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九大内幕琐忆（下）
“表忠”
4月24日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那些青年代表们的无产阶级感情再次得到极致发挥。会议于16时05分开始，会议的主要议程是选举第九届中央委员会。会场划分为七个区，每区设一个票箱，主席台上单设一个票箱。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分两次选举。16时28分，开始选举中央委员。由于主席团成员比大会场任何一个区的代表都少，因而主席台上的投票先行结束，主席团成员都回到各自的座位。突然，一个排队投票的青年代表在把选票投入票箱后，没有跟随前面的代表返回座位，却转身快步向主席台走去。但见他双手扶着主席台的前沿一撑，两腿一蹬，便轻松地跃上主席台，然后快步到前排中央，依次把手伸向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领袖们自然都一一与他握手。这位代表的成功举动，使许多怀有同样愿望的青年代表受到极大鼓舞。霎时间，有许多青年代表从投票的队列中或从座位上向着主席台跑去。原来躲在大幕后面的警卫人员纷纷出来阻拦，却顾此失彼，还是有不少人成功地冲到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的面前，如愿以偿，成了“最最幸福的人”。最后，台上的工作人员不得不在台前组成一道人墙，才使局面得以控制。
大会结束时，再次出现了狂热的“表忠”场面。林彪宣布大会闭幕，毛泽东等坐在第一排的中央领导人刚刚离席，坐在会场前部的许多青年代表，几乎在同一时间蜂拥而上，一瞬间把主席台上摆的茶杯、铅笔、纸张全部抢光。
具有这种狂热表现的并不限于那些年轻的代表，个别老党员代表也不甘落后。在讨论林彪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时，海南岛的一位有30多年党龄的代表提出：新党章的总纲中，有一段对林彪的评价，写明“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他要求把这段文字也写入政治报告中。有人笑着说：“你的意思挺好，不过，这是林副主席的报告，他怎么能说自己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呢？”不料，这位代表勃然变色：“这是广大党员的心愿和要求嘛，应该把这个意见向中央反映嘛！”
这种人在中国政坛颇不少见，历久不衰。
“复古”
代表们到达北京后，大会秘书处负责人向各代表团秘书宣布会议期间的作息生活制度，说毛泽东提出这次会议在生活上要“复古”，住房、坐车、伙食都要从俭，为全国做榜样；代表们不论原来身居何职，都要打成一片，体现政治上平等的原则。据说伙食标准原曾考虑每天8角，最后才定为1元。
这次会议确实开得比较俭朴。吃饭10人一桌，凭票就餐，桌上基本不见剩菜。广东省代表团的58名代表，除团长孔石泉和早就在党内被称为“元老”的陈郁、王首道外，都是2至4人共住一房，广州军区参谋长阎仲川和广东省军区司令员黄荣海住在一起，与原广州市委书记焦林义同住一房的是一位青年教师。除在京的极少数高级党政领导干部外，代表们外出开会和参观都坐大车。大会没有发放或制作任何纪念品。晚间看文艺演出，座位按代表团划分，前后不定。笔者有两次发现朱老总和董必武同志坐在广东代表团的后面，感到很不自在。演出的节目他们大概都是看过的，但是，是否参加代表团的活动，看不看革命文艺演出，这是个政治态度问题，他们也是马虎不得的。4月26日，在天桥剧场演出革命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散场后，笔者见到朱老总由两名警卫战士搀扶着，站在剧场大门外等车。人们潮水般涌出剧场，朱老总的车子一时调不上来，他就一脸木然地站在那里继续等着，笔者顿觉一股悲辛涌上心头。这年，我们尊称的“红军之父”已83岁。
但是，要求别人如何如何的人，却未必身体力行。每次演出，“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总是先在剧院的贵宾室休息，到了演出时间，才在有关人员的前呼后拥下入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自然是江青。他们在预留的大片最好的席位入席。此时全场观众还得热烈鼓掌对他们表示欢迎、致敬，演出结束时，大家又要起立鼓掌欢送他们退场。
如此选举
