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后，标志着十年“文革”的结束。十年“文革”给党和国家带来的灾难太深重了，但是如何认识和评价“文革”及“文革”前17年的经验教训呢？这是全国人民最关心的，也是世界注目的大问题。

　　当时，党内许多高级干部和理论界、知识界人士都要求加以总结，明辨是非。但是在有些人看来，这是个异常棘手的问题，他们认为现在不必做，弄得不好就会捅马蜂窝，甚至搅得天下大乱！尤其在提出和拥护“两个凡是”的人眼里，毛泽东的一切都是正确的，过去的一切没有什么缺点和错误，即使有缺点和错误也要维护，我们只要一切遵循毛泽东的指示和决策去做就是了，只要揭批“四人帮”就行了。也有些人认为，如果要搞什么总结，就会引起对毛泽东的怀疑和不满，就有“砍旗”、“丢刀子”的危险。还有人认为，“文革”和以前的那些年，确有许多问题要弄清是非曲直，可是那太复杂了，大家的认识很难一致，要经过充分的准备，选择适当的时机。有的甚至主张留给下一代人去做。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和此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也屡屡议及了这个问题，但总是众说纷纭。时间到了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对此说道：对于“文化大革命”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总结一下，这对统一全党的认识是需要的，但“不必匆忙去做”，“有些事情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他的这些话反映了部分与会者的认识，也为后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和形成奠定了基础。

　　当时，身处拨乱反正第一线的胡耀邦，从大量实践中发现，对于“文革”及此前长期存在于各个方面的“左”倾错误，进行全面清理和认真总结，实在是刻不容缓的事情。不然的话，是非不清，功过不明，拨乱反正就无法进行到底，人们反倒会争论不休，各执一词。

　　其实，胡耀邦1977年在中央党校工作时，就在一次会议上引用了列宁说过的一段名言：“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犯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这才是党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才是教育和训练阶级，进而又教育和训练群众。”以此引导和组织党校的师生着手总结十年“文革”的历史，并且提出了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完整体系为指导、以实践的结果为检验是非的标准这一重要原则。

　　1978年11月13日，胡耀邦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中再次指出：“文化大革命”的教训要总结一下。为什么林彪、“四人帮”能在台上十年之久？根本教训是什么问题？在11月26日的发言中，他进一步指出：“文化大革命”中“左”倾错误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给党和国家造成了空前严重损害，为了继续弄清大是大非问题，势必要接触到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和全面评价毛泽东的问题。这是即使想回避也回避不了的事情。建议中央经过周密准备之后，说清楚这两个问题。

　　这一时期，胡耀邦在与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接触中，不止一次地谈道：从拨乱反正的各方面实际工作来看，不能不对“文化大革命”以及以前的经验教训进行全面总结，分清是非。不然的话，不仅许多冤假错案无法平反昭雪，许多历史遗留问题无法公正解决，而且“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也不能彻底否定，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也无法顺利贯彻，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思想难以统一起来。叶剑英率先赞同并积极支持胡耀邦的意见，邓小平也同意对“文革”的问题进行全面总结。


　　建议要准备一篇重要文章，总结新中国30年的基本经验

　　1979年5月，胡耀邦在部署国庆30周年宣传工作时，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今年是建国30周年，正是一个全面回顾建国以来的战斗历程，初步总结基本经验，鼓舞全国人民搞四化的好时机，建议要准备一篇重要文章，总结新中国30年的基本经验，并以中央的名义发表这篇重要文章。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决定由叶剑英代表中央在庆祝建国30周年的大会上发表讲话，总结30年的基本经验；讲话稿由胡耀邦主持起草。随即，胡耀邦组织和加强了起草小组的力量，反复研究，加紧起草。邓小平对这个讲话的起草工作也十分关注，提出要有一些新的内容，要能讲出新的水平。

　　在胡耀邦的主持下，起草小组从7月起写出讲话稿初稿，然后根据中央政治局和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审阅后提出的修改意见，先后征求有三四千人参加讨论提出的修改意见，进行一遍又一遍的修改。9月24日，改出第四稿后提交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最后审议。9月27日，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一致通过，指出：“这是一个对全党全军和全国工作有长期指导意义的、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献。它的发表，将极大地鼓舞和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向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9月29日，叶剑英代表中央在国庆30周年庆祝大会上发表讲话，对30年的历史，分建国初期、大规模建设、“文革”十年、粉碎“四人帮”后四段分别作出评价；对毛泽东在建国以来前17年的功绩给予高度评价，而对他的失误和缺点则采取了不指名的、暗含批评的笔法表述，初步分清了原则是非；对“文革”则改变了中共十一大政治报告的提法，明确指出对党内国内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估计，对修正主义没有作出准确的解释，离开了民主集中制，采取错误的斗争方针和方法这四个方面的问题，并强调林彪、“四人帮”利用这些错误制造和推行了一条极左路线。这些经过反复修改和推敲的表述，甚至不惜以语法结构上没有主语的方式来隐去毛泽东的名字，隐去他的责任，是能够为当时广大干部群众所接受的，对于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是必要的。

