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噩梦：农场历劫记

1957年的反右扩大化，是十年“文革”的序幕。
反右扩大化使中国广大的知识分子遭到灭顶之灾，极左思湖的阴霾笼罩着无声的中国。按照80年代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汇编》，当时党中央对1957年整风反右中划定右派的问题，曾作过非常明确的指示：“可划可不划的，一律不划。”如果这一指示能够得到贯彻执行，就不会发生反右扩大化，甚至连十年“文革”也不致发生。然而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却终于发生了，这究竟是为什么？

愿者上钩

苏州的反右斗争，是在1957年8月间开始的。早在这年的春末夏初，这一斗争就已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打响了，“引蛇出洞”的“阳谋”也已被明眼人所察觉，再在像的苏联那样的中等城市重演故技，还有多少人会自投罗网？然而知识界的相当一部分人，此时并没有意识到日益临近的危险。他们相信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十余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严酷考验，党内外的团结是坚如磐石、牢不可破的，相信统战政策的权威性，相信“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真诚坦率；所以各民主党派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即使有不妥或错误之处，给予批评指出，也是完全应该和必要的。但很多人却忽略了一个事实：这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批评，而是在反击资产阶级对党的猖狂进攻。反右斗争的扩展，犹如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那些天真无邪、头脑简单的人，纷纷落入了那张隐形的大网。

我那时正在《新苏州报》社任时事组组长，编新华社的国内外电讯，还要编写“时事综述”、“时事讲话”、“时事问答”等解释性的文章。或许是我患了政治上的感冒症，竟然嗅不出悄然降临的厄运的气味，而对那只摇晃在眼前的钓钩，也竟然熟视无睹。但说人们一点没有不祥的预感，那也是不符合实际的，所以当苏州开展整风运动的时候，报社内部的反应并不怎么强烈，所谓帮助党整风的大字报，数量极少，而且内容上也只是写些鸡毛蒜皮、无关痛痒的琐事，气氛相当冷淡。这时，渔翁们便三三两两地找预定的对象闲聊，动员他们要放手多提意见，意见提得越多越尖锐越好，这可是要求进步和靠拢党的表现，你是否愿意接受党的考验，就看你的实际行动究竟如何了。但不少人对写大字报仍然抱着敷衍塞责的态度，有的写了一张就不再写第二张，有的纸张只有16开那么大，成了小字报。为了消除人们的疑虑并打破这沉闷的局面，报社组织大家去参观中共苏州市委的大字报。

苏州市委的大字报果然气势不凡，那间专门张贴大字报的厅堂，四壁都贴满了巨幅大字报，有的篇幅从屋顶一直铺到墙根，毛笔字写的标题有笆斗那么大，内容大都是批评党政领导人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问题，有些意见还提得相当尖锐。我记得其中有一张题为《当代陈世美》的巨幅大字报，内容是一张大型的表格，逐一填写着党政领导干部的姓名，某年某月在苏北农村中跟某某人结婚，有的还生儿育女，某年某月在又闹离婚，抛弃农村中的妻儿，于某年某月某日又在苏州和某某人结婚。这张大型表格的附注栏内还写着：这里揭露的只是职位较高的干部，至于有类似情况的一般干部则为数更多，为篇幅所限，不再一一列举。这张大字报的内容，跟那时相当一部分干部的婚姻状况是完全符合的。因为自从《婚烟法》颁布以后，在苏州就有某些职位较高的干部利用种种借口，对苏北农村中的“土包子”妻子提出离婚，再跟城市里的“洋包子”小妞结合。这些人把自己打扮成封建婚姻的受害者，用“保障男女双方的婚姻自由”的外衣，来掩盖他们那种喜新厌旧的思想。这些人的离婚，并没有遇到什么阻力，偶尔也有对方不答应的，便以每月给予十元钱的生活补贴，作为交换条件，打发了事。参观中共苏州市委的大字报以后，报社内部的大字报似乎稍多了一点，但仍不如“渔翁”们所想像的那么多而激烈。而我则认为，帮助党整风并不是搞阶级斗争，说各民主党派在中央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是“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是不是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还是批判从严的表现？在这个问题上，我的思路还没有理清，加上我也实在没有什么意见要提的，所以对写大字报也只能抱着应付的态度。

