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日韩的天下观及甲午战争的爆发（下）

　　三、1860年以後中国的万国观

　　人们常用闭关自大与和平来形容儒学的天下观，实际上这两个特点均和程朱理学有关。程朱理学的核心是关於心性的道德思辨，事功能力不强，主张教化天下，也即“王天下”，以德服人、徕人。在这种价值取向中，对夷狄的认知、主动干预夷狄内部事务，都并不那麽重要。然而，当儒生的治国平天下道德实践遇到重大挫折，遭遇到亡国亡天下危机时，就导致了明清之际批判程朱理学的经世致用思潮兴起。所谓经世致用，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天下的道德秩序，儒生必须增强自身事功能力。显然，这就要求儒生必须去了解天下各地情况，学习各方面的知识。在这种思路下，对夷狄的认识就会被纳入天下观的视野，甚至干预藩邦内部事务也是强化事功的一部分。换言之，天下观可以不再是闭关自守与只强调“王天下”了。这就是以经世致用对传统(程朱理学式的)天下观的改造。经世致用对程朱理学的批判起源於明末清初，成为显学则是在19世纪中叶镇压太平天国大动乱之後[20]。

　　在程朱理学天下观的同心圆结构中，最重要的是作为礼仪之邦的中华和已册封的藩属，二者都是儒家伦理的承担者。而对那些从未使用汉字、不知儒家道德为何物的国家，则最为鄙夷轻视。经世致用精神对程朱理学天下观的改造，也对以上两者做出了不同的安排：儒生扞卫天下秩序的道德实践，一般只限定在同心圆的第一、二层，即中华本土和受册封的国家、地区；而对未册封的藩国特别是未接受汉字的地区，则只是作为必须研究和认知的对象，认知的目的是达到以夷制夷，或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不是建立朝贡关系。

　　清廷平定太平天国之际，正好赶上世界资本主义的大扩张，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全球秩序开始形成。也就是说，经世致用对天下观的改造，正好和19世纪第一次全球化进程同步。西方将建立民族国家视为文明的标志。当西方用武力把民族国家体制推广到全世界时，必定和东亚残存的天下秩序发生冲突。这在当时表现为中国19世纪面临的全面边境危机。在西北疆，沙俄先後於1862年、1864年、1871年、1881和1884年，强迫清政府签订一系列边境不平等条约和章程。在西南疆，英国企图从缅甸扩张势力到云南，藉马嘉理被杀事件，在1876年强迫中国订立〈烟台条约〉(亦称〈滇案条约〉)，1890年又签〈印藏条约〉。同期，1883年年底法国在中越边境挑起中法战争，於1885年与中国签〈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十款〉。在东南海疆，日本於1874年藉琉球船民海难事件，入侵台湾，同年10月签订〈中日北京专约〉，并於1879年武力吞并琉球。所谓建立各种条约体系，正是以西方为中心的民族国家秩序对天下秩序的蚕食。为了应付西方民族国家的冲击，经世致用的天下观不得不把全球化纳入自己的视野，这就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万国观。这种在经世致用指导下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万国观，一方面积极介绍西方各国政治、经济和地理历史情况，也引进国际法，以此作为和西方各国打交道的工具，另一方面为了扞卫核心地区的天下秩序，又不惜和西方发生战争。

　　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是左宗棠1876年率大军西征收复新疆。战後，他更上〈统筹新疆全局疏〉，建议“废军府制”，“设行省，改郡县”；在左宗棠去世数月後，新疆终於建省，纳入郡县制管理范围[1]。另一个例子是因越南问题引起的中法战争，1884年冯子才大败法军於镇南关；刘铭传击退占据台湾基隆炮台的法国军队。今日谈到左宗棠、刘铭传时，都称他们在西方侵略中扞卫中国领土的完整，其实这一定位并不准确。因为“领土”是民族国家对自己疆域的称呼，当时中国尚没有明确将自己视为民族国家的意识，只是有为的儒臣儒将要扞卫尚残存於东亚的天下秩序。“领土”一词被引进中国人语境要等到戊戌时期，它是民族主义兴起的前奏曲。和扞卫天下秩序同步进行的是用国际法和西方打交道。1864年清廷总理衙门将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 A. P. Martin)译出的《万国公法》刊印下达各级政府，以便根据国际法处理世界事务。而在当时大臣奏摺中，儒臣除了引用儒家经典作为处理国际事务根据外，《万国公法》也成为中国官员处理国际关系时经常引用的文献。