　　然而，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这篇讲话稿，毕竟只是庆祝大会上的讲话，对建国以来的30年，只是一个大体的回顾和概略的总结，许多经验教训未能全面分析和仔细总结。这固然有时间比较仓促的原因，更由于人们对历史的认识需要有一个过程。经过对叶剑英这篇讲话稿的反复修改和讨论，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对建国以来30年的历史，尤其是“文革”这一段历史应当作出全面的总结，对一系列问题分清是非，得出明确的结论，使全党和全国人民都能够吸取经验教训，在今后的社会主义进程中，提高自觉性，减少盲目性，少犯、不犯错误，至少是不重犯过去的错误。对“‘文革’的问题留给下一代人去作结论”的说法，不少人提出异议，说下一代的人那时候会说：你们活着的人亲身经历了的人都作不出结论，推给我们不了解情况的人来替你们作结论，我们能作得好吗？你们不怕是非颠倒吗？有些人建议：至少在开十二大的时候，要对建国以来的历史尤其是“文革”的历史作出总结。

　　9月28日，在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上，中央政治局常委对于此后的主要工作作了研究，提出要为次年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六中全会和第三年的十二大作些准备工作，包括修改党章，修改宪法，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或《决议》），制订两年计划和十年长远规划。对于《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中央政治局常委确定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由邓小平、胡耀邦主持进行，并明确指出：现在就着手，提交明年底的六中全会讨论通过。邓小平说：有了国庆讲话，《历史决议》就好写了，要以讲话为基础，考虑具体化。邓小平和胡耀邦在一起研究后决定，起草小组由胡乔木负责，就以起草国庆讲话的班子为基础，再充实增调一些人进来，共同完成《历史决议》。

　　《历史决议》起草小组组成后，查档，借档案，看材料，找人访问，并经过研究讨论，于1980年2月拟出一份《〈决议〉提纲（草稿）》，报送邓小平、胡耀邦。这期间，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于2月23日至29日举行。这次全会决定重设中央书记处，增选了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全会还决定，《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在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领导下进行。

　　胡耀邦的责任加重了，不过他一如既往地尊重邓小平对《历史决议》起草的一系列重要意见。每当与起草小组负责人讨论研究时，他总是请邓多讲，并要起草小组多按照邓的意见进行工作。


　　毛泽东的贡献和功绩是第一位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

　　总结建国以来30年的历史，不能不对我们党和国家的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在重大历史事件中的功过是非以及指导我们事业的理论基础———毛泽东思想作出评价和分析。邓小平和胡耀邦在主持《历史决议》的起草过程中，准确地把握了这个重大问题。

　　在几十年的革命岁月中，胡耀邦是一直把毛泽东作为导师来尊崇的。但是，他对毛泽东是尊重，不是盲目崇拜的教条主义者或为我所用的实用主义者，而是以马克思主义科学态度来对待毛泽东。为此，他曾经说过，自己在思想上先后有过五次对毛泽东的疑惑：第一次是1957年反右派运动，第二次是“大跃进”放卫星、人民公社化，第三次是批彭德怀和“反右倾”，第四次是城乡“四清”运动，第五次是“文化大革命”。但是囿于毛的崇高威望，他还是不断反省自己的疑惑。直到林彪自我爆炸，他的头脑才摆脱了一些束缚，并进行了更深的思考：毛泽东晚年的这些过错和失误，酿成全党和全国的灾祸，有国际、国内的历史原因，但也同我们党内长期以来民主生活不正常是分不开的，当然也同毛泽东本人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和不再谨慎了、听不得不同意见了有关系。

　　在起草《历史决议》的过程中，胡耀邦曾经就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这个核心问题，专门对起草小组讲过自己的看法：“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既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脱离了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十一届三中全会就针对毛的晚年（错误）思想。（他）晚年错误思想的起点，始于1953年批评刘少奇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等，1957年后逐渐发展成为完整的体系，1958年又提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幻想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过渡到共产主义。发展国民经济与建设社会主义都不能使胸怀大略的毛泽东满意，毛泽东（是）热情高于理性。他总是在生产和阶级斗争之间摇摆。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提《大同书》，（1958年）北戴河会议讨论人民公社，（他）讲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各地办人民公社时，毛将《大同书》亲自作注送给徐水县。”