在报社整风期间，党和团的组织生活都停止活动，只有一个整风领导小组在处理运动的日常事务。那时苏州人民广播电台的直播室就设在报社阅览室隔壁的房间内，所以电台负责人也参加了整风领导小组，算是由两家合并在一起开展整风的。但电台工作人员的大字报却显得寥寥无几。

不久，按照预定的步骤，原有的大字报都被撤掉了，另外换上一批揭发批判的大字报，据说这是“思想交锋”阶段，这时，还算是让人讲话的，有人批判你，你可以为自己辩护，还可以反批判。但隔了几天，那些大字报又被撤掉了，再换上一批专门针对某一个人的大字报。这些大字报的内容，无一不是断章取义，无限上纲，极尽诽谤、诬陷之能事，其目的无非是要把人往死里整，硬是要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大帽子强另在某一个人的头上。这种蛮横无理的“定性”，任何人都接受不了，然而不接受也得接受。根本不存在什么“右派”，却一定要无中生有地划出成千上万的“右派”来！这种在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指导下发生的悲剧，正是盛行个人迷信的必然结果。在这一意义上，与其说挨整者是愿者上钩，还不如说是被硬推硬拉着挂上钩的。

报社和电台被错划为“右派”的共有4人，其中电台1人。我是最后一个挨整的，对前面人的批判斗争，好像都很简单，每人各开了一次批斗会，便被定为“右派”，而对我的批斗会却开了好多次。在我写的大字报中，遭到批判的有这样几张：首先是我为响应党的整风号召而写的一首诗《飞蛾颂》，那是根据有位党的领导人说的“整风是引火烧身”而引伸出来的颂诗，但却被歪曲为攻击党的整风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另一张响应上山下乡的大字报，因为有“不怕上刀山下油锅”的字句，便被歪曲为攻击上山下乡是下地狱，因为只有地狱才有刀山、油锅。还有一张大字报《红蜻蜒》，那是批评某些人的工作作风如蜻蜒点水，不够深入细致，也被歪曲为恶毒攻击党的干部。另有一张大字报是对编委会提的一些意见，而有意思的是那个批判者自己也写过内容类似的大字报，如果把批判我的“谗言陈词”奉还给他本人，倒也是很合适的。可笑的是那时的“镜子”“手电筒”特多，都是只照别人不照自己的。那些针对预定对象的大字报和发言，不仅是强词夺理、荒谬绝伦，而且不容置辩、一锤定音，堪称是强凶霸道、仗势欺人的范例，也是为“文革”中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批判”奠基的力作。

不久，报社整风领导小组抛出了我写给民进中央副主席王绍鏊的四封信，说这是我为资产阶级向党进攻而提供的四发炮弹。

这四封信，是我在1957年3月、4月间写给王老的，他也是吴江同里人，总是称我为“同乡老弟”。1946年6月间，我和苏州《大华报》社的同事黄启之在上海参加民主建国会，入会介绍人就是王绍鏊和章乃器。王老早已是中共地下党员，建国前后一直都在搞统战工作，1955年以后，他又同时参加了民主促进会的领导工作。我这四封信的主要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是我对自己的组织问题得不到解决而感到困惑和苦闷。1956年审干时，有人曾说为了审查我的历史问题。去过青海找正在服刑的唐某谈话，但结果如何却秘而不宣。我在1953年的申请入党的报告中附有一份自传，对自己的经历作过详细的交待，没有任何保留。但自1953年至1957年初，报社党组织从未找我谈过话，这些引出了我的一些看法。我把这些看法都写信告诉了王老。另一方面，这时反右斗争已在北京展开，正在批判章乃器的“工人阶级也有两面性”，而章老很不服气，说“把我烧成灰，也找不到反党的影子”。章老这话，我是完全相信的。因为我参加民建以后，曾多次到上海同王、章二老晤谈，有一次章老曾问我是否愿意到苏北解放区去工作，他可以帮我联系。但由于全面内战的爆发，王、章二老都撤离上海去了香港，我的愿望也就无法实现。因此，我相信一个跟党有过长期密切交往的人，是决不会反党的。不过，我觉得章老的态度好像过于强硬了，所以在信上请王老去劝劝他，以便使气氛缓和一点。