　　在以中国为中心的万国观中，既然国际法和朝贡制度同时并存，它们又是一种什麽关系呢？我们可以用当时官员和士大夫对国际法的看法，来说明两者在外交决策中的位置。1879年，曾纪泽在与日本驻英公使上野景范谈及朝鲜和琉球问题时指出：“西洋各国以公法自相维制，保全小国附庸，俾皆有自立之权，此息兵安民最善之法。盖国之大小强弱，与时迁变，本无定局；大国不存吞噬之心，则六合长安，干戈可戢。吾亚细亚洲诸国，大小相介，强弱相错，亦宜以公法相持，俾弱小之邦，足以自立，则强大者，亦自暗受其利，不可恃兵力以凌人也。”[2]表面上看，曾氏似乎认为亚洲诸国相处也应该引入公法。但这样讲的目的只是想用国际法遏制日本进入朝鲜，而不是真的认为必须依靠国际法解决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同期日记(1879年5月)上是这样写的：“万国公法会友土爱师来，谈极久。言东方诸国未入公法会，中人深愿中国首先倡导云云。余答以中国总理衙门现已将《公法》一书择要译出，凡遇交涉西洋之事，亦常徵诸《公法》以立言，但事须行之以渐，目下断不能锱铢必合者。公法之始，根於刑律，《公法》之书，成於律师。彼此刑律不齐，则意见不无小异。要之，公法不外“情理”两字，诸事平心科断，自与公法不甚相悖。至於中国之接待边侥小国、朝贡之邦，则列圣深仁厚泽，乃有远过於公法所载者。西洋人询诸安南、琉球、高丽、暹罗，缅甸之人，自能知之。”[3]换言之，曾纪泽认为，处理中西关系大体上应以《万国公法》为依据，但在东亚则必须继续维持朝贡体制，即《万国公法》并不适用。他对公法的基本定位是刑律，而不是礼法。因为万国公法不是大经大法，这样，一方面，必要时它应是维护国际秩序的基础，另一方面也可以成为干预藩属内政的根据。总之，公法在他看来只是维护朝贡体制的工具。

　　廖平的言论，极为典型地反映出当时儒生的天下观。他一方面把全球化中的民族国家争雄比喻为春秋战国：“方今中外交通，群雄角立，天下无道，政在诸侯”，同时亦了解国际法的功能，大讲“今之万国地法”的世界地理和“朝聘盟会，各国条约会盟国际公法”；但其目标仍是以夏变夷，他主张“立纲常以为万国法，孝教也”，目的是“内本国，外诸夏，内诸夏，外夷狄，用夏变夷，民胞物与，天下一家之量。”[4]也就是说，就中国为世界道德秩序中心而言，万国观同程朱理学的天下观并无本质不同；差别仅在儒臣更积极有为地去了解西方并接受国际法作为与西方各国交往的规范，其目的是扞卫天下秩序中中国在东亚残存的中心地位。这样一来，为了扞卫朝鲜对中国的朝贡关系，甲午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它只是收复新疆和中法战争的逻辑延续而已。


　　四、甲午中日战争爆发的思想原因

　　现在我们可以理解，甲午战争的爆发，是当时已形成的中、日、韩三种不同的天下观把全球化纳入自身视野的结果。因为三国的天下观均不重视别国主权和国际法，其内容和指导社会行动的模式以及对行动後果的期待都各不相同；如果中日两国都以自己理解的天下观为出兵朝鲜的理据，大战将是不可避免的。

　　首先，朝鲜积极主动地担任了点燃中日大战的导火线角色。长期来，历史学家对19世纪下半叶的朝鲜看来互相矛盾的自杀性行为感到不解：一方面韩廷积极和西方国家及日本签订一系列条约，将自己置身於民族国家的条约体系中，同时将日本势力引入朝鲜半岛，以期促使内政变革；另一方面，朝鲜又利用与中国朝贡关系，在日本势力过大或出现内乱时，主动要求中国干预其内政。这种互相矛盾的政策结果必然是引火烧身，使得朝鲜半岛成为中、日、俄利益冲突的聚焦点，加快朝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的进程。其实，这一系列看来互相矛盾的决策，均出於朝鲜独特的天下观。

