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以后蒋中正的举措及其影响

　　敝人曾讨论过“日本侵华模式”问题，就民国史而言，中国国家统一取得进展、国民经济比较繁荣之际，往往是日本侵华行动发动之时。1928年5月，蒋中正领导之“二期北伐”行将成功，日本乃出兵山东，制造“济南惨案”，可谓提示。


　　1931年，是战前中国GDP的高峰；而经过“中原大战”，蒋中正击败国民党内群雄，政治强人一统中国端倪再现。日本择机发动某种“事变”，可谓意料之中。

　　当政者此时如能居安思危，料敌机先，当有机会趋福避祸。然而，此时的蒋氏，自恃权柄在握，处理内部分歧，竟出下策，将胡汉民软禁，引致内部巨大混乱。若干年后，他自省道：

　　当时讨平阎、冯叛乱以后，乘战胜之余威，应先积极统一各省军民财各政，而对中央内部谦让共济，对胡特予信任与尊重，以国府主席让之，则二十年胡案不致发生，内部自固矣。（1941年6月9日日记）

　　中国混乱之中，日本军阀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积极筹谋，乘机发动“九一八事变”，改写中国历史。

　　本文仅集中考虑蒋氏思虑重点及举措大略，以研讨其深远历史影响。时间仓促，仅述观点。


　　一、对粤

　　民国以降，广东久游离于中央政权之外。中山先生以粤为基地，不断革命，客观上亦造成国民党内粤系力量之尾大不掉。九一八之前，粤方借胡案，集合众多反蒋势力，已成大患。9月1日，蒋氏曰：


　　两广逆军果已于上月杪集中攻湘，闻之忧乐交集，以果不出我所料，而灾祲如此，赤匪未消，而彼叛逆冒此大不韪，不惟加重灾黎苦痛，且为外邦所轻笑。如此乘灾乐祸，背叛革命，非使国亡种灭而不止，岂不可痛。（1931年9月1日日记）


　　蒋中正本预料当月22、23日左右与粤桂决战于湘境，令19路军占领潮汕，18军集中赣南，以为准备。九一八发生，武力解决方案在事实上已不可能。蒋更判断，日军乃“欲乘粤逆叛变之时、内部分裂而侵略东省矣。”（1931年9月19日日记）


　　日本之动作既与粤方如此关联，蒋乃急图粤案之解决。其思路有二重点：


　　（一）、相忍为国，共赴国难。


　　蒋决定：


　　对广东以诚挚求其合作。一、令粤方觉悟，速来南京，加入政府，二、南京中央干部均可退让，只要粤方能负统一之责，来南京改组政府，三、胡、汪、蒋合作亦可。（1931年9月21日续20日日记）


　　然要胡、汪合作，粤方竟以蒋下野为条件，蒋“悲戚痛楚，欲哭无泪，哀丧未有如此之甚也。”（1931年9月22日日记）


　　然粤方内部复杂。据吴稚晖谈，有超然派、右派、西山派、桂系、改组派、第三党等6派之多。胡汉民脱出南京居间捭阖，内部意见更形分歧，仅蒋中正下野、改组中枢为其基本共识。双方函电交驰，全为权位，蒋愤懑不已。


　　孙科、汪精卫因历史、地位等关系，居于显要位置，经常代表粤方发言，与蒋也多所折冲。但蒋对此二人，实深鄙视。


　　蒋评孙云：

　　余于下午往访若辈，而以阿科为最不争气，甚为总理叹息也。（1931年10月22日日记）

　　……

　　哲生不肖，总理一生为其所卖，彼到结果不惟卖党而且卖国，余为总理情义计，良心上实不敢主张哲生当政，乃爱之也。（1931年12月13日日记）

　　对汪精卫，蒋中正则认其在“中山舰事变”前即图谋害己：

　　回忆彼（按：指汪精卫）于民国十五年投共卖友，不惜祸党误国，余以至诚待之如总理，而彼为共党所欺，以一时之厉害，而放弃公私情义，不惜与苏共协议以谋我，诱我上中山舰，运往海逊威。（1938年12月25日日记）