这四封信，是王老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交给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的。但报社整风领导小组却并没有把这四封信的内容公布于众，原因大概是因为如果把我要求入党的愿望说成是反党，那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这使得有些幸灾乐祸的人感到尴尬，这些人的批判发言只能是无的放矢的空炮。

我所经历的反右斗争，可以说是错综复杂的，有些问题的澄清，还需要相当的时间。尽管我写给王绍鏊同志的四封信的内容并没有受到批判，但我要求入党的愿望竟然成了为资产阶级的进攻提供的炮弹，成了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证，堪谓滑天下之大稽。在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1957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反右斗争，制造了不少大冤案，当时被错划为“右派”的受害者多达五十余万人，加上被株连的家属、亲友，为数又何止几百万人？！而对受害者本人的处置，据说又分为“轻右”、“中右”、“极右”，给予监督劳动、下放农村、劳动教养，以及降级降薪、开除公职等处分，又据说这是把敌我矛盾按照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还是相当宽大的。

风雪海滨

1958年1月31日下午，我被宣布为“右派”，开除公职，收容劳动教养。我被一个法警押送到司前街拘所。次日下午，那个押送我的法警也被打成“右派”，真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他跟我关在同一个号房内。

拘留所的几间号房人满为患，拥挤不堪。除了“右派”，还有历史反革命，无理取闹的坏分子，其中有干部，有中学教师，甚至还有个别的职工，都是中青年人。有个四十多岁的干部，据他说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工作的，由于有点“功臣思想”，平时跟单位领导合不来，经常抬扛，这次竟被定为无理取闹的坏分子。他不住地蹬足叹气，懊悔不迭。
当时人们谈话的热点是劳教的期限，不少人认为，既然劳教是最高行政处分，不是判刑，期限自应不同，最短的刑期是6个月。人们又抱着一线希望，想熬过几个月以后，一切又可以重新开始了。

1958年2月10日，我被押送到苏北滨海县的东直农场。这里本是关押罪犯的劳改农场，大批罪犯现已调走，只留几个刑满留场就业的职工，以帮助劳教人员学习农作技术。
东直农场地处黄海之滨，这里原是一大片无边无际的芦苇荡，经过劳改犯多年的开垦，已在芦苇丛中开辟出面积广大的可耕地，全是盐碱地和沙土，种植棉花、玉米、大豆、小麦、玄麦、胡罗卜以及苞菜、青菜、南瓜、香瓜等。由于土质的问题，种的蔬菜就这么几种，人们常年吃的是胡罗卜、苞菜叶、青菜、玉米、玄麦，只在节日才能吃到大米或面粉，每月还可吃到一两次猪肉；只在春节的三天假日内，才有大米饭、馒头、猪肉、咸鱼、粉丝、豆腐、油炸黄豆等等。尽管不久就把整粒玉米用机器轧成玉米粉，但由于玉米皮屑没有筛去，在城市吃惯大米的人仍然感到难以下咽，大都拉稀；加上吃的是苞菜的边皮老叶，又苦又涩，棉籽油又少，甚至根本不放油，只用盐和水把一大箩筐的老菜叶倒在大铁锅内煮。于是有些人就患了浮肿病，大多数人则患上了蛔虫、钩虫等寄生虫病，除了重病号，都得带病下大田劳动。