　　如前所述，朝鲜的天下观本是一种忠於理学以“中华道”独一无二继承者自居的思想，它蕴涵着对朝贡关系工具性运用和追求自身独立自主的意识。在全球化冲击下，国际法和条约体系自然和朝贡关系一样，都可以成为争取朝鲜独立的工具。正是在这一思想背景下，1876年朝鲜和日本签订〈江华条约〉，釜山、元山和仁川相继开埠，该条约以承认朝鲜为自主之国来否定中国的宗主权。

　　朝鲜政府於1881年派遣62名官员赴日本考察两个月，回国後，其中有12人出任政府要职，推进朝鲜近代化[5]。统治阶层中出现亲日派的“开化党”，加剧了与以韩王之父大院君为主的保守派斗争。在国内利益上，保守派和开化派针锋相对，但在对外行动上，是出於相同的东亚意识。保守派利用与清廷的朝贡关系来抵御不断壮大的亲日本政治势力，其目的亦是朝鲜的独立自主。1882年夏，大院君鼓动兵变，日本决定派兵朝鲜问罪，中国也以宗主国抚绥藩国的惯例，立即出兵代韩戡乱。1885年，日本派伊藤博文与李鸿章订定了〈天津条约〉，约中规定，朝鲜一旦发生变乱，双方在行文知照之後，均可出兵朝鲜。甲午战争的祸根亦自此种下[6]。顺便说一句，甲午後一旦朝鲜沦为日本殖民地，对韩廷来说朝贡关系和国际法都毫无意义了；这时儒教凸显出来，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朝鲜的民族认同中起着重要作用。

　　如果说朝鲜的天下观是中日冲突的导火线，那麽日本的天下观即我们前面讲的大东亚意识，则是甲午战争爆发的主要思想原因。日本的大东亚意识早就蕴含在江户时代的天下观中。当全球化冲击来临，它迅速和“现代化以建立民族国家”相结合，穿上了日本民族主义的外衣，并具备危险的扩张性。

　　日本独特的天下观和民族主义结合，首先表现在脱亚入欧的思潮中。1885年福泽谕吉发表《脱亚论》，其中有“我乃於心中谢绝亚细亚恶友者也”的名言[7]。福泽所谓的亚细亚之恶友，“然今所不幸者，近邻有国，一曰支那，一曰朝鲜”；他深恐“以西洋文明眼光看来，由於三国地理相接，或将日本视若同类国家，而有意以对中朝之评价来教训我日本”[8]，宣称：“与恶友交善者不免同受恶名，吾等衷心谢绝东亚之恶友也。”表面上看，日本有意与中国和韩国相区别，是用西方现代化标准将自己定位於现代民族国家，但骨子里是认为日本比中国和朝鲜优秀，要争东亚霸权。也就是说，日本一方面高叫要脱亚，而实际上是要征韩、征华，称霸亚洲。

　　日本的“征韩”观念，是由“神功皇后征伐三韩”的传统与儒教中的华夷思想的传统混合而成，後来则把从万国公法中获得的概念，加以现代包装，说“虽言征伐，亦非胡乱征之，欲遵世界之公理”[9]，这是典型的日本大东亚意识表现。其内容有二，一为将朝鲜变为日本附属，二是破除中国在东亚建立的朝贡关系，代之以日本为中心。随着日本把征韩付诸行动，必然是全面挑战在东亚残存的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秩序。

　　1874年春，日本出兵台湾。这是明治时期日本第一次发动对外战争。在战後谈判问题上，日本政府立场强硬，申令不得有“丝毫妥协”，训令要旨是“应利用此蕃机会，切断琉球两属之根源，打开朝鲜自新之门户。此乃朝廷微意之深秘大计也”[10]。副岛种臣是代表日本出使清朝谈判的特命全权大使，他故意“拒绝行三跪九叩头礼仪”，有意挑战中华帝国的华夷秩序；他的顾问李仙德，则曾献策变台湾为日本的殖民地，在同行前往中国的船上就赋诗说入侵台湾是“保护海南新建蕃”[11]。这里，“新建蕃”一语正道破日本用民族主义包装的天下观是要扩张领土的本质。从明治末年到大正初年，“日本国的天职”、“新日本的使命”，成为日本政治精英的口头禅。

