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9月6日 星期四

如何保证朱德、陈毅等十名右派低票当选中央委员?

中共九大内幕琐忆(下)


  “表忠”

  4月24日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那些青年代表们的无产阶级感情再次得到极致发挥。会议于16时05分开始,会议的主要议程是选举第九届中央委员会。会场划分为七个区,每区设一个票箱,主席台上单设一个票箱。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分两次选举。16时28分,开始选举中央委员。由于主席团成员比大会场任何一个区的代表都少,因而主席台上的投票先行结束,主席团成员都回到各自的座位。突然,一个排队投票的青年代表在把选票投入票箱后,没有跟随前面的代表返回座位,却转身快步向主席台走去。但见他双手扶着主席台的前沿一撑,两腿一蹬,便轻松地跃上主席台,然后快步到前排中央,依次把手伸向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领袖们自然都一一与他握手。这位代表的成功举动,使许多怀有同样愿望的青年代表受到极大鼓舞。霎时间,有许多青年代表从投票的队列中或从座位上向着主席台跑去。原来躲在大幕后面的警卫人员纷纷出来阻拦,却顾此失彼,还是有不少人成功地冲到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的面前,如愿以偿,成了“最最幸福的人”。最后,台上的工作人员不得不在台前组成一道人墙,才使局面得以控制。

  大会结束时,再次出现了狂热的“表忠”场面。林彪宣布大会闭幕,毛泽东等坐在第一排的中央领导人刚刚离席,坐在会场前部的许多青年代表,几乎在同一时间蜂拥而上,一瞬间把主席台上摆的茶杯、铅笔、纸张全部抢光。

  具有这种狂热表现的并不限于那些年轻的代表,个别老党员代表也不甘落后。在讨论林彪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时,海南岛的一位有30多年党龄的代表提出:新党章的总纲中,有一段对林彪的评价,写明“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他要求把这段文字也写入政治报告中。有人笑着说:“你的意思挺好,不过,这是林副主席的报告,他怎么能说自己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呢?”不料,这位代表勃然变色:“这是广大党员的心愿和要求嘛,应该把这个意见向中央反映嘛!”

  这种人在中国政坛颇不少见,历久不衰。


  “复古”


  代表们到达北京后,大会秘书处负责人向各代表团秘书宣布会议期间的作息生活制度,说毛泽东提出这次会议在生活上要“复古”,住房、坐车、伙食都要从俭,为全国做榜样;代表们不论原来身居何职,都要打成一片,体现政治上平等的原则。据说伙食标准原曾考虑每天8角,最后才定为1元。

  这次会议确实开得比较俭朴。吃饭10人一桌,凭票就餐,桌上基本不见剩菜。广东省代表团的58名代表,除团长孔石泉和早就在党内被称为“元老”的陈郁、王首道外,都是2至4人共住一房,广州军区参谋长阎仲川和广东省军区司令员黄荣海住在一起,与原广州市委书记焦林义同住一房的是一位青年教师。除在京的极少数高级党政领导干部外,代表们外出开会和参观都坐大车。大会没有发放或制作任何纪念品。晚间看文艺演出,座位按代表团划分,前后不定。笔者有两次发现朱老总和董必武同志坐在广东代表团的后面,感到很不自在。演出的节目他们大概都是看过的,但是,是否参加代表团的活动,看不看革命文艺演出,这是个政治态度问题,他们也是马虎不得的。4月26日,在天桥剧场演出革命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散场后,笔者见到朱老总由两名警卫战士搀扶着,站在剧场大门外等车。人们潮水般涌出剧场,朱老总的车子一时调不上来,他就一脸木然地站在那里继续等着,笔者顿觉一股悲辛涌上心头。这年,我们尊称的“红军之父”已83岁。

  但是,要求别人如何如何的人,却未必身体力行。每次演出,“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总是先在剧院的贵宾室休息,到了演出时间,才在有关人员的前呼后拥下入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自然是江青。他们在预留的大片最好的席位入席。此时全场观众还得热烈鼓掌对他们表示欢迎、致敬,演出结束时,大家又要起立鼓掌欢送他们退场。