　　1981年1月，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学员结业会上向来自各地的党政干部讲话时，着重阐述了“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的”和“毛泽东思想必须坚持，但是同时要把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加以区别”两个问题。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长篇讲话中，又论述了这两个问题。他说：“第一，毛泽东同志为我们的党，为中国革命，为中国人民，立下了伟大的功绩。这是历史的事实，是不能动摇的。但是，毛泽东同志晚年是有错误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只有说清楚这两个方面，才是公公道道的，才是实事求是的。不说毛泽东同志有伟大的功绩，叫不叫实事求是呢？不能叫实事求是。只说毛泽东同志有伟大功绩，不说毛泽东同志有错误，是不是实事求是呢？同样不是实事求是的。说了毛泽东同志有错误，是不是显得我们这些人就比他老人家高明呢？不是。……是不是指出毛泽东同志有错误，我们就没有错误呢？也不是。毛泽东同志的错误是毛泽东同志的错误，我们的错误是我们的错误。中央同志几乎每个人都讲过，我们有错误。小平同志好几次讲话中说了他对自己的看法。至于我们这些人，错误更多了。可是，不能说我们有错误，就不能讲或者怕讲毛泽东同志的错误。所以，承认毛泽东同志有伟大功绩，同时又指出毛泽东同志确有错误，都是实事求是的，缺哪一个方面都不是实事求是的。”

　　胡耀邦接着说：“第二，毛泽东思想必须坚持，但是同时要把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同志晚年的思想加以区别。坚持毛泽东思想，又把它同毛泽东同志的晚年思想加以区别，有些人对这个事情弄不清楚。听说有一个大学，把这句话讲了以后，哄堂大笑，以为是不可理解的。这个问题怎么不可理解呢？我们讲的毛泽东思想，是一个有确定含义的科学名词了，就好像我们说的马克思主义一样。马克思主义是不是就完全等于马克思呢？不是。马克思主义同马克思这个人有联系，但是又有区别。马克思主义的创立主要靠马克思，但是不完全靠他，还有一个恩格斯。马克思主义变成一个专门的名词了。马克思主义这门科学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门科学。……毛泽东思想也是这样，是毛泽东同志加上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的长期斗争中，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加以具体运用和发展，就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第一是毛泽东同志贡献的，第二是他的战友们贡献的，第三是毛泽东同志和他的战友们、学生们一起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因此，毛泽东思想又是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结晶。所以，一个是毛泽东思想，一个是毛泽东同志本人在晚年，就是六十年代以后，在不少方面，或者说在不少重大问题上，违背了他原来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思想……说毛泽东同志的晚年思想不同于毛泽东思想有什么可笑的呢？”

　　胡耀邦强调，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又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战略家。……把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同志晚年的思想分开来，是实事求是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不分开是不实事求是的”。

　　胡耀邦在这里明确指出：毛泽东的贡献和功绩是第一位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他晚年的错误思想同毛泽东思想要区别开来。我们要坚持的是毛泽东思想，要纠正的是他晚年的错误思想。曾参加起草《历史决议》工作的于光远说：“胡耀邦对接受历史教训和对毛泽东的错误进行批评，把握得比较全面。”


　　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要同毛主席的错误分开，这样做才符合历史真相

　　在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时，还有一个敏感问题是：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尤其是“文革”中的错误，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如何区分。其时，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在强烈要求严厉惩办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时，对这个问题也困惑不解。江青等人更是把自己的罪行推诿到毛泽东身上。当时，胡耀邦还担任中央“两案”审理小组组长。1980年3月30日，他在中央书记处讨论“两案”审判的会议上说：审判“两案”，首先要把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罪证查实得周密有力。他们的罪行要同毛主席的错误分开，这样做才符合历史真相。比如，江青是一贯搞逼供信的，毛主席一贯反对搞逼供信。在“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材料中，有很多反证材料是逼供信搞出来的，江青没有向毛主席报告，封锁了毛主席。所以，毛主席错信了他们逼供出来的材料。对此，周总理不得不委曲求全。（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罪证要搞周全，一定要同毛主席、周总理分开，把他们的罪证搞得周全才能教育人民。胡耀邦还强调，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审判，只起诉他们颠覆政府、分裂国家、阴谋叛乱、杀人伤人等罪行，而对于他们违反党纪、军纪、政纪的严重错误，不要作为罪行提出起诉，这也有助于把他们的罪行同毛泽东的错误分开。