这里的空气很新鲜，但整日整夜的刮风，“大风三六九，小风天天有”，人们的脸都被刮成紫酱色了。
冬季的农业劳动，只有植树和开河。因为风大，所以要种植大面积的防风林带；因为要改良土壤，所以要开河，实际上是修筑较大的排灌渠道。一般劳力不是种树就是挑土方，老弱病残则干些轻活，如拣僵瓣棉花、搓草绳、编箩筐、编芦席、脱土坯……等工作。
我被安排在四大队第十二中队，共有近千人，分别住在那些用土坯垒墙、麦秸盖顶的长条形茅屋内，室内有两行长长的统铺，其计约有百余个铺位，中间有条泥地过道，屋子中央的木柱上，挂着个点燃棉籽油的油盏，两边的土墙上，开着一个个四方形的窗洞，因为土墙很厚，所以风雨再大，室内都不受丝毫影响。这样的茅屋冬暖夏凉，东西两端都有一扇木门，加上几十个朝南的窗洞，室内的光线还算是不差的。

大队部的管教干部有教导员1人，大队长、大队副各1人，干事若干人。中队部有中队长1人，中队副2人，干事若干人，以及管理大伙房、小伙房的事务长1人。炊事员、赶马车或牛车的，则在劳教人员中挑选懂些门道的人担任。中队的农业劳动中除了养牛、养猪、养鸡、种菜，由队长指派专人负责外，其余的按照强弱劳力搭配的原则，编成几十个小组参加大田劳动。一个小组共有十五六人，由队长指派一个强劳力任生产组长，一个劳力较差但有点文化的任学习组长。生产组长要负责完成队部规定的劳动任务，完不成就得在晚间的点名会上挨批评；学习组长则要主持每晚的政治学习以及评工分、记工分。劳教人员每月有19元工资，扣除9元伙食费，余下的10元便充作组员的工资，凭每月结存的工分，多劳多得，年终结算，由队长当众公布各人当年的工资数字，把钱存在财务室的账簿上，以供人们购买生活用品之类的需要。我在苏北先后调过6个农场，劳教队的编制和劳教人员的劳动、学习、生活，都是同一个模式，在21年中一点也没有改变。

劳教农场是个没有笑的场合。管教干部的脸自然是严肃的，讲话都带着训斥的口气。至于劳教人员则更是成年累月地从早到晚都板着脸，人人的脸皮都绷得紧紧的。在大田劳动中彼此也都谈话，也还是看不见笑容，听不到笑声。在那种没有笑的氛围里，我也丧失了笑意，不会笑，不懂得笑究竟是怎么回事了。在21年的漫长岁月中，我没有看见过笑，自己也从没有笑过。

大田劳动是单调乏味的，一天8小时，对农作物的田间管理，总是千百次地重复着同一个动作。到了收获季节或冬天兴修水利，除了付出较平时增多好几倍的体力之外，不管是割麦、拿玉米棒，还是挖工挑泥，也还是千百次地重复着同一种运动和姿势，这就愈益显得生活的呆板和寂寞。只有在天气晴朗而风又并不太大的时候，在田头干些轻活——比如棉田中耕，辽阔的田野响着锄地的金属碰击声，高空又传来云雀那悦耳的鸣啭声，人的胸襟才会略微显得开朗一些。人们最关心的，是自己在这里究竟要呆多久，什么时候才能离开这个与世隔绝的环境，重新回到社会上去，过着跟普通人一样的生活。有时中队长到田头来看看，便有人问：“队长，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出去？”中队长站在田埂上，提高嗓音说：“改造好了就走！”或者这样回答：“你什么时候改造好，就什么时候走！”人们问的次数多了，中队长便在晚间的点名会上以训斥的口气说：“有人问，什么时候才能走；我倒要问，你什么时候才能改造好？你怎么会到这里来的，你怎样才能脱胎换骨，重新做人？所以你需要考虑的不是什么时候走，而是如何老老实实地改造。”但队长的话并不能消除人们的疑虑，既然劳动教养是最高行政处分，是不够判刑的，那么为什么就没有一个期限，强调改造而且要改造好，用什么标准来衡量？劳动力的强弱并不是判断改造好坏的根据，也不能用日常言行来判断改造的成绩；思想改造是长期的，劳动教养也是长期的吗？到60年代，才听说劳动教养的期限被确定为1～3年。