　　由此可见，日本从1870年代中日琉球之争和征韩论出台，再到1890年代末的甲午战争，都出於同样的逻辑，这就是具有“天下观”道德内涵的大东亚意识。因此，作为近代日本非战论者而闻名的思想家内村鉴三(1861-1930)，才会在甲午中日交战之时写的〈徵诸世界历史论日、支关系〉一文中称日本军事侵略行动为“义战”[12]。担任甲午战争外交指导的陆奥宗光(1844-1897)，在1895年出版《蹇蹇录》一书中也说，战争是由“西欧之新文明与东亚之旧文明间之冲突”引起的。需要指出的是，日本这种把新文明和旧文明之战冠为“义战”的说法，其道德根据并不是现代民族国家和国际法，而正是日本的天下观——大东亚意识。其准确解读是：对中国和韩国而言，日本自称代表更为先进的现代；而对西方，日本又以代表东方价值自居，并要带领东亚抗争。甲午後，《清议报》上刊登了一名日本女士福田英子给中国女士的信，把上述日本观念用很浅白的语言说出来，信中这样写道：“尔来西势东渐。东方危亡之相迫，殆间不容发，是实我东亚同胞所共忧者也。……中华与大和，同建国於东洋。立同忧同患之地。……令娘与妾，地域虽隔万里，心志既一。”[13]

　　我们再来看看导致中国参战的观念。和支配日本卷入甲午战争的大东亚意识明显不同，中国之所以重视东亚，是出於经世致用的天下观。这种天下观是要扞卫东亚残存的天下秩序，朝鲜的事是不能不管的，何况它直接影响京师地区的安危，比越南更重要。由此可解释，为甚麽甲午战败後在追究战争责任时，有很多人指出这是因为中国过分干预朝鲜内政引起。张佩纶认为袁世凯是诱发战争的“罪魁祸首”，责斥说：“虽曰中朝，而一味铺张苛刻。视朝鲜如奴，并视日本如蚁，怨毒巳深，冥然罔觉。”[14]张佩纶用“如奴”、“如蚁”来形容袁世凯对朝日两国的飞扬拔扈，虽为斥责之词，但也离实际情况不远。

　　确实，正是在干预朝鲜内政中，23岁的袁世凯初露锋芒，诱擒大院君，紮营三军府，并为朝鲜代练新军。1884年，亲日派金玉均、朴泳孝勾结日人，发动甲申政变。袁世凯又断然决定带兵入宫，拯救韩王，恢复李熙政权。此後，袁氏与主张“联俄制日”的李鸿章内外呼应，积极强化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袁世凯在朝鲜的地位，俨然如“监国大臣”，控制朝鲜的内政与外交[15]；“韩人称之为袁总理”[16]。在袁世凯主持韩政十余年中，“朝鲜事无钜细，凡与所谓宗主权有关系者，袁氏无不积极加以干涉。”[17]史家在讨论袁世凯干预朝鲜内政时曾有这样的评论：“此次派兵乃自元朝以後中国干预韩政最积极的表现，同时可说是中国改变对韩政策的转捩点，此後，中国的朝鲜政策乃骤转积极。”[18]我们认为，元以後中国对藩属内政的弱干预，和宋明理学的天下观有关。而甲午战争的爆发，不能仅仅归咎於袁世凯的个性和少年气盛以及李鸿章对外政策的失误；它是在经世致用的天下观指导下，中国面对全球化冲击时扞卫自身在东亚中心地位的一种选择。


　　五、简短的余论

　　当民族国家竞争激烈、而国际法又不足於解决民族国家之间利益争纷之时，出现那种於对中国天下观是代表了和平与秩序的道德想像和期待，是不足为奇的。这里或许有着善良的愿望，或许是对全球化国际新秩序的追求。然而，在价值多元的现代社会，对“何为善”存在着多元理解。这时，我们必须看到仅仅依靠道德，是不能建立合理的全球秩序的。作为思想史研究者，我们要指出对某种思想观念的遗忘所带来的危险性。

　　一百多年前，甲午战争爆发时，将中日韩三方卷入战争的思想原因，当时人人皆知，各有各理。正如本文分析指出的，甲午大战是中日韩三种天下观、三种对世界道德秩序安排冲突的结果。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当事件本身被转化为不可磨灭的历史记忆之时，支配该事件发生的观念却被遗忘了。事实上，正因不了解该事件发生的思想原因，20世纪历史学家对甲午战争爆发的解释众说纷云[19]，甚至认为这是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谜。本文追溯一百多年前甲午战争爆发的思想原因，或许有助於我们重温赫胥黎的名言：“人们不大记得的历史教训，正是历史给人的一切教训之中最重大者。”

　　刘青峰、金观涛 《思想》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