵连，1952年“三反”后以贪污及反革命的罪名被判刑20年的其四弟李达道（实际被“劳动改造”一直到1980年），被当局通知去与李见面。临行前，劳改当局特意交代，与其三哥见面时讲话要注意，不要败坏党的形象。已被“改造”20年的李达道当然明白这话的份量，在与三哥见面时就表现得十分谨慎。当三哥问他每月挣多少时，每月只有20多元收入的他故意含糊其词：“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李政道要给他一笔不小的款项，他也没敢收，说：“我不缺钱用”（40，P21）。

雷颐的《可如实回答》更详细地描述了当局对“外国友人”的这种蓄意误导。当时美国著名电视制片人露西·杰文斯拍摄了一部以北京一家人日常生活为背景的记录片《故宫》，在海外颇有影响，当年还获得了美国电视最高奖——艾美奖。当时承担这个特殊“政治任务”的，是清华大学学生刘志军一家。据刘回忆，他们家是具体经办单位北京市外办经过几个月的仔细筛选选定的。但外交部领导仍不放心，还亲自到他家实地查访，并向当地派出所和居委会作进一步了解才最终敲定。“《故宫》里有一组镜头，要表现中国人民生活水平正在提高。当时正赶上中秋节，广安门菜市场突然摆上了各种新鲜蔬菜，应有尽有。那个年代，老百姓不管买什么东西都要凭证且限量，惟独那天肉类全不限量，敞开供应，只要排队就能买上。我父亲的单位为了让我家在外宾面前表现出中国人的自豪，还特地补助他一百元钱，母亲攥着相当于自己三个月工资的钱，乐滋滋地挤在买菜的人群中……”当时，为了应付来访的“外国友人”，或者海外华人，有关方面制定了极为细致、极为严格的与外宾接触的规定，要求各单位、居委会都组织全体人员、居民学习，熟背这些规定。其中有一条规定，如外宾到某商场时，该商场所有商品可不凭券而敞开供应；为了显示“繁荣”，中国居民也可“购买”，但“购买”后不得离开商店，要等到外宾走后再到柜台将货退还——当时有人因买了几双袜子不退，最后袜子全退不说，还被通知到单位，挨了处分。“规定”还对外国人可能提出的种种问题提供了“标准答案”，如“文化革命很有必要”，“五七干校”、“上山下乡”“大有好外”或“很受锻炼”，有关工资、家庭收入的答案是“生活很好”或“够用”，但不能说出具体多少钱，因为据说根据工资水平可以推算出国民生产总值、工农业生产状况、军工情况和国防实力……因此，每人的工资多少事关国家机密，不得告诉外国人。而在所有的问题中，只有“家里有几口人”没有“标准答案”，“可如实回答”（16，P145-147）。

董振寅编著的《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历》也有一则“标准答案”的故事，不同之处对付的是上级检查团。1960年，正是中原大地饥殍遍野的时候。从元月开始，禹县无梁公社曹寨大队就已无粮，春节过后，食堂终日只有一点菜汤，2月中旬，食堂停火三天，以后每人每天只发给二两棉油渣，让社员自谋生计。3月份，县委工作组来到该队检查生活，大队干部不仅不向上级反映实情，反而在公社领导的授意下，布置假粮圈，下边放一大堆红薯秧。强迫大小队干部，都得说自己是余粮队，谁“泄密”就“辩论”（当时流行的黑话，实际是批斗）谁。又强迫群众，检查团来了问谁谁都得说：“一天三顿饭，一顿馍，一顿面条，一顿糊涂，七天吃一顿油馍”，谁说错就斗争谁。8月，该大队副支书朱丙贵向副县长魏■俊汇报实情，说下边没粮食吃，群众患浮肿病的多，饿死的多，结果被扣上“诬蔑大跃进，恶毒攻击社会主义”的罪名，遭受惨无人道的批斗。据统计，仅1960年元至9月底，该大队就非正常死亡133人，占全村总人数的11.3%；1959年到1960年10月，外流232人，占全大队人数的12.5%。而禹县到1960年底，就比1958年减少81393人，降为595523人（61，P117-119）。

溥仪的回忆录《我的前半生》，是最高权力亲自关照和动员的标志性“国家形象工程”。 末代皇帝写回忆录，是没有加冕的“皇帝”亲自提议的。1958年脱稿以后，毛和周恩来看到了统战部铅印的这本书的“未定稿”，自己也感到书中自我批判和检讨过多，于党国“形象”不利，于是指示修改。周恩来指示溥仪，要把稿子修改到“在世界上都能站得住脚”的程度。毛宴请溥仪时，更是向他提出“建议”，要他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写出特定历史环境下的“真实的溥仪”。修改工作从1963年4月开始，由群众出版社负责。溥仪和参与修改的李文达重返东北，采访和查阅了溥仪不同阶段的改造总结以及溥杰提供的狱中日记。在有关部门的配合下，又收集了大量档案、文稿、奏折、日记、信函，据说收集的材料重量超过一吨，能把十几平方米的房子堆满。以后，再经老舍等著名作家、学者“把脉”、修改，1964年3月，书稿最终修改完成。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和古巴客人时，反复提及溥仪被“改造成功”并撰写自传的事例。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下令“外文出版社昼夜兼程，突击翻译，加班印制”，迅速出版了《我的前半生》的英文和德文版，以后又陆续出版了日文、匈牙利文、意大利、法文、阿拉伯文、乌尔都文、印地文、西班牙文等版，同时，还在港台出版了中文繁体版（63）。于是，《我的前半生》“走向了世界”，党“改造皇帝为公民”的“伟大成就”为世界所熟知。

落桂闲人，博客中国，摘自《百年铁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