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曹操翻案是借古喻今强调坚决专政

50年代末毛泽东频繁为曹操翻案的用意何在？（下）

　　
　　毛泽东不限于认识反右派斗争的近期意义，他的目光放得更远。他从对匈牙利事件及中国当时政治状况两方面的分析中，看到了反右派斗争对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深远和巨大利益。他认为，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结束后，我国是进入了社会主义，但是，“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和一个思想战线上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此次反右派，就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一认识，是毛泽东在此前没有认识到而在匈牙利事件及反右派斗争中新悟出的，他认为，中国共产党能够悟出这个道理，使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大进了一步，对中国共产党有着长远利益。他在反右派斗争还在进行时就说：“我们应当看得远一些，在几十年后看这个事件，将会看到我们这样对待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会有深远影响和巨大利益的。”
　　
　　到1958年，反右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毛泽东决定：全党全国“从1958年起，在继续完成思想、政治革命的同时，着重点应放在技术革命方面。”显然，毛泽东认为，到1958年，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应该是搞建设了。
　　
　　但是，一方面，反右派斗争的震动实在太大了，不可能在短期内立即平静下来，另一方面，“树欲静而风不止”，中国共产党想要平静下来搞建设，国内外敌对势力却要大做文章。在国外，帝国主义借我党反右之事，恶毒攻击我国的经济政治制度和知识分子政策。苏联对我国反右斗争也冷眼旁观、冷嘲热讽。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则攻击毛泽东为殷纣王、秦始皇、曹操，共产党的政策是独裁、专制，反右是镇压知识分子。1957年10月10日国民党召开的“八大”通过的由蒋介石提议的《对大陆反共革命发展中本党任务之决议案》、《中国国民革命现阶段党务工作纲领》以及此后不久10月23日蒋介石发表的《复兴本党与完成革命的中心任务问题》中，不但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上述谩骂，而且把中共反右，当作他们反攻大陆的条件之一。不仅如此，蒋介石集团还借此后我国发生的一些事件连续作文章。1959年他们看到我国大跃进中发生失误，党内也出现意见分岐，以及西藏发生叛乱，便积极“策进”“反攻”大陆。1959年5月国民党“八大”二中会议上通过的《掌握中兴复国的机运》、《策进大陆反共革命运动案》、《光复大陆政治行动纲领》等文件中，特别强调利用中国内部矛盾“反攻”大陆的问题。蒋介石还于当年3月26日发表了《告西藏同胞书》，并且在9月29日“接见”西藏叛乱代表时，高唱所谓“自由”的调子。在香港的所谓“第三种力量”，也对中国共产党加以攻击，其中过去与中共合作过的一些人士也对我党颇有微词。在国内，知识界有一些人也对反右斗争有看法。
　　
　　毛泽东对这些情况十分注意。在反右斗争结束后的1958年、1959年，他多次谈到反右斗争的重大意义。1958年2月，他在对周扬《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一文写批语时，再次强调了反右斗争的“思想战线上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的意义。同年3月19日，他把匈牙利事件、反冒进事件，与反右斗争联系起来谈道，我们得到的教训是：不应该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一帆风顺的。此后不久，他在一则批语中又强调：资产阶级的自由和无产阶级的自由之间是不能调和的，只能是一个灭掉另一个，“不能妥协。”他在1958年指导大跃进时的一个重要思想是：在中国，要增长共产主义因素，一要有物质条件，二要有精神条件。物质条件要通过大跃进来创造，而精神条件的创造，除了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提高人的思想觉悟外，很重要的一条，是继续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这一观点，是与毛泽东后来倡导的“兴无灭资”，并且在他设想的人民公社和后来设想的“五七干校”中要有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功能相联系的。另一方面，毛泽东也对国内外反动派攻击我党反右斗争是搞“专制”、“独裁”、“镇压民主”的谰言，予以坚决回击。