黄海之滨的气候是多风，冬季的最低温度是-18℃，一般也都在10℃左右。天寒地冻，上工时用海门镐挖冻土，火星直冒，镐刃也卷了边，磕成一个老大的缺口，工具报废是常事，实在无法开工，只得回到工棚去拣棉花、搓草绳什么的。有时碰到7级左右的大风，也只得收工，但走路异常吃力，仿佛前面有一只无形的巨手在拦阻着你，花了吃奶的力气，才勉强向前移动了一步。

在东直农场的这几年，生活的艰苦还在其次，主要是由于营养不良和寄生虫病，把人们折磨得瘦骨嶙峋、有气无力，我的体重下降到35公斤多一点，竟然连棉田里的一棵小草也拔不掉！而饭量却奇大，午餐的七两胡萝卜玉米饭，还有一勺胡萝卜或青菜汤，吃下肚去，一点没有饱适感；早晚的三两胡萝卜玉米稀饭，加上一丁点儿菜，自然更不耐饥，人们把这称为“汤饱”。“吃不饱”是很难受的，人们成天想的是吃，谈的也是吃，什么扬州的三丁包，常州的麻糕，无锡的肉骨头，苏州的茶食，上海的弄堂小吃……，可谓“尝”遍了各地点心，小吃的独特风味。这种“精神会餐”也略能起到一点画饼充饥的作用，但毕竟于事无补。于是在大田偷烧玉米棒的事发生了，到干部的小伙房去偷馒头、包子的事发生了，一经发现，中队长便在晚间的点名会上批评，还叫这些人站出来示众，有一次当众亮相的有5人，中队长挨个指着说：“地、富、反、坏、右、哼！每人38斤粮食定量还不够？你们的劳动又怎么样？对得起人民政府吗？”但偷食物吃的事依然经常发生，甚至还发生了多次逃跑事件。不过，这里周围都是密密层层的芦苇荡，等你好不容易走出这座迷宫，刚一露头便被逮住了。

1959年10月，我接到甥女的信，告诉我说外婆在不久前去世了，家中什物被盗一家，箱子是空的，桌子抽屉是空的，连马桶、煤球炉也都不翼而飞了。这封信犹如晴天霹雳，把我惊呆了，心头的悲痛像压着一块大石，很想大哭一场，但干涩的两眼竟然没有一滴泪水。我记得初来时那位场长曾在大会上说过：“你们不要记挂家里，你们的家属，当地政府会妥善安排的……”然而事实证明那不过是骗人的空话。我的母亲已年逾花甲，患有精神病，时愈时发，她多么需要有人照顾啊！自从我被远谪苏北以后，母亲、甥女都曾到报社找过我多次，人们冷眼相向，没人理睬她们，也不告诉她们关于我的消息。那时甥女才十多岁，老母更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她终于在生活的煎熬和思念儿子的极度痛苦中凄惶地离开了冷冷的人间。
家破人亡的厄运，迫使我成了无家可归的人，而农场对待无家可归者的安置办法是留场就业，这实际上意味着永远失去自由。因为虽说劳教跟劳改尚有一线之差，但两者在管理方法上是一样的，而且都在劳改单位生活，都是专政对象；即使成了留场就业的职工，也仍然是专政对象，而不是农场的主人，尤其令人困惑的是有些人明明有家，却也不能及时恢复自由，硬要这些人留场就业，又不向他们说明为什么要这样做的原因。似乎留场就业的不止是无家可归者，家中有妻儿老小的某些人，也不能幸免。

当时的劳教农场，是“五类分子”集中改造的场所，劳动、学习和生活都是一样的，其中有12级以下的干部，有抗美援朝的英雄连连长，有大学教授、中学教师，有冶炼钢铁的工程师，有研究国际问题的专家，以及特务、兵痞、盗贼、扒手，还有店员和工人。形形色色的人混合在一起生活，除了有文化高低的差别以外，彼此之间并没有什么显著的不同。
两年以后，个别的被保外就医，或经过“甄别”以后被释放，而大多数人则被“遣返”回家；工棚里的人明显地减少了，本来很挤的统铺现在变得相当宽阔，各种小道消息不胫而走，人人都盼望着“遣返”。

