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19日 星期五
那一天,载沣成了“摄政王”
1908年11月15日,大清帝国最后的“舵手”,主宰了帝国数十年改革存亡的一代巨人慈禧太后,病逝于紫禁城储秀宫。这位在中国历史上必将留下复杂名声的女人,在临终前一天,将她的帝国,以及与这个帝国有关的改革大业,交给了年仅27岁的载沣,并于当日,将载沣册封为“摄政王”。
历史往往呈现诸种巧合,1640年,即将创造历史的大清帝国首任中原君主顺治皇帝,其在登基伊始便册封其叔叔多尔衮为“摄政王”,其后,叔叔代替了侄子,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帝国最高元首。而今天,载沣也坐到了摄政王的位置上,然而他所辅佐的,不是他的侄子,而是他的亲身骨肉:宣统皇帝,爱新觉罗·溥仪。
在载沣的心里,慈禧的龙驭上宾,无疑给这些希望赶超康乾的皇族青年们带来了一展身手的良好契机,而坐在太和殿上的载沣,则是其中最为激进的一个。
载沣是想改革的,这本不需要太多的事实加以佐证。辛丑年出使德国的“赔罪之旅”,让载沣深刻的意识到了自己的帝国亟需改革的营养为其补充能量,否则,帝国的流弊将积重难返,直至衰亡。
这样的认知本身没错,但载沣认知改革的切入点却有些偏差。德国皇帝告诉载沣,要改革,就先要将军队牢牢地握在手里。军队强大,国家才能富强;军队掌握在政权的核心个体手里,国家才能把握在掌权者的手中。年轻的载沣,在目睹了德国强大的兵工制造,以及检阅了德国的皇家海空军之后,对于强军而可强国的简单逻辑深信不疑。
逻辑的简单性,往往会吸引傻子轻易的相信。因为他们并不需要使用多少的智慧,便可理解其中的奥秘。而那种理解后的喜悦,又是傻子所期望感受的;进而,当傻子遇到政治,载沣便应运而生。
回国之后的载沣,在慈禧的引导下,逐渐开始熟悉帝国政治,并且为自己的顺序接班做着必要的准备。在慈禧的心目中,奕劻太贪、载泽太荒诞,袁世凯、张之洞等毕竟是汉人,端方、恩铭属于标准的激进宪政派且非“近支亲贵”;因此,只有崇尚“西学”、热衷改革并且“根正苗红”的醇亲王载沣比较适合接替慈禧,而接掌端康太后的改革大业。
习惯了“垂帘听政”的慈禧,并不希望载沣因忽然荣登大宝而蒙受太大的压力,她更不希望看到皇帝的身后还有一个作为嫂子的隆裕太后互为掣肘,因此,搞个三岁小儿当皇帝,在此基础上再加衔一个“摄政王”实际掌国。如此,载沣便可放心大胆的进行改革,而由此造成的所有后果,其承担人则是那个三岁的宣统皇帝。
就这样,慈禧选中了载沣,并且在辛丑之后,开始了对于醇亲王的培养与锻炼。
与端方、恩铭不同,载沣并没有被外放,而是在作为帝国中枢的军机处安顿了下来。或许,他生来便是当政辅国的命,初入军机,便取代了恭亲王当年的地位。载沣一面全力帮助慈禧进行改革,一面在慈禧的保驾护航之下培育着“青年近卫军”的核心力量。
1905年,在慈禧的提议下,大清帝国的“宪政编制馆”正式成立,其“督办”便是时年24岁的载沣。而此时的端方、恩铭等人,正各带一队人马赶赴西洋各国,拟将西洋各国的宪政主张都“习学过来”,并以此为基础,为帝国的政改深入奠定必要的理论基础。此时的大清帝国,朝野内外,政改声声;然而在这种声浪之中,所有的改革派官员都有着这样的共识:“久而不变,皆乏前人之述为引。”迟迟不进行政改,最大的原因就是理论缺乏。
在载沣的印象里,当时慈禧所推行的政改也许真的有所欠妥。比起慢吞吞的政治体制改革,更加直接而彻底的变革军队风气,使军队不再是袁世凯或者张之洞的私家玩物,这才是这个时年24岁的血性男儿所理解的帝国政治。作为当时朝中的枢要奎格,载沣比任何人都能体会到“政改或说民主政治走错了路几乎没有补救的可能”这句话所蕴含的空间与危险,正因为此,他并不希望以政治改革促进改革的前进,他最大的心愿便是绕开这一难题,直接以军事改革带动政改,从而以命令取代民主进而促进民主。
面对之于政改索然无味的载沣,慈禧也是毫无办法。她在也想不出较之醇王更加合适的接班人选,她也绝不希望自己身后留下一个虽能改革然而拥有太多缺陷的亡国君主。乱改革,只能是找死,在慈禧的心里,这才是其选择改革派亲贵接班的最大原则,也是她最为清晰的政改认知。如若不改革又如何呢?重新关闭国门,以“鸵鸟政策”对待浩浩汤汤的国际发展,其后果只能是等死。
1908年夏秋,彰德秋操拉开序幕。这是晚清的帝国史上最大的三次秋操的第二次,也是军事水准最高的一次。作为帝国“军委”的核心成员,载沣在袁世凯的特殊保护之下受邀参观军演。看着一排排锃亮的战靴,以及一杆杆闪烁着寒光的枪管,载沣的心里,似乎荡漾着“帝国万寿无疆”的句子。
彰德秋操,让载沣更加坚定的认准了北洋在帝国军事序列中的重要地位。自此,载沣也更加明白了自己的改革途径。在傻子的眼里,掌握了“枪杆子”,也就是掌握了这个国家的科学与发展的全部力量。
慈禧无法阻止载沣的政见,然而在她的心目中,载沣至少应该先将政改的事情做完,而后再顺手进行军队的调整。但是,载沣恰恰令慈禧失望了。在慈禧的棺椁回到那个她生前曾亲自参与设计与营建的定东陵地宫之后,载沣的政改便拉开序幕,然而他所要搞的,却并不完全是政改;他的改革,无论是速度还是方法,都直接葬送了帝国最后的命脉。
那一天,端康太后龙驭上宾;那一天,载沣走上了大清帝国历史的最后舞台。也许,自慈禧决定将自己的政改大业交给这个27岁的激进派“摄政王”的那一刻,老佛爷便将自己的改革开放与自己的肉身一起,带进了坟墓。
宋儒孝南,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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