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恩与遗憾——再说“我与北大图书馆”

    二十年前，为了纪念北大图书馆创建九十周年，我撰写了《书海遨游之梦——我与北大图书馆》（初刊《瞭望》1992年26期，收入庄守经、赵学文编《文明的沃土》，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12月）。此文开门见山：“记不清当年考北大,有多大成分是为了这名闻天下的图书馆。”如此表白，虽真心诚意，却也不无水分。因为，从学生到教师，我对于北大图书馆的“好处”，是随着自家研究及教学的逐步展开而体会日深的。

    在电子检索及数据库日益完善的时代，年轻读者不见得真能体会前辈为了图书而“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甘苦，也不太能理解以往读书人对于图书馆的深厚感情。我是过来人，对于北大图书馆也有过抱怨（比如取书速度慢、入库限制多等），但更多的是感恩。多年研究及著述，经常提及在某国某图书馆找到某难得的资料，因此而表达诚挚的谢意。事后想想，最应该感谢的，其实是近在眼前的北大图书馆。因为，基本资料都是在此地打捞或阅读的，日后奔走四方多有创获，但基本上属于“拾遗补缺”。人们常惦记将水烧开的“最后一把火”，忘了此前的无数努力。对于北大人来说，出入北大图书馆乃家常便饭；正因“得来全不费工夫”，容易忽略其独特的存在价值。

    我最早意识到这一点，是十几年前在哈佛大学演讲，提及北大中文系开设“现代文学史料学”专题课，要求研究生至少亲手触摸并尝试评述两三种旧期刊，借此训练学生对于这一媒介的理解，同时感受一下历史沧桑。主持讲座的李欧梵教授当即半开玩笑称：这不算经验，因为那是你们北大学者的特权，别的学校做不到。

    循此思路，我发现一个小小的秘密：一所大学的学术风格，与其图书馆藏书有密切联系。任何大学都可能有特立独行者，个别人的著述风格不说明问题；但若蔚为风气，则必定能找到合理的解释——在我看来，藏书是关键的一环。2001年11月20日，在北大召开的“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研讨会上，我发表了《文学史家的报刊研究——以北大诸君的学术思路为中心》（《中华读书报》2002年1月9日），其中有一段话，现在看来依然有效：“我是1984年方才进入北京大学，跟随王瑶先生攻读博士学位，当时的直觉是，北大学者之谈论‘中国现代文学’，最具史的意味。事后想想，这与他们很早就走出自家书斋、浸泡于图书馆的旧报刊室大有关系。当然，这与北大图书馆旧报刊收藏相当丰富也密不可分。中国学界普遍注重新史料的发现，这自然是很好的传统。只是所谓‘新资料’，并不仅限于地下出土的铜器、竹简和帛书；收藏在博物馆、档案馆和图书馆里而不为人所知的实物及文字，也都有待我们发掘。对于文学史家来说，曾经风光八面、而今尘封于图书馆的泛黄的报纸与杂志，是我们最容易接触到的、有可能改变以往的文化史或文学史叙述的新资料。”不仅教授如此，学生也是这样。四年前，我在香港中文大学主持“文学史视野中的‘大众传媒’”学术研讨会，并提交了题为《文学史视野中的“报刊研究”——近二十年北大中文系有关“大众传媒”的博士及硕士学位论文》（《现代中国》第十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的专业论文。如果真像我描述的那样，北大师生均有关注“报刊研究”的“学术偏好”，不用说，肯定和北大图书馆的收藏息息相关。

    不同专业对图书馆的需求不太一样，对于研究中国近现代文学/文化/思想/教育的学者来说，旧报刊室以及古籍部是最为关键的。每年博士论文答辩，总能听到外校来的答辩委员夸奖：别的不说，北大学生的“资料功夫”确实高人一筹。这个时候，我就在心里默默为北大图书馆祈福。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北大学生之所以善用“新资料”，那都是平日里熏陶的结果。即便眼下电子资料广泛传播，但依旧有些特藏（报纸、杂志、书籍、档案），需要你上下求索才能获得。好些在外地工作的北大学生告诉我，毕业多年了，还在使用当年在北大图书馆抄录或复印的资料。在这个意义上，守着这么好的北大图书馆，再做不出像样的学问来，真有点愧对“江东父老”。