1961年3月间，中队长在一次大会上当众宣布摘掉右派的名单，我也在其中。摘帽，解除劳动教养；下文是中队长告诉大家劳教期限为1～3年。接着是场部的政委讲话，他用亲切地语气说：“职工同志们，过去你们的劳动是强制的，现在则是自觉的了……”从此，农场的五类分子都被摘帽、解除劳教，成了留场就业的职工。

长夜漫漫

农场不是真空地带，社会上的种种变化，都会通过多种渠道传递进来，什么大炼钢铁；农村里家家户户都拆掉灶头，到公共食堂放开肚皮吃饭，又不要钱；什么超英赶美，不消几年就可以超过英国、赶上美国；什么赫鲁晓夫索债，闹三年自然灾害；什么庐山会议反右倾等等，其中有的是某些家属讲的，有的是从报纸上看到的。

大家希望农场也实行放开肚皮吃饭，但希望完全落空。倒是大跃进在农场也很有市场，比如大搞深翻土地，人们用海门镐在田里挖了一道道一人多高的深沟，倒进有机肥料，再由拖拉机翻耕，指望能达到亩产万斤粮的目标。又比如上河工挖土方的放卫星，一把海门镐、一柄铁锨、一辆独轮小车，开个夜工就要挖土24立方，还要摆擂台互相挑战，一时搞得热火朝天，而结果却是草草收场，一点收获都没有。至于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农场却是在大吹特吹“连续三年粮棉大丰收，并支援外地胡萝卜几十万斤。”

    农场“三年大丰收”，劳教人员却要过着灾民般的生活，每人的粮食定量从38市斤减为24市斤，一日三餐都吃稀的，早餐是一小碗胡萝卜缨子煮豆浆，豆渣也拌和在一起，一勺盐蒿草煮玉米稀饭；午餐是一小碗胡萝卜，一勺盐蒿籽煮玉米烂饭；晚餐是一小碗浆板草，一勺盐蒿草煮玉米稀饭。中队部还指定专人，从玉米皮中提取淀粉，做窝窝头蒸熟了吃，午餐每人发给一个，也能充饥。吃的东西主要是盐蒿草、盐蒿籽、桨板草，即使是强劳力，也都变得有气无力了。于是，劳动时间从8小时减为4小时（上下午各2小时），出工只干轻活，冬天也不再开河挑土方了。

由于绝大多数人都被陆续“遣返”，好几幢茅房空无一人，只剩一幢茅屋，还住着百余人。等到摘帽、解除劳动教养的时候，已经只剩几十个人了。这时，中队原有的管教干部都调走了，新来的是一个中队长，一个队副，一个指导员，一个医生。那位医生见我瘦得皮包骨，指定我看守工棚，天天吃病号饭，也就是午餐能吃到一碗韭菜煮面条。我至今仍感谢这位医生的人道主义，救了我一条小命。

我在东直农场干了三年多的大田劳动，种棉花，种玉米，割麦，开河挑土方，拾粪，牧羊，在大伙房管账。我在大伙房管账，是在摘帽、解教以后了，那时除看管仓库的粮、油、咸鱼等食物，主要是烧火、洗菜，那时倒可以多吃饭菜了，因而身体逐渐康复，我觉得体力日增，便试着挑水，一担水连桶足有一百四十多斤，开始时只能挑半桶水，我每天一有空闲便学挑水，八九个月下来，居然能挑满桶的水了，一年多以后，我挑一百二三十斤的担子，便轻松自如，伙房的两口大水缸，我也能独自把它挑得满满的，连队长家里的用水，也由我包下了。