　　对此二人，蒋中正能折节相让，虽政治家多所权谋，亦有诚意在焉。


　　（二）、分化粤方

　　粤方内部庞杂，陈铭枢等其时正与蒋亲昵，蒋探知粤方内情，多假手陈铭枢。反蒋粤系内部仅陈济棠、李宗仁握有军事实力。孙科、汪精卫虽依附其唱高调，实以主掌南京为目标。蒋中正得陈铭枢等人密报，乃运作其二人入京。胡汉民介入其中，反复呼吁粤方团结，不要为蒋所间。蒋评之曰：“粤方全为胡汉民一人所霸阻，而汪、孙则愿来合作，以不欲与胡破脸，故不敢明白表示”（1931年10月30日日记）。

　　惟胡氏刻薄寡恩，除二三位亲近外，并无号召力。与汪更有宿怨。汪与之敷衍，实则积极预备北上。甚至决定：蒋中正不下野，广东诸人不到南京，其亦愿到南京参加国难会议。粤方内部之分裂，为蒋洞悉。

　　蒋中正一方面图谋分化陈济棠内部，力求釜底抽薪。

　　他致电香翰屏、李扬敬、余汉谋等人，劝其脱离陈济棠，并以高位相诱。当时，未见实效，但5年后，上述人等响应南京，陈济棠几乎一夕崩溃，应有此前因。另有张发奎部，因汪精卫关系，在蒋离间下，脱离与桂系之反蒋联盟。

　　另一方面，则忍痛接受孙科必须其辞职的条件，使其脱离胡粤，并联汪制粤，分化汪、孙。

　　本来，汪在蒋之拉拢下，对合作条件甚为满意，但因与孙有共进退之约而罢。乃孙科积极推进“责任内阁”，自居候任阁揆，汪仅得预备“虚位化”的国府主席。两人渐至分道扬镳。

　　11月初，汪氏在上海说道：

　　兄弟……也许今天说了激烈的话，明天又到南京去了，或者还会和蒋介石先生共同作事……

　　汪派12月3日在上海独自召开四全大会，选举中委。后蒋招待汪派全体中委，显示承认之意。孙科内阁上台后，汪则滞留上海，不予支持。汪、蒋合流，乃有后来烟霞洞会议之召开，直接促使孙科垮台，蒋得以再度复出。

　　蒋之对粤举措，主要影响有五：1、粤系挑战，牵扯蒋巨大精力，“内部不固”，使蒋不能倾力应付日本侵略。蒋曰：“倭寇藉粤方捣乱之机，以逼迫中国；粤寇藉倭奴之力，以倒中国……是广东毅然成一粤国，与倭攻守同盟”。（1931年10月23日日记）2、粤系在1924年、1927年前后，已经新陈代谢（罗志田语）；九一八后，蒋之举措，以退为进，使其成员再度分化、剥离，粤系在民国政坛上之挑战力进一步削弱。3、汪精卫妙手空空，运作此次危机，得以重返南京政府核心，但已不得不接受蒋之领袖地位。4、孙科经此一役，已不见容于粤系主流，只得在蒋、汪体制内以立法院为基地做批评者，“总理哲嗣”光环已褪，影响力大幅下降。

　　5、粤系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此后仍时时挑战南京权威，蒋一直视其为政治核心议题之一，图谋解决，至胡汉民死后，利用两广“六一事变”，将其基本收服，为抗战准备一基地。但抗战中，汪精卫、陈公博等再度脱出。粤系反中央之传统可谓根深蒂固。


　　二、对华北

　　在蒋中正看来，当时华北民众缺乏爱国精神，实力派只为地盘计，实不足为抗日基地。因“本党革命主力，全在河南”，蒋曾“决心移首都于西北，集中主力于陇海路”（1931年9月26日日记）。中原四战之地，作为决战之境，并不妥当，可见蒋之不得已。

