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国大革命：革命跑赢了改革

　　我们需要先从杜尔哥变法开始讲起。

　　1774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即位后，杜尔哥一度出任海军大臣；不久，调任财政大臣。在任期内，他试图进行多方面的财政改革，其措施集中于1776年初所拟定的六个法令中。最重要的是让贵族和僧侣同第三等级享受一样的税率。特权阶层极力抵制杜尔哥变法，并通过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对国王施加影响，迫使路易十六于1776年5月解除了他的职务。

　　到了1786年，时任财政大臣的卡伦面对日益恶化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可谓是忧心如焚：

　　【法】马迪厄《法国革命史》·第一卷王室的倾毁
　　“卡伦仍是鼓起勇气硬干。1786年8月20日，他觐见了国王说：“倘使要保持国家的安全，零碎办法是无济于事的，必须将整个根基改造才可使之免于倾毁。……加税已不可能，老借债只是毁灭，单注目于经济改革是不够的。唯一可取的途径，唯一真能使国家财政上轨道的方法，就是清除国家组织中的一切有害的东西，始可使国家有生气。”

　　在卡伦的鼓动下，1787年2月召开了“显贵会议”，试图减少特权阶层的特权：

　　【法】马迪厄《法国革命史》·第一卷王室的倾毁
　　“1787年2月22日贵人会议开幕，其中包括有七位王族亲王，三十六位公爵及其他贵族或元帅，三十三位法院院长及检察长，十一位主教，十二位国务大臣，十二位直隶税区代表，二十五位大城市市长或邑长，再加上其他人员，共一百四十四名，都是因服务有成绩或职责重要而被选的。卡伦在会议席上绝妙地指谪了整个财政制度：“在这广大的王国里，要想动一步，就要抵触到各种不同的法律、彼此矛盾的习惯、特权、免税权、免缴权以及各种不同的权利与要求；整个的不调和使行政复杂，行政工作困难，行政机构不灵活，到处多耗金钱而无秩序。”他彻底地攻击盐税，“这种税之负担是如此不公平，有时甲省人负担竟二十倍于乙省，征收又如此严厉，以致一提及盐税即令人变色，……这种税收事实上有五分之一为征税手续上所耗去，且易启人偷运之心，因而逐年有五百户人家的家长被判处徒刑或苦役，每年被捕案达四千多件”。”

　　在特权阶层联合抵制下，“显贵会议”与杜尔哥变法一样，以失败收场。卡伦这个人的结局是：

　　【法】马迪厄《法国革命史》·第一卷王室的倾毁
　　“贵人会议中的主教们要求把卡伦撤职。路易十六虽不愿意，卒至屈服，而以王后所提出的土鲁斯大主教洛默尼·得·布里盎继任。特权阶级又安心了，但他们受了一场惊吓。他们要对付卡伦。巴黎法院根据亚德里安·杜波尔的提议，下令追究他的舞弊案。他的唯一办法是逃往英国。”

　　杜尔哥变法的失败，卡伦猛呼的失败，使波旁王朝充分暴露出被既得利益集团绑架的特征。

　　1788年，法国接连遭遇旱灾和冰雹。

　　1789年上半年，法国农村地区发生大量农民起义：

　　【法】马迪厄《法国革命史》·第一卷王室的倾毁
　　“1786年与英国签订了商约，减低关税，便利了英国货物的输入。纺织业主不得不限制生产。亚贝威尔的失业工人达一万二千人，里昂达二万人，其他地方则多少不等。那年最冷的冬季一开始，大城市中即须设立慈善工作场，尤其在面包价格不断上涨的时候。1788年的收获远不及往年。畜粮如此缺乏，农人只好牺牲部分的牲畜，土地则荒废下来，或则未施肥料即下种。市场上缺少粮食。面包不仅很贵，而且有缺乏之虞。内克禁止谷物输出，又从国外购买进来，危机并未减轻，反而更趋严重。”