1965年11月间，我从东直农场调到大有农场。大有不像东直那样的与世隔绝，它附近就有个小集镇——大有舍。这里名义上是个职工大队，全是清一色的摘帽右派，因而人们又谑称为“右派大队”。这个农场并不大，田地不多，全是种的棉花。劳动轻了，生活也有所改善，早、晚吃的是大米稀饭，午餐是大米饭，菜肴有白菜、苞菜、花菜和萝卜，还经常有红烧肉。我在这里第一次吃到真正的苞菜，那种又苦又涩的老菜叶皮，是喂猪或充作堆肥的。十天休息一次，可以请假上街去逛上大半天，大有舍这地方很小，只有一条狭窄的短街，有一家兼卖大饼油条的小饭店，还有布店、百货店、书店等等。我每次上街，领略到人们的烟火味，接触到朴实的民风，心头就止不住的会兴起无限的感慨。我上街总要品尝多少年没吃过的大饼油条，再加一碗阳春面，然后到书店去浏览一番，有时也买上几本，如《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红楼梦研究》、《中国文学史》……这些书后来都在“文革”中被迫烧掉了。
劳教农场的职工，是允许找对象结婚的，从东直农场调来的摘帽右派中，就有两个是跟女劳教结婚的，这两对夫妇住在另外两间小屋内，只有劳动、学习才和大家在一起。他们也都有家，只因留场就业，有家归不得，才在农场成了家，还养了孩子。但我那时，却抱的是独身主义。

除了应付着出工，一有空便翻阅书报杂志，天南地北地侃山海经，再不就是抽烟、喝酒、磕瓜子、嚼花生米，这种日子混到什么时候才算了局，大家都茫无所知。仿佛在漫漫长夜中，走在荒无人烟的小路上，辩不清前进的方向。我总是道听大家的东拉西扯，边吃花生米，偶尔也插上一两句无关紧要的话。在跟大家的闲谈中，我发现这里所有的几十人没有一个肯承认自己是什么右派的。所谓右派，不就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上说的“孟什维克”吗，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之间的斗争是党内斗争；我们这些人中有的曾是党员，有的还没有入党，把党内斗争扩大到党外，岂不乱了套？有个27岁的初中教师，他没写过大字报，也没发过言，只因他家庭成分是富农，也被打成右派；有个苏州人，单位里有几个撺掇他上民主讲坛发主言，要他大胆讲话，讲错了也没关系，结果也成了右派。有人说他被打成右派是领导对他的打击报复，因为他生性耿直，敢于对领导提意见，结果这些意见都成了“反党”的罪证。有个满头白发的老教授，专攻药物学，他早年留学英国，所以爱用流利的英语讲课，他的要害是跟校党委书记合不来，平时还免不了有些言语顶撞，于是“反党”的大帽子便压到了他的头上。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只要不善于拍马溜须而又不大听话的，或者，敢于顶撞上级的，不是被打成右派，便被打成无理取闹的坏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而历史上有些污点的，则更是顺理成章地给扣上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开除公职、劳动教养。

“文革”闹剧

六七十个摘帽右派的学历、经历不尽相同，但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对毛泽东的崇敬，对共产党的依赖，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充满了无比的信心。尽管大家都遭到莫名其妙的致命的打击，而革命的信念却仍然是坚定的。不少人一有空便孜孜不倦地学习《实践论》、《矛盾论》，对理想的执著追求，使人们获得了强大的精神支柱，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体会：我们是为明天而活着的。另一方面，我们这些人的头脑也都经受不住极左思潮的迷惑，仿佛脑袋都不长在自己的肩膀上，连是非黑白都搞不清了。报纸上出现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文章，在我们这些人中反响还不很大，而我则认为苏联是列宁主义的故乡，事情恐怕没有那么严重吧。而《评〈海瑞罢官〉》以及批判《燕山夜话》之类的文章，却受到包括我在内的一致赞同。