　　50年代末，真是多事之秋。1957年反右之后，紧接着出现了1958年的大跃进，1959年又发生了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的事件。值得提到的是，毛泽东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时，不仅批了彭德怀、张闻天等人对待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态度，而且把批判彭德怀与反右派斗争联系了起来。他说：“城乡资产阶级反动的思想活动和政治活动，虽经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斗争给了一次决定性的打击，但是还远没有彻底消灭。他们的反动思想活动和政治活动，在一部分富裕中农和知识分子中间尚有市场，一遇风吹草动，他们就要蠢动起来。总之，资产阶级残余的思想活动既然存在，就一定会在共产党内找到他们的代表人物。而现在果然出了一小批在中央委员会内是四个人代表他们说话的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405页实际上，当时毛泽东是把50年代特别是50年代末党内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分歧和斗争联系起来，进行系统思考的。
　　
　　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一直关注着国内外政治状况，并且想得很多。他把反高饶、反冒进、反右、反对彭黄张周的斗争联系起来，进而联系匈牙利事件，做了很深的思考。他认定，在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结束后，无产阶级仍然面临着与资产阶级的严峻斗争，斗争的对象，包括那些“一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们就不舒服”的“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到1959年8月，他结合庐山会议发生的事情，把这一思路进一步加以整理，提出了如下论断：“庐山出现的这场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
　　　　
　　毛泽东这种过分联系的思路当然不对，但他对问题核心的把握却并无不当。基于此种把握，他十分看重反右派、反右倾等一系列斗争，又把中国国内、党内发生的上述一系列政治斗争与中国对外关系、特别是与中苏两党关系联系起来。他十分注意苏共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认为苏共一些领导人从1959年起对中国共产党政策的攻击，是“与帝国主义、反动民族主义”等组织了“一次反华大合唱”。
　　
　　毛泽东除了正面阐述这一道理外，十分重要的，是运用借古喻今的方法，讲共产党必须要用专政、集权的方法，同社会主义的敌人和国内外恶意反对共产党的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
　　
　　毛泽东借古喻今的重要内容就是评曹操
　　
　　长期以来，曹操在人们的心目中，一直是被看做同殷纣王、秦始皇一样，是个杀人如麻、权倾一时的暴君、奸雄。毛泽东也把曹操与殷纣王、秦始皇一块加以评价。他反人们的传统认识而议之，并且主张翻这桩历史旧案。在他多次评曹操的言论中所包含的核心观点之一，是认为曹操利用集中在手中的权力，改革恶政、推行法治、提倡节俭、稳定恢复发展了社会。曹操是天下大乱时期出现的“非常之人”、“超世之杰”，是“代表正义一方的。”总之，他认为曹操“不坏”。如果把殷纣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坏人，“是不正确的。”
　　
　　翦伯赞在1959年2月发表的《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一文中，仅仅局限于对曹操政治家、军事家、诗人品格的评价。毛泽东看了翦伯赞的文章后进一步发挥自己评曹操的观点时，包含了他评曹操的真实用意。他指出：曹操的功绩在于结束汉末豪强混战的局面，为统一铺平了道路。而历史上的曹操之所以能够建立这一巨大功绩，就是依凭他手中集中的政治、军事力量并且杀伐决绝。对立面不是骂共产党搞“专制”、没有“自由”吗？毛泽东就从评曹操这一特定历史人物的角度告诉人们：无产阶级就是要讲专政。依靠这个专政，才能保证国家的统一，才能稳定和发展社会。对于那些“共产党没有自由”的叫嚣，毛泽东直言反驳道：资产阶级自由与无产阶级自由势不两立，只能由一个灭掉另一个。
　　
　　由上可见，毛泽东评曹操的重要用意之一，是在正面强调必须坚决运用无产阶级专政手段的同时，借古喻今，反对对立面对共产党所谓“专制”、“独裁”的攻击。
　　
　　但是，毛泽东评曹操的用意，并非仅此而止。他还有更深一层的用意。毛泽东评曹操所强调的核心内容，是反对封建之“正统”。他评曹操反“正统”，是与他强调创建中国社会主义“独特性”、“高速度”联系在一起的。其实，毛泽东评曹操、反“正统”的观点，在1954年和1957年就多次坦露过。1954年，中国制定第一部宪法时，毛泽东就特别强调中国社会主义的独特性，强调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从而创造出中国自己的特点来。此后他在《论十大关系》中，又提出了借鉴苏联的经验教训，少走“弯路”，探索中国独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观点。
　　
　　当时他的基本指导思想，就是要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脱出苏联模式，走自己的路。就在当年，毛泽东在北戴河吟诵了曹操《观沧海》一诗，并且说了一大段评价曹操的话，说曹操“了不起”，过去说曹操是白脸奸臣，“那是封建正统观念所制造的冤案，”反动士族和封建文化垄断者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毛泽东这段评曹操的话，核心观点，就是要反封建的“正统”。他为曹操翻案，就是要翻“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中共八大确立了一系列带有独特性的社会主义原则，1957年毛泽东发表了一些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要走独特的道路，要“独立自主”的讲话，此后，他在与“人民日报”负责人的谈话以及访问莫斯科时又说过，曹操这个人“不简单”，“很了不起”。