　　蒋虽有决心，而陇海路北侧之华北政治暗潮涌动，各方未尽守土之责，企图利用九一八以后之形势，浑水摸鱼。蒋不能不谨慎应对，稳定局势。当时，华北事大者有以下数端：

　　1、张学良出关参与中原大战，主力在平津一带，当时为华北诸雄实力最厚者。至今，尚有很多“历史工作者”认为，张学良在九一八后，得蒋密令，所以“不抵抗”。以愚之见，经“中东路事件”，张吸取教训，对外交涉，听从南京中央意见而已。故其“派万福麟来京，要求外交早日解决，斤斤以官民之财产与东北之痛苦为念”。蒋“闻之心痛”，认为这是不顾中央通过国际联盟正在进行外交努力、也不顾粤方正与日本勾结图谋推翻中央的短视之举，有“单独讲和”之嫌疑。（1931年9月23日接24日日记）

　　2、韩复榘在中原大战中助蒋，是战争前期双方胶着的主因。韩在九一八后继续表示服从中央，提出上中下三策：上策，粤方全部来京合作；中策，粤方一部分来京，联合党外人士共赴国难；下策，离开南京，驻守洛阳，整顿北部，等粤方无法对内对外，再图复出。但韩亦欲倒张以图平津，阎锡山乃与之暗通款曲，声言过去韩复榘有不得已，表示谅解。双方在九一八后函电、人员来往不断。“晋鲁共存”之说不绝于耳。

　　3、粤方汪精卫等在中原大战中，本与阎锡山结盟，此时重拾旧好。阎锡山重取平津的想法得到粤三巨头汪、胡、孙的理解与支持，阎并赠送汪巨款。双方以蒋及其同盟张学良为共同敌人。11月19日，蒋中正在南京四全大会上忽表示要北上，汪即判断对晋不利。阎则以张必须下野，为解决华北时局的枢纽，与汪等密谋。

　　这邪恶暗潮，蒋未必尽知，但其以张学良为举措重点，逐步稳定华北。当时，张学良迫于形势，以德报怨，主动请求南京赦免阎锡山。9月30日，蒋以阎已经致电张表示一直对外、拥护中央，且与日本关系并不确凿，建议照张学良意见处理，获得中政会通过，正式赦免阎锡山（1931年9月30日日记）。不仅调和了阎、张关系，而且显示中央对张的信任与倚重。

　　10月底，蒋中正邀张学良到南京商议东北善后。不仅有抬高张身价的反应，亦有防止张无路可走后与粤方、北方强人等合作的意图。张表示听命中央，一切由南京做主；蒋则继续给予东北军军饷。蒋、张之“相依为命”（阎锡山语），有效压制了北方的异动。

　　此后，阎锡山仍不断活动倒张、倒蒋，与粤方、刘存厚等勾结，但因实力已减，形势、时机并不成熟，加上他本人已有一致对外的公开表示，活动只在暗中进行而已，未能形成大规模实际运动。

　　综上所述，蒋在九一八后对华北举措，基本消弭了内战危险；但华北的分裂，却也使其无法对东北用力。蒋对此念兹在兹。

　　华北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山西高原古燕云十六州一带，地形峻要，更为中国历代王朝更迭之关键。中原政权甘于偏安，抑或完成统一，与此间得失关系极大。1932年初复出之后，蒋中正吸取教训，逐步向华北渗透，企图解决华北问题乃至东北问题，但经《塘沽协议》及所谓《何梅协定》，其渗透成果几乎消失殆尽。蒋并不罢休，1935年8月20日，法肯豪森在规划中国整体抗日战略时即指出，必须确保山西高原，方可对日持久抗战，得到蒋中正赞同。其后，卫立煌部、胡宗南一部乘机进入山西，石（家庄）--太（原）国防工事的建设，可为明证。