历次党代表大会对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都是会内会外关注的焦点，这是观察中国以后若干年政治动向的最重要的依据。特别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巨变，中国今后向何处去？“九大”的选举，不但是全国人民，而且为国际所注目。
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的格局，其实早在196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就已基本定下了。内定参加这次中央全会的“八大”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只有59人，仅为在世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人数的三分之一，其余三分之二绝大多数在“文革”中成了“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或“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些人既然无权参加中央全会，自然也就不能再进入第九届中央委员会。除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外，参加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其余74人，他们之中一部分是以江青、张春桥等为代表的“文化大革命”中的暴发户，再就是中央直属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和各大军区负责人。除个别人外，这些人后来都进入第九届中央委员会。
按照大会议程，从4月15日开始酝酿选举中央委员。先是由各代表团提出候选人名单，很多代表在提名时表示：小组提名有不少困难；以毛主席为首的主席团最了解全面情况，最了解党的历史，考虑问题最周到，对主席团提出的名单我们完全信赖，坚决拥护！
大会主席团将候选人分为四类：第一类是“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八大”中央委员及候补中央委员；第二类是“革命领导干部”；第三类是军队干部；第四类是来自基层的工农代表。对四类候选人提出了大体比例，要求总数控制在210—250人。各代表团提名相加实际为493人。经过综合平衡，在4月20日召开的主席团扩大会议上，由周恩来代表主席团提出了一个274人的候选人名单：第一类60人，其中有原曾任青年团中央第一书记的“八大”中央委员胡耀邦，据说因他认错态度不好，决定让原山东省委书记、“八大”中央委员谭启龙替换；第二类35人，周恩来特别提出其中的余秋里和原新疆党委第一书记王恩茂。说余对开发大庆油田有功，王有代表性，而且愿意改正错误，所以建议把他们作为革命干部的候选人；第三类99人都是军队干部，周恩来特地解释说，在四类候选人中，都有解放军代表，这是由军队的光辉历史和“文革”中参加“支左”和“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担任领导这一现实情况决定的，是完全合理的、必要的；第四类80人，其中产业工人46人，贫下中农25人，其他劳动者1人，“革命知识分子”8人，周恩来说，知识分子人数似乎少了点，但是实际上不止8人，因为革命干部和军队代表中都有不少知识分子，他本人就是一个。
在“文化大革命”中呼风唤雨，一直以毛泽东的化身自居，凌驾全党之上的江青，在4月20日的主席团扩大会议上，却突然表现出“伟大的谦虚”，说“我现在还是提不要选我，我觉得很狼狈”，“如果我还能退居幕后，做个无名英雄，那就好得多”；与此同时，她还借机为她的女儿及紧跟她的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大造政治舆论，说代表们都要求把他们两人选进中央，但毛泽东对身边人要求很严，本着亲者疏、疏者亲的原则，不赞成对他们两人的提名。当时巴结江青的大有人在，有人提出江青“一定要选上”，她是“众望所归”。
毛泽东在4月11日和4月23日两次召集主席团部分成员，谈选举问题。在4月23日的会议上，毛泽东说，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应该是全国工农兵代表会（苏维埃）。主席团的候选人提名总的是好的，起码没有刘少奇那一伙吧？至于公道不公道，只能说是大体公道，因为很多人他都不了解，甚至没有见过。有些该选进来的人可能没有提名，可是把名单增加到500人，也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只能大体是这样子了。