  如此选举

  历次党代表大会对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都是会内会外关注的焦点,这是观察中国以后若干年政治动向的最重要的依据。特别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巨变,中国今后向何处去?“九大”的选举,不但是全国人民,而且为国际所注目。

  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的格局,其实早在196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就已基本定下了。内定参加这次中央全会的“八大”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只有59人,仅为在世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人数的三分之一,其余三分之二绝大多数在“文革”中成了“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或“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些人既然无权参加中央全会,自然也就不能再进入第九届中央委员会。除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外,参加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其余74人,他们之中一部分是以江青、张春桥等为代表的“文化大革命”中的暴发户,再就是中央直属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和各大军区负责人。除个别人外,这些人后来都进入第九届中央委员会。

  按照大会议程,从4月15日开始酝酿选举中央委员。先是由各代表团提出候选人名单,很多代表在提名时表示:小组提名有不少困难;以毛主席为首的主席团最了解全面情况,最了解党的历史,考虑问题最周到,对主席团提出的名单我们完全信赖,坚决拥护!

  大会主席团将候选人分为四类:第一类是“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八大”中央委员及候补中央委员;第二类是“革命领导干部”;第三类是军队干部;第四类是来自基层的工农代表。对四类候选人提出了大体比例,要求总数控制在210—250人。各代表团提名相加实际为493人。经过综合平衡,在4月20日召开的主席团扩大会议上,由周恩来代表主席团提出了一个274人的候选人名单:第一类60人,其中有原曾任青年团中央第一书记的“八大”中央委员胡耀邦,据说因他认错态度不好,决定让原山东省委书记、“八大”中央委员谭启龙替换;第二类35人,周恩来特别提出其中的余秋里和原新疆党委第一书记王恩茂。说余对开发大庆油田有功,王有代表性,而且愿意改正错误,所以建议把他们作为革命干部的候选人;第三类99人都是军队干部,周恩来特地解释说,在四类候选人中,都有解放军代表,这是由军队的光辉历史和“文革”中参加“支左”和“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担任领导这一现实情况决定的,是完全合理的、必要的;第四类80人,其中产业工人46人,贫下中农25人,其他劳动者1人,“革命知识分子”8人,周恩来说,知识分子人数似乎少了点,但是实际上不止8人,因为革命干部和军队代表中都有不少知识分子,他本人就是一个。

  在“文化大革命”中呼风唤雨,一直以毛泽东的化身自居,凌驾全党之上的江青,在4月20日的主席团扩大会议上,却突然表现出“伟大的谦虚”,说“我现在还是提不要选我,我觉得很狼狈”,“如果我还能退居幕后,做个无名英雄,那就好得多”;与此同时,她还借机为她的女儿及紧跟她的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大造政治舆论,说代表们都要求把他们两人选进中央,但毛泽东对身边人要求很严,本着亲者疏、疏者亲的原则,不赞成对他们两人的提名。当时巴结江青的大有人在,有人提出江青“一定要选上”,她是“众望所归”。

  毛泽东在4月11日和4月23日两次召集主席团部分成员,谈选举问题。在4月23日的会议上,毛泽东说,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应该是全国工农兵代表会(苏维埃)。主席团的候选人提名总的是好的,起码没有刘少奇那一伙吧?至于公道不公道,只能说是大体公道,因为很多人他都不了解,甚至没有见过。有些该选进来的人可能没有提名,可是把名单增加到500人,也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只能大体是这样子了。