    正因深感受惠于北大图书馆，老想着，若有可能，当尽力回报。很可惜，这么多年，除了偶尔送几册自家小书，两个“灵机一动”的计划，全都落了空。既然“落了空”，为何还要说？不是“丑表功”，是希望有人接着往下做。

    2004年春季学期，我在巴黎的法国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教书，因各种因缘，得以进入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的书库，发现两批很有趣的资料。一是堆在书库角落里的老北大讲义——油印本7种12册、铅印本5种14册，其中最为珍贵的是吴梅《中国文学史》（参见拙文《在巴黎邂逅“老北大”》，《读书》2005年3期；《不该被遗忘的“文学史”——关于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藏吴梅〈中国文学史〉》，《北京大学学报》2005年1期）；一是六百多种刊行于1925至1929年的新文学图书，其中三分之二是毛边本，封面盖有出版社赠送的印章。后者整整齐齐地码放在幽静的阅读室，管理员说这边不要了（此图书馆以收藏“汉籍善本”著称），马上转送里昂那边的图书馆。我请求再等十天，容我好好拍照。为什么这批书值得珍惜？因为任何图书馆，都不会如此集中地展现一个特定年代的文学出版——如今集中在一起，突然发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书籍装帧，竟是如此精美（参见拙文《作为物质文化的“中国现代文学”》，《中国文化》春季号，2009年5月）！图书馆员听我如此这般解释了一通，若有所思。几天后告诉我，书不送了，找地方“珍藏”起来，而且还申请了经费，准备做网页、出图册。

    当初我的建议是，请他们把这些初刊本的新文学书籍以及库藏的老北大讲义送给北大图书馆，我们负责回赠大套丛书或他们需要的新刊书籍。没想到，我越说越激动，他们越听越舍不得。最后，只允许我复制了吴梅的《中国文学史》讲义（收入拙编《早期北大文学史讲义三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其他的，“以后再商量”。回国后，我将此信息传递给了北大图书馆及北大校史馆，很可惜，八年过去了，未见任何动静，估计这“好事”是做不成了。朋友因此批评我，见了好东西，不能“喜形于色”，更不能为了显示自家学识而“畅所欲言”。

    另一个同样落空的计划，涉及如何协调各方利益，从事学术研究。2008年秋，我出任北大中文系主任，上任不久，组织中文系各专业十几位教授讨论如何有效利用北大花重金收购的程砚秋“玉霜簃藏曲”，从事综合性研究；期间，还曾专门带队到北大图书馆跟朱强馆长等开会协商。今年秋季学期开始，我不再担任中文系主任，卸任前签署的最后一个文件，正是写给朱馆长的信：“因教学及研究需要，中文系师生希望查阅贵馆收藏的程砚秋家藏戏曲资料。现送上需使用这批资料的部分教师及研究生名单（第一批）,请审批后转告贵馆古籍部，给予诸学者查阅资料的便利。”当了四年系主任，没能促成中文系与图书馆的“通力合作”，是我的一大遗憾。收藏、整理、研究，这三点一线，牵涉不少机构及个人，如何互相支撑、鼎力相助，互惠互利，不是发几句牢骚或讲几句大道理就能打发的，需要细致入微的组织与协调。这方面，确实非我所长,只能寄望于后来者。

    收藏需要学术眼光的照亮，研究有赖于图书资料的支持，二者互相倚重，缺一不可。大学图书馆虽不直接从事学术研究，但这所大学的每一份光荣，以及每位学者的业绩，多少都凝聚了她的一份心血。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北大教授，为北大图书馆110周年祝寿，是义不容辞的职责。

陈平原，《中华读书报》2012年10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