　　当时，不仅在国内存在着胡耀邦指出的两种偏向，在国际上也有议论，说邓小平、胡耀邦在搞“非毛化”，以致一些外国友好人士也颇为担忧。胡耀邦在会见外国元首和国际友人时，向他们解释说：“现在我们中央一级、省一级包括军队中军以上的主要干部，绝大多数都有跟随毛泽东同志四五十年的历史，其中有十几位在50多年以前的革命初期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战友，其他跟随毛泽东同志40年以上的，都是毛泽东同志培养起来的学生。我们这些人都是毛泽东同志的学生。可以说，毛泽东同志培养了中国的两代人。现在外界有一个误会，说我们要‘非毛化’。学生怎么能够把老师打倒呢？但有时候学生可能发现老师有缺点和错误。要是学生不敢纠正老师的缺点和错误，那就不是好学生。那样，学生也对不起老师。”

　　胡耀邦在各个方面大力进行的拨乱反正，是要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他严肃地批评那种主张取消毛泽东思想的观点，指出毛泽东思想是历史形成的，是全党公认的。1980年7月，他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说：“对待毛主席、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态度，不单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性的问题；不单是我们这一代的问题，也是关系到我们子孙后代的问题。所以全党必须谨慎，十分严肃，千万不能掉以轻心。毛主席的伟大功绩，我们要讲够，他的严重错误，也要说透，话不一定多。不能感情用事，个人意气用事，要向历史负责，向人民负责。”因此，他要求起草小组在起草《历史决议》时，一定要以怎样正确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为轴心，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准确地把握重大问题，力求做到“把功绩说够，把错误说透”。


　　自始至终参与主持《历史决议》的起草和发表

　　《历史决议》的起草，是关系全党、全国乃至具有世界影响的一件大事。邓小平、胡耀邦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自始至终主持了起草工作，直到最后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发表。现在人们可以从许多文集、书刊中看到邓小平先后几次对《历史决议》起草的讲话，这些讲话记载了邓小平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和意见，显示出他对《历史决议》起草的重大指导作用。遗憾的是胡耀邦在起草《历史决议》过程中的主持情况和所起的作用，因为没有公布有关档案资料，人们还知之甚少。现在，笔者根据有关史料，依据《决议》形成的主要过程，以大事记的形式来展现胡耀邦主持《历史决议》起草情况的一二：

　　1979年10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起草《历史决议》，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进行，由邓小平、胡耀邦主持。

　　10月，邓小平、胡耀邦召集姚依林、邓力群商讨成立起草小组，决定以国庆讲话起草班子为基础，确定由胡乔木负责。

　　10月30日，胡乔木召开起草小组会议，布置立即开展起草的各项准备工作。

　　1980年2月20日，起草小组将《〈决议〉提纲（草稿）》报送邓小平、胡耀邦审阅。

　　3月19日，邓小平、胡耀邦对胡乔木、邓力群谈对《〈决议〉提纲（草稿）》的意见。

　　4月1日，邓小平、胡耀邦对胡乔木、邓力群谈《决议》总体结构框架的设想和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

　　5月23日，起草小组改出了《〈决议〉提纲（草稿）》。随后写出了《决议（草稿）》，送邓小平、胡耀邦等审阅。

　　6月27日，邓小平、胡耀邦同胡乔木、姚依林等谈《决议（草稿）》的阅后意见。

　　7月3日，胡耀邦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决议》起草中的中心问题———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和牢固树立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关键是要把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同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

　　8月8日，起草小组写出《决议（初稿）》，不全。

　　9月10日，起草小组写出《决议（未定稿）》，分五部分约六万字。

　　9月21日，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讨论《决议（未定稿）》。

　　9月底，中央政治局决定组织4000名高级干部讨论《决议（未定稿）》，广泛听取意见。

　　10月5日，起草小组修改《决议（未定稿）》，约五万字。

　　10月10日，起草小组将《决议》新增加的粉碎“四人帮”以后四年的有关内容报送中央政治局常委正式讨论。

　　10月12日，胡耀邦签发中央办公厅关于组织《决议（草稿）》讨论的通知，并下发了《决议（讨论稿）》。

　　10月中旬至11月下旬，中央和国家机关、军队系统和各省市自治区的高级干部4000人，对《决议（讨论稿）》分组进行了热烈认真的讨论。中央党校一、二、三部的学员1548人经中央批准于10月17日至25日讨论了一周。讨论期间，各地以88期快报、938期简报将大家的意见和建议汇集到中央；中央党校学员讨论的简报也有157期。