　　卢沟桥事变后，蒋强硬迎战，中央军次第进入河北。月末，他披露心路历程曰：

　　检阅廿四年七月一日卷，当中央军由北平撤退时，一若第二伪满在华北出现，或华北独立必无可免者。而今日则中央军仍有回驻河北不顾倭寇之一日，其间进退优劣之势相差果如何，若再加我二年之时间，其不能恢复当年原状？若有十年时间，不惟东北全复，而台湾与朝鲜亦将恢复甲午以前之旧观，扶持朝鲜独立，由我而成乎？（1937年7月31日《上周反省录》）

　　平定华北，然后图东北以远，蒋思路清晰，逻辑合理，难怪自得曰：“玩强敌倭寇于股掌之上”（1937年7月23日日记）。不得尽谓九一八后蒋6年间之举措为“投降妥协”，毋宁说是一种他习称的“政略”吧。


　　三、外交

　　九一八发生当时，蒋突受重大打击，方寸有乱象。9月19日日记抱怨道：“内乱不止，叛逆毫无悔祸之心，国民亦无爱国之心，社会无组织，政府不健全，如此民族，以理论决无存在于今日世界之道，而况天灾匪祸相逼而来之时乎？（1931年9月19日日记）”并无具体的解决问题思路。20日，检讨说：“内乱平定不遑，故外交不太注意。”（1931年9月20日日记）外交，成为其最先想到的解决方案。

　　21日，蒋召集干部，“主张日本占领东省事，先提国际联盟与非战公约国，以求公理之战胜。”（1931年9月21日日记）23日，蒋喜曰：“昨日国际联盟会决议中日两国停止战时行动，双方军队退回原防，听候联盟会派委员查察裁判，此实为以外交之转寄也，亦统一之良机，如天果不亡中国，则此次外交当不致失败也。”（1931年9月23日日记）

　　有此认识，蒋“与万福麟详谈外交形势与东三省地位”，劝其曰：“与其单独交涉，而签丧土辱国之约，急求速了，不如委之国际仲裁，尚有根本胜利之望，否则亦不惜与倭寇一战，以决存亡也。”（1931年9月24日接23日日记）东北军未以主力与日抗争，几乎不战而弃东北，蒋未始无责。

　　但日本拒不接受国际联盟通知，要求中日直接交涉，蒋因之判断到：“国联态度因之软化，从此暴日势焰更张。如果直接交涉，或地方交涉，则必无良果，我不能任其枭张，决与之死战，以定最后之存亡。”（1931年9月25日日记）外患未已，9月28日，学生攻击外交部，殴打王正廷。蒋目击神伤，立下遗嘱：“持其复仇之志，毋暴雪耻之气，兄弟阋墙，外侮其御，愿我同胞，团结一致，在中国国民党领导指挥之下，……期于十年之内，湔雪今日无上之耻辱，完成国民革命之大业。”（1931年9月29日接28日日记）

　　9月30日，施肇基接任外交部长，10月24日，国际联盟以13：1，决议日本撤兵。蒋高兴之极，“国际联合会决议，倭寇虽未承认，但公理与正义已表显于世界。”（1931年10月25日日记）

　　以中国当时之内忧外患，能有此外交成果，可谓胜利。但日本此后退出国联，并不撤兵，反而逐步扩大侵略范围。决战、还是外交解决的纠结之中，国内政治渐渐发展至蒋必须下野的地步。和与战，均不在蒋之掌控范围之内。一二八事变发生，局势重点南移；锦州之战，国际反应强烈，美国有史汀生“不承认主义”出台，蒋照例对外交表示期待，然终不能以外交管道解决东北问题。

　　期望外交解决，在当时，未必不是持重之虑。然一贯如此寄希望于国际社会的同情和帮助来解决中国问题，则不能不受别国之操弄。九一八后外交之竭蹶难继，根源于此。但蒋对此未有深刻的反省，反而乐此不疲，一方面造成统治合法性的流失（齐春风语），一方面成为强权间交易的筹码，给中国造成极大损害。