　　到了1958年和1959年，毛泽东尝试通过“三面红旗”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的“独特性”和“高速度”时，评曹操的话更多。此时他评曹操，除增加了赞扬曹操“懂用人之道”、“招贤纳士”、搞“五湖四海”“不搞宗派”，注意发展生产，为统一祖国作出了贡献等内容外，有两个突出之点：一是提高了对曹操的评价，认为曹操不仅不是坏人，是代表正义的，而且是“非常之人”、“超世之杰”。二是集中批判了封建正统观念，他不仅反复地讲：说曹操是奸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而且强调：我们党不能继承朱熹的正统观念，而应当继承“司马迁的传统。”我们要给曹操翻案，是因为我们党是讲真理的党，对一千年、两千年的错案，也要翻。曹操被骂了一千多年，我们党也要为曹操恢复名誉。
　　
　　十分明显，毛泽东谈到的要反对“正统观念”是他当时评曹操时所要表达的重要核心观点。他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表达这一核心观点的。当时，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最根本的任务，是搞社会主义建设，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又不能模仿苏联，要走自己独特的路。我们党在50年代特别是50年代中后期所制定的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实际上都是围绕此点进行的。对这一历史过程，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中作过概述，并且号召全党下定决心，用第二个十年时间找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固有的规律。”中国共产党要走中国独特的道路，恰恰是当时的苏共所不能容忍的。苏共历来以社会主义“正统”自居，“老子党”和社会主义建设“样板”的观念十分浓厚，曾对以铁托为首的南共探索南斯拉夫社会主义道路大加挞伐。后来苏共与中共、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以及其他一些共产党发生分岐，原因当然很复杂，但不可否认，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苏共认为许多共产党脱离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样板”，不大听“老子党”的话了。
　　
　　当时苏共就是这样看中国的，他们甚至认为，中国搞的这一套，是由于毛泽东“绝不会听从于国际共运内部超过他自己的党之上的任何别的共产党，他绝不会容忍这样的事情，”《赫鲁晓夫回忆录》第659页他们尤其对中共高举”“三面红旗”表示不赞成、不理解。赫鲁晓夫多次表示了这样的看法：中国在搞平均主义，中苏两党之间在“运动将来方向的一些基本原则问题上”有重大分岐，“我们到了与中国分手的地步。”赫鲁晓夫说的中苏两党的原则分岐，当然包括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根本原则的分岐，但十分重要的分岐，是他们对中国探索独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否定。在这个问题上，赫鲁晓夫通过多种渠道向中共表示怀疑和反对意见。今天我们客观地分析，当年苏共所指责的中共某些失误之处，有些是有道理的。但问题在于：当时的苏共领导人对中共进行的全面指责、全面否定，实质上是他们继承了斯大林时期就存在的“老子党”和社会主义“正统”的观念，不赞成中国共产党独立探索中国独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是错误的。他们这样做，不仅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原则，不符合社会主义发展规律，而且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这正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之处。
　　
　　毛泽东当时所坚持的，无疑是对的。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特定的世界共运及中苏关系条件下，在中国共产党尚缺乏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都是初步尝试，同时在国内外又存在各种反对因素的情况下，要开拓中国独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十分艰难的。毛泽东当时所感受到的压力决非今人所能理解。但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规律以及在长期革命斗争中锻就的毛泽东的性格，都决定毛泽东一定要率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开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当时评曹操，反“正统”，一方面是借此表达他反对苏共以“老子党”、社会主义建设“样板”、“正统”自居，压中国共产党的心境，而更重要的一方面是，毛泽东借此启发全党要解放思想，不要迷信苏联，坚定探索中国独特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邢金亮 霞飞，《党史博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