　　10月25日，邓小平、胡耀邦针对4000名干部在大讨论中提出的主要意见和建议，确定按照大多数人的意见把粉碎“四人帮”以后四年这段补写上去。

　　12月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决议》参照讨论中提出的意见进行改写，在政治局讨论并原则通过后，仍在4000人范围内再讨论一次，在再次修改后提请六中全会讨论通过。

　　12月16日，起草小组参照4000人讨论的意见和建议，改出《决议（修改稿）》，共计八个部分。

　　1981年3月初，胡耀邦对起草小组说，《决议》稿写出后要多听听老干部、政治家等的意见。邓小平说：“这很对，我赞成。”

　　3月24日，邓小平去看望陈云，听取陈云对《决议》的意见。

　　3月，邓小平先后三次找起草小组成员谈修改《决议》的意见。

　　3月30日，胡耀邦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决议》的修改和讨论，确定：起草小组抓紧修改，争取4月中旬修改出来，4月下旬提交中央政治局讨论。现在的稿子先发政治局、书记处同志和一些老同志，在40人左右的范围内看看，由起草小组派人听取意见。

　　4月7日，邓小平对起草小组负责人谈修改意见。

　　5月15日，起草小组根据40多人的讨论意见改出修改稿。

　　5月15日，邓小平、胡耀邦等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决定：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决议（修改稿）》。

　　5月19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始进行，有74人出席。邓小平讲话说，《决议》要提到六中全会通过。大家都在等，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还说为了早点拿出去，再搞4000人讨论不行了，就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七十几个人推敲得更细致些，改得更好些，提到六中全会讨论。

　　5月21日至29日，与会者74人分五组讨论了八天。

　　6月4日，根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分组讨论的修改意见和建议，起草小组对《历史决议》又改出了一稿。起草小组同时写出《关于〈历史决议〉修改情况的汇报》。胡耀邦和邓小平商量决定：将修改稿和《汇报》印发给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的74人，请他们再提修改意见。

　　6月11日，起草小组吸收大家的意见，又改出《决议（草案）》。

　　6月13日，胡耀邦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原则通过《决议（草案）》，决定提交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即将召开的六中全会议程，决定全会分两段进行：6月15日至25日为预备会议，前八天分组讨论《决议（草案）》，后三天讨论改选、增选中央主要领导成员；6月27日至29日三天为正式会议，第一天讨论通过《决议》，第二天选举，第三天通过公报。6月15日至22日，六中全会预备会议分组讨论《决议（草案）》。同时，《决议（草案）》还分发给参加4000人大讨论的中央党政军机关高级干部1000人征求意见；并向130名各民主党派代表征求意见。

　　6月22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集全会预备会议各组召集人举行碰头会，商讨根据大家意见对《决议（草案）》进行怎样修改的问题。邓小平、陈云、胡耀邦都发表了重要意见。最后决定起草小组吸取大家的意见再行修改，委托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同志定稿。

　　6月26日，起草小组根据全会预备会议各组讨论意见和中央党政军机关高级干部的修改意见和建议，改出《决议（草案）》修改稿。邓小平、胡耀邦等又加以推敲和审改。

　　6月27日，十一届六中全会正式举行，讨论并一致通过《决议》。

　　从以上前后20个月的简明大事记中不难看出，《历史决议》的形成，是在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领导下，由邓小平和胡耀邦主持，经过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全体成员以及中央和地方4000名高级干部的认真讨论，提出了大量修改意见和建议，集中了众人的智慧，经过反反复复的修改，最后才完成的。

　　6月27日，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胡耀邦清楚地认识到，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还有很多不同认识、看法和想法。要把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思想认识都统一到《决议》上来，还会有一个过程。所以，胡耀邦在6月29日六中全会闭幕会上，专门讲了一段如何用《历史决议》统一全党思想的话。他说：“我相信《历史决议》的公布，党内党外的绝大多数，是会热烈拥护的。但也有人对其中的一些看法、说法感到不理解，会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对此，我的意见不必过于着急。要采用通常的学习讨论办法，逐步地加以解决，时间可能要一年左右。采取这样的办法，不但比较稳妥，而且可以大大提高人们的思想水平。”邓小平在这次会上也说，《历史决议》“真正是达到了我们原来的要求。这对我们统一党内的思想，有很重要的作用。当然，胡耀邦同志说，统一思想还要一年的工作。但是，今后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来说，要在这个统一的口径下来讲话。思想不通，组织服从”。

　　甄实，《党史博览》201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