　　举例言之。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变后，蒋抢先对轴心国宣战，自言“本日抗战政略之成就已达于巅点”。惟恐后人不知其用心，又表而出之曰：“本日决定对倭对德意同时宣战，其用意乃在其无关紧要与侵略暴行之德意，而获得利害密切之英俄也，且得对俄对英对美皆有发言之地位，此种大事，必须在大者远者着想，决不可留有余地，后来或为投机取巧，纤微之心也。”（1941年12月8、9日日记）

　　对德意日宣战，意在俄英美，当时外交极为明智，然不可过之，犹不能忘记立足于中国。战争末期，《雅尔塔协议》已暴露俄美之面目，英亦霸香港不还，坚持帝国心态。而国民政府军战力迅速下降，演成豫湘桂之大溃退。蒋应清醒，不料，渠竟与苏俄交易，以外蒙、东北权益为代价，企图换取史太林同意其战后消灭中共。毛赴重庆谈判，确有和平诚意（金冲及、文安立语），而蒋暗中得意曰：“以其实未知最近国际内容与情形之发展，而更未知中苏协议之内容，可怜极矣，彼犹不知早为苏俄遗弃矣。”（1945年8月28日日记）

　　此一交易的结果，中共奋起席卷天下。而外蒙、东北权益丢失，九一八后蒋之外交思维定势，尸其咎矣。


　　讨论

　　九一八发生后，蒋中正彷徨犹豫。但决死之心，应可体认为其选项之一。然其无助感十分强烈，仅孱弱之戴季陶被视为可得与之“共同奋斗”。宋美龄更以一言不合，不别而去上海，蒋曰：“危难之际，我所应当，故不愿无责者共生死，亦不忍妻子共患难”。（1931年9月27日日记）连妻子亦不可倚赖，其凄苦可知，与卢沟桥事变后之斗志昂扬不可相提并论。其中缘由，在蒋当时甚少决死之办法。

　　蒋下野后，深自反省，曰：

　　今次革命失败，是由于余不能自主：始误于老者，对俄、对左，皆不能贯彻本人主张，一意迁就，以误大局。再误于本党之历史，容纳胡汉民、孙科，一意迁就，乃至于不可收拾。而本人无干部、无组织、无情报，以致外交派唐绍仪、陈友仁、伍朝枢、孙科勾结倭寇以卖国，而未之预知。陈济棠勾结古、桂各派，古应芬利用陈逆，皆未能信，乃至陷入内外夹攻之境，此皆无人之所致也。而对于反动智识阶级之不注意，教育仍操于反动者之手，此亦本人无干部、无组织之过也。军事干部后进者有熊、陈、胡等，而党务之干部实一无其人。外交更无其人矣。（1931年12月24日日记）

　　此段日记，极为重要。一则是蒋对九一八前后政潮之总结，可资说明蒋之抗日决心未能成为事实的原因；二则是蒋此后5年多的施政纲领：胡汉民缺位下之蒋汪合作，复兴社、力行社、“军统”之组织，“党化”教育之全面渗透，新“政学系”之引进，外交部长之频密调整（尤其是黄郛、张群之上位），熊式辉、陈诚、胡宗南之连番提拔任用，在在体现蒋之用心。亦可视为蒋全面抗战之准备。

　　蒋曾设想北上抗日，“以期引起太平洋之战争，而谋国家之复兴。”（1931年11月24日日记）后来，日本军阀发动太平洋战争，即以中国战事拖延不决根在英美，企图在新框架下，击败英美，谋求远东局势之根本廓清。草灰蛇线，双方战略竟然趋同，而世事变迁，中国得获生机。


　　【参考书目】

　　1、金以林：《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蒋介石“最高领袖地位是如何确立的》，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7月。

　　2、杨天石：《蒋氏密档与蒋介石真相》，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2月。

　　张生，作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