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解读与事实的重塑

　　金雁老师是我心目中值得尊敬的学者和思想者。这里主要谈论的是其新著《从“东欧”到“新欧洲”：20年转轨再回首》，印象与感悟，同时也来自于作者以往的著述。

　　这是一部“慢速度”的作品，因为作者近年来的观察与思考集结于此。去年五月，在小范围的首发会上，与会几位发言者分别提到，原苏联东欧国家转轨二十年来，国内学术界和舆论界颇有一些悖于实情的判断。归结起来，无非是这么几点：其一，民主派引发了苏联东欧前所未有之变局，造成大规模的社会政治灾难；其二，剧变后的苏东地区，经济停滞，政治动荡，公平与效率失衡，民生一派凋敝；其三，苏东剧变的惨状反衬出“风景这边独好”。庆幸之余，须汲取教训，居安思危，提防“祸水西来，寒潮南下”，侵蚀改革开放的稳定大局。

　　上述论调俨然成为主流，自有其复杂的根由。对这些论调的辩驳在作者这部《从“东欧”到“新欧洲”》及以往作品中都不难找到，尽管立论之要务首先不在于辩驳，而在于处理一个学者所能够发现的真问题。以观念和定见为先导的研究，则无视现象世界中彼此交缠的诸多关联，按照布罗茨基的说法，这意味着“用语言解剖经验”，使思想失去“直觉可能带来的优点”。事实上，面对原苏联东欧地区这样一个“破碎的地带”，一个转轨的历史背景、现实起点、价值诉求乃至可评判的后果各不相同的地区，人们试图通过终极答案的寻求，营造出具有决定性和统摄性的高浓缩的思想，其难度显然超乎想象之外，遑论一厢情愿地为苏东转轨国家开出所谓“疗治创伤”的药方来。

　　信息的冗余与观念的重复，制造着看似丰富实则贫乏的知识幻象。对于“被构建”的原苏东国家及其转轨，我们需要更为完整、客观和理性的认知。金雁的苏东转轨研究“三部曲”——从其《新饿乡纪程》到《十年沧桑》再到现今的《从“东欧”到“新欧洲”》，无疑是某种强有力的存在。相对“唱衰东欧”的论调，我更愿意接受这样一个从纷纭的现象中推知出来的基本判断：即中东欧国家尽管各有差别，但经过二十年波折，各国均基本完成了通过“民主分家”建立公正的产权结构并维持稳定的过程，这一过程中得以确立的起点公正、代理公正和协商公正，同时与中国改革之奇迹形成鲜明的反差。[1]

　　从问题的延续与思想的演进当中，不难提取出几个贯穿始终的关键词：经济转轨、私有化、公平与效率、民主化、知识分子，当然还有作者向来钟爱的波兰。正像卡尔维诺所说，第一本书就是某种最初的姿态，随后所做的一切都是由那第一次冲击而生发。前两部著作中所揭橥的转轨问题，在今天这部《《从“东欧”到“新欧洲”》》中得到了更清晰的回答——在经历了巨变的原苏东地区，“民生、民主、多元、宪政”的政治经济平台在不同国家已经不同程度地搭建起来。这当中的“优等生”是与斯洛伐克“文明离婚”后的捷克，因为奉行克劳斯式的“社会民主主义”，加之民主观念的积淀，该国的国有资产分配最为平等，民众普遍成为社会福利事业的受益者；原东德与西德合并之后，得到了后者在财政上的大规模“输血”，成为原苏东国家中转轨代价最小、复苏最快的国家，而昔日“共产主义”的东德则一去不返；即使在效率与公正严重失衡、寡头经济尾大不掉的俄罗斯，关键也不是民主化进程的有无，而是民主化程度的高低。

　　“三部曲”的共同特点在于学术与思想的结合。有时候，行文的形式甚至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对“新欧洲”的回眸从看似散淡的游历开始切入，但接下来，读者会看到，新旧问题的提出与解答总是围绕着事实的重塑而展开。游历自有引人入胜之处，更具吸引力的则是思辨的佳境。