  毛泽东在两次会上都谈到党内“反对派”,或曰“对立面”的问题。他点了10个人的名字:陈云、朱德、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叶剑英、陈毅、徐向前、邓子恢、张鼎丞。说他们这些人:“功劳也有,错误也不少,检查甚多,但别人不满意,我看算了,够了,看行动了。”这10人中,李富春、李先念、陈毅、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属“二月逆流”成员,“二月逆流”主要代表人物谭震林则早已被打成“叛徒”,被排除于“九大”之外;至于朱德、陈云等人,则被说成是一贯“右倾”的“机会主义分子”,简称“老机”。但是,毛泽东却主张把这些人作为对立面选进九届中央委员会里。他说:“不把这几个犯错误的老同志选进去不好。党内有几个反对派有什么要紧?你反你的嘛!”这时,许世友忿忿不平地说:“反一两年可以,反几十年怎么行!不过,我们坚决听主席的,主席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办!”康生也说:“昨天中央机关组还叫朱德同志写书面检讨。”毛泽东说:“算了。我们看他们,他们也看我们。开‘七大’时,王明、张闻天他们就不相信我们,以为非把他们打倒不可,结果,选了他们还是犯错误。但是,如果不选他们,可能坏得更快。他们不改怎么办?地球还不是照样转!”

  但是,把这些“对立面”选进中央委员会,并不是无条件的。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主席团秘书处作出规定:既要保证这10人当选,又不能让他们得到高票,据说这样才能使这些人认识到自己错误的严重性,促使他们转化。为此,各代表团受领任务:要把哪些人投或不投这10名“对立面”的票,落实到“人头”;各代表明确了自己的任务后,必须以“三忠于”的高度、以党性保证,按照要求投票。各代表团不敢马虎,由代表团领导亲自动员、布置,有的甚至作了演练。大会秘书处还不放心,于4月23日晚以大组为单位进行了预选,对结果感到满意。

  4月24日下午,进行正式选举。到会代表1510人,仅有2人请假。分两次投票:16时28分开始投票选举中央委员,16时52分开始投票选举候补中央委员。投票结束后,主席团成员与全体代表退席,合影;大会工作人员紧张地先分区计票,最后汇总得出选举结果。完全是手工作业:口唱、手写、拨算盘,用了近两小时。

  20时57分,重新入席,林彪宣布请大会副秘书长、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宣读选举结果。大会主席团提名的170名中央委员和109名候补中央委员全部当选。会场响起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毛泽东以全票当选,虽然是天经地义、意料之中,大家仍报以热烈掌声。林彪获得1508票,大家也报以热烈掌声,掌声过后,可以听到会场有小声议论。会后有权威人士透露,林彪为了表示不能与毛泽东平起平坐,他自己和他妻子叶群投了反对票。周恩来获得1509票。风头正健的江青获得1502票,虽然只少了8票,但这8个敢于在江青名字上面打×的人,却有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危险。江青是很看重这8票的,事后曾秘密作过调查。江青的军师张春桥1496票,少的14票也不可小看。

  10名“对立面”完全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当选:
  朱 德   809票:
  陈 云   815票;
  李富春   886票;
  陈 毅   867票;
  徐向前   808票;
  聂荣臻   838票;
  叶剑英   821票;
  邓子恢   827票;
  李先念   922票;
  张鼎丞   1099票。

  从得票情况看,在“文革”前“名气”越大得票越少,朱德得票率还不到53.6%!真不知如果有那么几十个人不听招呼,不按要求投票,这场选举将如何收场!

  选举中还有另一类候选人,也受到代表们的格外关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聂元梓、王效禹、李再含三人。

  聂元梓原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以带头抛出被毛泽东称为“中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而一步登天,她不仅是北京大学的太上皇,还是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但她仍不满足,竟把她的人马派往全国各地,插手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她的手下称她“老佛爷”,表示对她的敬畏。

  王效禹原是山东省一个不大不小的地方干部,因为最早出来支持和带领某些群众组织“造反”,而受到“中央文革小组”和毛泽东的赏识,不但一下子成了山东省的最高领导人,而且被任命为济南军区第一政委。但是,此人却无自知之明,掌权后仍一意孤行,依靠“造反派”在全省大肆镇压他们所说的“保守派”广大群众,实行恐怖统治。