毛泽东在两次会上都谈到党内“反对派”，或曰“对立面”的问题。他点了10个人的名字：陈云、朱德、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叶剑英、陈毅、徐向前、邓子恢、张鼎丞。说他们这些人：“功劳也有，错误也不少，检查甚多，但别人不满意，我看算了，够了，看行动了。”这10人中，李富春、李先念、陈毅、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属“二月逆流”成员，“二月逆流”主要代表人物谭震林则早已被打成“叛徒”，被排除于“九大”之外；至于朱德、陈云等人，则被说成是一贯“右倾”的“机会主义分子”，简称“老机”。但是，毛泽东却主张把这些人作为对立面选进九届中央委员会里。他说：“不把这几个犯错误的老同志选进去不好。党内有几个反对派有什么要紧？你反你的嘛！”这时，许世友忿忿不平地说：“反一两年可以，反几十年怎么行！不过，我们坚决听主席的，主席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办！”康生也说：“昨天中央机关组还叫朱德同志写书面检讨。”毛泽东说：“算了。我们看他们，他们也看我们。开‘七大’时，王明、张闻天他们就不相信我们，以为非把他们打倒不可，结果，选了他们还是犯错误。但是，如果不选他们，可能坏得更快。他们不改怎么办？地球还不是照样转！”
但是，把这些“对立面”选进中央委员会，并不是无条件的。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主席团秘书处作出规定：既要保证这10人当选，又不能让他们得到高票，据说这样才能使这些人认识到自己错误的严重性，促使他们转化。为此，各代表团受领任务：要把哪些人投或不投这10名“对立面”的票，落实到“人头”；各代表明确了自己的任务后，必须以“三忠于”的高度、以党性保证，按照要求投票。各代表团不敢马虎，由代表团领导亲自动员、布置，有的甚至作了演练。大会秘书处还不放心，于4月23日晚以大组为单位进行了预选，对结果感到满意。
4月24日下午，进行正式选举。到会代表1510人，仅有2人请假。分两次投票：16时28分开始投票选举中央委员，16时52分开始投票选举候补中央委员。投票结束后，主席团成员与全体代表退席，合影；大会工作人员紧张地先分区计票，最后汇总得出选举结果。完全是手工作业：口唱、手写、拨算盘，用了近两小时。
20时57分，重新入席，林彪宣布请大会副秘书长、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宣读选举结果。大会主席团提名的170名中央委员和109名候补中央委员全部当选。会场响起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毛泽东以全票当选，虽然是天经地义、意料之中，大家仍报以热烈掌声。林彪获得1508票，大家也报以热烈掌声，掌声过后，可以听到会场有小声议论。会后有权威人士透露，林彪为了表示不能与毛泽东平起平坐，他自己和他妻子叶群投了反对票。周恩来获得1509票。风头正健的江青获得1502票，虽然只少了8票，但这8个敢于在江青名字上面打×的人，却有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危险。江青是很看重这8票的，事后曾秘密作过调查。江青的军师张春桥1496票，少的14票也不可小看。
10名“对立面”完全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当选：
朱 德 809票：
陈 云 815票；
李富春 886票；
陈 毅 867票；
徐向前 808票；
聂荣臻 838票；
叶剑英 821票；
邓子恢 827票；
李先念 922票；
张鼎丞 1099票。
从得票情况看，在“文革”前“名气”越大得票越少，朱德得票率还不到53.6%！真不知如果有那么几十个人不听招呼，不按要求投票，这场选举将如何收场！
选举中还有另一类候选人，也受到代表们的格外关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聂元梓、王效禹、李再含三人。
聂元梓原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以带头抛出被毛泽东称为“中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而一步登天，她不仅是北京大学的太上皇，还是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但她仍不满足，竟把她的人马派往全国各地，插手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她的手下称她“老佛爷”，表示对她的敬畏。