　　历史的纵深感在《从“东欧”到“新欧洲”》中也一如既往，这种纵深感反映在历史研究的跨度与深度上，以及对于零散头绪的驾驭和梳理上；在作者笔下，史料仿佛“自动地”从各个角落汇集而来，共同服务于核心的主题。作者学术上的“主业”从俄国古代史延伸到近现代，并辐射波兰及其它中东欧国家。以往的一个印象是：俄国历史中的许多问题，经由作者揭示与论述，往往会产生颇具颠覆性的效应。譬如通过内在的逻辑，将俄国村社精神、民粹主义、布尔什维主义及斯托雷平改革加以贯通，勾勒出俄国前现代社会的主脉与政治变革的渊源，继而得出布尔什维克革命是对马克思主义“逆向式操作”的结论来。就个人目力所及，我认为这是对俄国十月革命最到位的一个解读，尽管看起来有些超乎常规，甚至会刺痛那些笃信政治神话的人们敏感的神经。

　　《从“东欧”到“新欧洲”》中有四篇文章分别研究了波兰、前南斯拉夫及乌克兰的民族历史，而研究的价值则在于揭开现实中某些观念上的迷误。以南斯拉夫问题为例：如同看待苏联解体一样，许多人提及前南国家的四分五裂，似乎总有一种锥心之痛，并把祸端归于西方阴谋与霸权，甚至联系到“帝国主义不死之心”，而前南领导人米洛舍维奇则被塑造成捍卫联盟国家乃至捍卫社会主义的反西方勇士。然而，事实的研究表明，导致铁托体制瓦解的原因固然有千丝万缕，但其中最关键的恰恰是米洛舍维奇所掀起的大塞尔维亚极端民族主义。历史终究不能任人装扮，历史时常会给人带来意想不到的讽刺。

　　说到这里，还有一个“题外话”。2008年末，在波兰港口格但斯克，法国总统萨科奇会见了同期“窜访”至此的一位恶名昭著的中国宗教人士。一时间，国内舆情激昂，抵制法国、抵制波兰的呼声传遍网络。但随后却意识到，抵制法国容易，抵制波兰却是难上加难，因为找不到家乐福这样的明确目标。网上有好事者云：那就干脆抵制萧邦，抵制菠菜吧！也就在稍早时，在现代波兰独立90周年之际，作者写下《“欧洲不死的勇士”：历经磨难的波兰独立之路》一文，还原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所盛赞的波兰民族近代以来为民主与尊严而战的艰难历程。读罢此文，我又“不恰当地”想到此前高呼抵制而不得门径的爱国者。如果这篇文章完成得“再及时些”，或许抵制运动就会从中找到切实的历史依据，不至陷入尴尬。当然，更有可能的是，当了解到波兰民族在反抗民族压迫与弘扬普世价值中所展现的可敬一面，抵制者会默然熄灭心头的怨怼和怒气。

　　此外，作者的新著对俄国（以及东欧）知识分子的研究同样值得关注。一个略显模糊的说法是：一个民族的史籍可读性越强，其苦难就越深重。就此意义而言，中国与俄国无疑拥有最具“可读性”的历史，这也是两个传统不同、气质迥异但均又推崇“文以载道”的民族自二十世纪以来最大的相似之处。

　　谈论中俄两国知识分子问题，脱不开近百年来两国共有的极权之阴影。现代极权得以超越专制，是因为施加于全社会的控制和压抑，乃至将人的非自由从异态固化为常态。而作为知识分子，即便不开口说话，对于极权的直接与间接体验都具有一种本能的敏感。


　　然而，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论者的选择与判断，便不可避免地建立在一般经验的基础上，譬如从具体的历史事件或者人物活动中寻找佐证。面对极权的一般表象——权力、压抑、非自由、非道德、谎言、腐败、恐惧等等，需要做出相应的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悖谬之处就在于：同样的素材可能造就出大相径庭的表述，而表述自身则难以呈现出逻辑的和自洽的样貌。

　　在此种特殊语境下，论者在提出问题的同时，一只脚可能就已跨出学术，一个思想的命题就此转化为申斥与说教。倘若缺乏足够的智识和道德感召力，那么论者自己可能首先就是自己的敌人，或者是那个律他不律己的道德警察。更大的误区在于，把责任从自己肩上卸去，把良心安在他人身上，把罪过加在其实与你我别无二致的同胞头上。到头来则又是一个讽刺，如柏拉图所说，“知识分子不能自愿地做任何实际的事情，而是在自己活着的时候自己离开这个世界进入乐园了。”