  李再含原是贵州省军区副政委,他是军队率先造反的干部,他能靠地方“造反派”一下子把贵州省党政军大权都夺过来,并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承认。此人自命不凡,在贵州大树他的个人权威。当地有一种说法:全国听毛主席的,在贵州听李政委的。他成为毛泽东在贵州的化身。

  在酝酿候选人名单时,还对四川的刘结挺、张西挺,山西的张日清、刘格平等领导干部中带头造反的头面人物提出异议,大会主席团为此分头做了不少工作。选举结果,刘结挺得1435票,刘格平得1117票,王效禹得1066票;聂元梓、李再含、张西挺、张日清作为候补中央委员入选,分别得937票、1256票、1400票和1152票。倘若实行差额选举,这几个人必然落选无疑。

  选举中还有一件趣事:当王良恩宣布中央委员候选人、工人代表王白旦以全票当选时,会场立即响起一片议论声。这位工人代表看来毫无政治生活经验,他不懂得等额选举往往是知名度越低得票率却越高。此人在全国毫无名气,谁也不会故意把他划掉,而他自己又不懂得谦虚,结果使自己成了170名中央委员中,得票唯一与毛泽东平起平坐的人!散会后许多人都愤愤不平地大骂这位工人太不谦虚:“你比林副主席还能!”


  陈毅蒙难

  陈毅被认定是“二月逆流”的重要成员,他却被允许出席八届十二中全会,而且,毛泽东还在会上宣布:要让陈毅参加“九大”。但是,他是要陈毅以“右的那一方面的……身份来参加九大”。

  陈毅虽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却是由上海市推选的“九大”代表,因而他应参加上海代表团的活动。

  大概是4月四、五号,陈毅碰上了一件尴尬事:他收到一封匿名群众来信,来信人称,从广播中得知“九大”胜利召开,陈毅被选为主席团成员。他敬佩陈毅的为人,认为他是一个光明磊落、表里如一、刚直不阿、敢说敢为的伟大革命家,希望他继续发扬这种革命精神,坚持斗争,多作贡献。从“文革”以来一直日子难过的陈毅,对怎样处理这封来信犯了大难:交出去吧,肯定又会招来许多麻烦;但是如果不交,岂不说明自己心中有鬼?再说,万一这是人家设的圈套呢?他最终把信交了出去。上海代表团负责人王洪文、徐景贤、王秀珍等人得到此信如获至宝,先是要陈毅交代他的“阴暗内心世界”和“罪行活动”,自然不可能获得通过,然后便组织批斗。上海代表团是“造反派”的一统天下,人多势众,又曾掀起过“一月风暴”的大阵势,批斗火力极为猛烈。他们质问陈毅:“九大”胜利召开,全国人民无不欢欣鼓舞,决心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夺取更大胜利,为什么偏偏有人给你写这样的反革命信件,鼓励你坚持反党立场,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敌?在揭批陈毅的“反党罪行”时,他们把历史旧账又翻了出来,从井冈山时期陈毅“勾结”朱德排挤毛泽东讲起,要陈毅承认他是一贯反对毛泽东的。这位当年曾统兵百万、豪气干云,也曾在外交场面风度翩翩、谈笑风生的共和国元帅,却在几十名“造反派”的围攻下有口难辩,怎样解释、检讨都过不了关。大会秘书处对此事也给予特别关注,连续出了几期反映批斗陈毅情况的简报,发给主席团成员。但实际上很多代表都知道这位陈老总“又挨批了”。好在大会的日程是早已排定,而且陈毅的“旧帐”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已经系统地清算过一次了,这次也只能是再“打打态度”,于是批了几天之后也就不了了之。

  4月25日,毛泽东指定由周恩来、康生、黄永胜出面,召集主席团部分成员协商九届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候选人名单。28日,召开九届一中全会,选举中央机构,照例是等额选举,选举中央政治局委员19人。“二月逆流”成员中“三老”之一的李先念和“四帅”中的叶剑英,被提名入选,原是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陈毅未被提名。

  迟泽厚,《炎黄春秋》200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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