　　【美】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五章革命和政治秩序

　　“在1789年夏季的法国，当国民会议还在凡尔赛宫辩论时，农民在农村发起了革命。农民叛乱猛烈地蔓延到全国。农民拒付官税，什一税和田赋。他们闯入城堡，烧毁记载他们义务的法律文件。通过自己的行动，农民是有意去摧毁采邑或“封建”制度，及这个制度所代表的财产和收入。”

　　5月5日，三级会议在凡尔赛宫召开。由路易十六致开幕词：

　　【法】米涅《法国革命史》·第一章

　　“国王没有明智地向各等级指出应当遵循的道路，而是要求各等级协调一致，表示要钱，表示害怕革新，诉说精神上的不安，而不提怎样克服。”

　　三级会议不是改革会，协商会，而是要钱会。

　　随着第三等级代表（主要由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组成）表现得越来越不“驯服”，路易十六便决定用武力来终止三级会议：

　　【法】米涅《法国革命史》·第一章

　　“大批军队开到，凡尔赛宛如一座大兵营；会议大厅四周都是守卫的士兵，禁止市民入内。”

　　7月11日，内克等体制内倾向第三等级的“动摇分子”被免职。

　　7月12日，巴黎市民举行示威抗议内克尔等人被免职，结果遭遇武力镇压。

　　7月13日，巴黎市民着手武装起义：


　　【法】米涅《法国革命史》·第一章

　　“到了7月13日，巴黎的起义更加走上正轨了。从早上起，公民们就到市政厅去；人们把市政厅和所有教堂的警钟都敲响；鼓手们走遍大街小巷召集公民开会。人们在公共广场集合；纷纷组成了以罗亚尔宫区志愿兵，杜伊勒里宫区志愿兵，巴索什区志愿兵，阿格布斯区志愿兵命名的国民自卫军。”

　　7月14日，起义的巴黎市民攻克巴士底监狱。至此，城市的市民起义和农村的农民起义连成一片。

　　如果从1776年杜尔哥变法开始算起，革命和改革二条路线赛跑。对改革路线而言之，一开始是体制内改革路线，结果杜尔哥和卡伦双双失败；之后转为体制外改革路线，结果三级会议开成了要钱会。巴黎起义使市民起义和农民起义连成一片，波旁王朝既丢掉了农村，也丢掉了城市。

　　以路易十六而言之，他的错误在于该硬时不硬，该软时不软。1787年“显贵会议”时，面对不顾政权安危，死抱特权利益不放的特权分子时，他应该硬，结果他软了；1789年三级会议时，面对寻求改革道路的第三等级代表时，他应该软，结果他硬了。

　　以第三等级代表而言之，自始至终，他们都不想走革命路线，巴黎起义是群众自己完成的。怎奈三级会议开成了要钱会，之后路易十六想武力终止三级会议，改革的大门被彻底关上了。代表们也就只能在凡尔赛眼睁睁看着巴黎爆发起义，市民起义和农民起义连成一片了。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可以总结出几点历史经验：

　　1.但凡一个政权，如果被既得利益集团绑架，它就无法革新自救。改革受堵，革命自然跑赢改革。因此，除非体制内出现有足够魄力，足够胆识，并且掌握足够权力的愿意改革的人，斩断政权与既得利益集团的关系，改革才能成功。反之，要么是没有改革，革命直接出现（例如1989年罗马尼亚革命），要么是改革中途被腰斩，革命走直线（例如杜尔哥和卡伦双双失败，唐朝王叔文变法失败，清朝戊戌变法失败）。

　　2.改革这个东西，可不是永远“保鲜”。不是任何时候把它提起来都可以当万灵药的。1789年上半年法国农村大量的农民起义，乃是种种问题积重难返的结果，三级会议即使开好了，也不过是亡羊补牢，稳住城市而已，如何安抚农村，还需要大量的智慧和精力。更何况三级会议没开好，市民起义和农民起义连成一片。革命如同杀人，这次放跑了对方，以后再堵截对方；改革如同治病，错过机会，那就病入膏肓，积重难返。改革这个东西，“过了这村，就没这店。”

　　燕王王皓，共识网 2012年9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