　　当今中国知识界和思想界时常对俄国知识分子不吝美誉，这样的美誉大都离不开先验的认知，并附带着居高不下的道德期望值（也折射出对极权的谴责）。在人们通常的印象中，仿佛自恰达耶夫时代起，俄国知识分子便成为一个独立不屈、直面强权、精神纯粹的整体；而备受颂扬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似乎在俄国同行那里才真正得到了体现，尤其令人艳羡的是，这种情况居然发生在一个同样饱受非自由摧折的国度。相形之下，一盘散沙、一派犬儒化的中国知识分子该当何等汗颜！

　　通过阅读《从“东欧”到“新欧洲”》中的俄国知识分子研究，我们或许会得出与上述看法有所不同的认识。首先，俄国知识分子未必可说是一个完整的阶层，知识分子精神其实大多附着在少数一些文学化的思想代表身上，经由释读而逐级放大的语义表述，“满载着道德判断，阅读它们的过程成了确认现实对应物的过程”（布罗茨基：《一座被更名的城市的指南》）；其次，物质凌驾于精神之上的“面包时代”比极权主义的时代更漫长，“为稻粱谋”而舍弃精神自由，绝非中国文人独有的风骨；再次，俄国知识分子同政治的关系也并非清澈到底。脱身于政权抑或与之保持合谋，向来是知识分子的两难之境。作者曾经说，在体制面前，俄国知识分子同样防卫能力单薄，同样不堪一击。这个说法令人印象深刻，与章诒和先生所云中国文人知识分子是“易碎品”可谓异曲同工。

　　除了相关篇章之外，作者未收入本书的《“红色文豪”高尔基的崛起》一文也发人深省。文章以高尔基这一个案，揭示了在强权威迫下知识分子人格底线的溃退与丧失。苏维埃政权建立前后以思想“不合时宜”著称的高尔基，到了30年代却一跃成为斯大林钦点的“文化主帅”。在其主持下，苏联建国后阵容最庞大的一个写作班子，投入到多卷本的《苏联国内战争史》的写作中去，苏俄文化史上“小说家主编历史”的奇观就此开场。

　　相对于某些声称俄国是自己“精神麦加”的浪漫主义者，作者对俄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挖掘则要客观得多，冷静得多。客观与冷静之外，又透出一个历史学家应有的底气。道德的说教与虚无的检省更多地让位于情境、事实与铺叙中自然透散出来的异域思想的吉光片羽。因而在我看来，《从“东欧”到“新欧洲”》一书下篇中的论述，不失为窥察俄国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一扇窗口。作者似乎无意于春秋笔法、微言大义之类的旧套——当话语的言说回归到本位，意义自然会衍生意义。

　　真正的知识分子，最具独立个性，却不自外于历史变迁与民族进程；他对时代向来抱有必要的“同情”，又不乏情感、理性与良知的相融；他忠实于良知，才会让思想从学术的制成品中逸出，让准确的判断洞穿平庸的意见。遗憾的是，这样的知识分子，无论在俄国还是中国，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终究少之又少。

　　拿到金雁老师这部散发着翰墨馨香的新著，我正致力于诗人帕斯捷尔纳克的翻译和研究，我愿意借用这位俄国知识分子杰出代表的诗行，来表达对作者的祝贺：当一棵松树死去的劈裂之声/传遍树林，被腐殖土掩埋，/历史，你就像砍不倒的/另一些树的密林伫立我面前（帕斯捷尔纳克：《当一棵松树死去的劈裂之声……》，1927）。

　　在这个以高速度为荣耀的时代，一部慢速写就的论著会让人放缓阅读，将目光暂留在域外的景致，在展卷细读中“对越来越少的事情知道得越来越多”。苏东转轨二十年，也是一段不可磨灭的历史。

　　（本文作于2011年6月）

　　[1]参见金雁：《从“东欧”到“新欧洲”：20年转轨再回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74—177页。

　　
王嘎，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