王效禹原是山东省一个不大不小的地方干部，因为最早出来支持和带领某些群众组织“造反”，而受到“中央文革小组”和毛泽东的赏识，不但一下子成了山东省的最高领导人，而且被任命为济南军区第一政委。但是，此人却无自知之明，掌权后仍一意孤行，依靠“造反派”在全省大肆镇压他们所说的“保守派”广大群众，实行恐怖统治。
李再含原是贵州省军区副政委，他是军队率先造反的干部，他能靠地方“造反派”一下子把贵州省党政军大权都夺过来，并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承认。此人自命不凡，在贵州大树他的个人权威。当地有一种说法：全国听毛主席的，在贵州听李政委的。他成为毛泽东在贵州的化身。
在酝酿候选人名单时，还对四川的刘结挺、张西挺，山西的张日清、刘格平等领导干部中带头造反的头面人物提出异议，大会主席团为此分头做了不少工作。选举结果，刘结挺得1435票，刘格平得1117票，王效禹得1066票；聂元梓、李再含、张西挺、张日清作为候补中央委员入选，分别得937票、1256票、1400票和1152票。倘若实行差额选举，这几个人必然落选无疑。
选举中还有一件趣事：当王良恩宣布中央委员候选人、工人代表王白旦以全票当选时，会场立即响起一片议论声。这位工人代表看来毫无政治生活经验，他不懂得等额选举往往是知名度越低得票率却越高。此人在全国毫无名气，谁也不会故意把他划掉，而他自己又不懂得谦虚，结果使自己成了170名中央委员中，得票唯一与毛泽东平起平坐的人！散会后许多人都愤愤不平地大骂这位工人太不谦虚：“你比林副主席还能！”
陈毅蒙难
陈毅被认定是“二月逆流”的重要成员，他却被允许出席八届十二中全会，而且，毛泽东还在会上宣布：要让陈毅参加“九大”。但是，他是要陈毅以“右的那一方面的……身份来参加九大”。
陈毅虽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却是由上海市推选的“九大”代表，因而他应参加上海代表团的活动。
大概是4月四、五号，陈毅碰上了一件尴尬事：他收到一封匿名群众来信，来信人称，从广播中得知“九大”胜利召开，陈毅被选为主席团成员。他敬佩陈毅的为人，认为他是一个光明磊落、表里如一、刚直不阿、敢说敢为的伟大革命家，希望他继续发扬这种革命精神，坚持斗争，多作贡献。从“文革”以来一直日子难过的陈毅，对怎样处理这封来信犯了大难：交出去吧，肯定又会招来许多麻烦；但是如果不交，岂不说明自己心中有鬼？再说，万一这是人家设的圈套呢？他最终把信交了出去。上海代表团负责人王洪文、徐景贤、王秀珍等人得到此信如获至宝，先是要陈毅交代他的“阴暗内心世界”和“罪行活动”，自然不可能获得通过，然后便组织批斗。上海代表团是“造反派”的一统天下，人多势众，又曾掀起过“一月风暴”的大阵势，批斗火力极为猛烈。他们质问陈毅：“九大”胜利召开，全国人民无不欢欣鼓舞，决心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夺取更大胜利，为什么偏偏有人给你写这样的反革命信件，鼓励你坚持反党立场，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敌？在揭批陈毅的“反党罪行”时，他们把历史旧账又翻了出来，从井冈山时期陈毅“勾结”朱德排挤毛泽东讲起，要陈毅承认他是一贯反对毛泽东的。这位当年曾统兵百万、豪气干云，也曾在外交场面风度翩翩、谈笑风生的共和国元帅，却在几十名“造反派”的围攻下有口难辩，怎样解释、检讨都过不了关。大会秘书处对此事也给予特别关注，连续出了几期反映批斗陈毅情况的简报，发给主席团成员。但实际上很多代表都知道这位陈老总“又挨批了”。好在大会的日程是早已排定，而且陈毅的“旧帐”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已经系统地清算过一次了，这次也只能是再“打打态度”，于是批了几天之后也就不了了之。
4月25日，毛泽东指定由周恩来、康生、黄永胜出面，召集主席团部分成员协商九届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候选人名单。28日，召开九届一中全会，选举中央机构，照例是等额选举，选举中央政治局委员19人。“二月逆流”成员中“三老”之一的李先念和“四帅”中的叶剑英，被提名入选，原是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陈毅未被提名。
迟泽厚，《炎黄春秋》200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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