1966年的春节过后，大有农场继东直农场之后改为知青农场了，我们这些人便被调往沂河农场，分别被安排到各个中队，跟其他类型的解教人员在一起劳动、学习和生活。

农场靠近沂河，每年夏汛，沂河的河水漫上岸来，把农场刚收割过的大片麦田都淹成一片汪洋。夏收的时间很紧，必须抢在汛期之前全部完成，幸好割麦是由康拜因联合收割机操作的，我们只要用镰刀下田割开一条机耕道，然后选派若干人登上康拜因尾部，由一人张着麻袋口容纳脱下的麦粒，一人用细麻绳扎紧袋口，把它推到田里去，另有几个则传递麻袋、细麻绳；其余的人则赶着二三十辆马车、牛车，跟在后面把那些麻袋装上车，装满了立即拉走，后面的空车便赶来继续装运。负责装车的都是强劳力，体力消耗特大，所以粮食也吃得多，午餐便吃1斤大米。夏收一结束，便开始夏种，人们在河水漫不到的田里插秧。5月的风并不冷，而阳光晒在身上也还不怎么灼热，所以赤着脚下水田插秧，倒也不算怎样累人，可能这是劳动已经养成习惯的缘故吧。我们这个中队的隔壁，有个女的解教中队，她们的田紧挨着我们的田，我发现她们插的秧，一行行笔直，两道脚印也非常整齐，而我自己插的秧，却是七歪八扭的，真感到自愧不如。

沂河农场的气候，也是“小风天天有，大风三六九”。一天到晚风声呼啸，像是不知疲倦的野兽，老在旷野里奔跑。生活上似乎又有了改善，住的砖瓦房，有了电灯，一日三餐都吃大米，休息日不是蒸馒头，便是包饺子，馅心则是韭菜、青菜或豆腐。不过，这里的土质极差，整个农场看不到一棵树木，极目荒凉，四顾寂然，竟是又一处与世隔绝的地方。
“文革”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北京大张旗鼓地批判文艺界的二条黑线，“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笼了，说党内产生了修正主义，还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所以要把睡在身旁的赫鲁晓夫揪出来，粉碎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纂党夺权的阴谋。农场的气氛也骤然紧张起来，虽说农场里尽是摘帽的解教人员，都是职工了，但农场的性质并没有什么改变，职工，实际上依然是专政对象。尽管劳改单位是不准冲击的，劳改农场也不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场部也揭开了阶级斗争的盖子，把个“走资派”张政委揪出来批斗了，张政委受不了挨批斗的凌辱，当晚就摸出枕下的手枪自杀了。场部的科室干部都被派到各个中队去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我们这个中队来了一个科长、两个干事，他们一下来便专门搜集哪些人有反动言行，组织学《毛选》积极分子写揭发批判的大字报，忙着布置会场，每天上午出工去秧田拔草，下午、晚上都开批斗会。那些有反动言行的工人被押到主席台前，当众低头站着，接受批斗。我不知道社会上的批斗大会是什么样子的，反正农场里的批斗大会是徒具形式，没有什么实际内容的，那些曾是特务、无赖、小偷的发言者，只会无限上纲，乱扣帽子，大喊大叫，气势汹汹，可谓无的放矢、不知所云。有一次，主持会场的那位科长递给我一张纸条，要我批判某人“希望阴天下雨”的谬论，我便故作义愤地站起来发言，朗读了一节“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的语录，然后作了同样是空空洞洞的冗长的发言，科长却相当满意，告诫挨批斗者要低头认罪，还要写检查深挖反动根子，彻底坦白交代。

解教人员中也有生性倔犟的，甚至还敢当面顶撞干部，结果自不免吃足苦头。有个年轻人在秧田拔草时不慎拔掉了十多棵秧苗，被人向指导员告发，这个人在批斗会上硬是不肯认错，有恃无恐地认为自己已经恢复了公民权，又能对他怎么样？于是对他的处置逐步升级，在半个多月的连续批斗中，这个人先是被戴上手铐，几天后又被钉上脚镣，而后又关了几天禁闭，最后竟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并宣布逮捕法办，把他押上一辆警车，送进了监狱。

1967年的秋天，我又被调到五图河农场。这里树木很多，冬季很冷，一般都在-10℃左右，少数几天达到-18℃，河里的水一直冻到底，冰面上可以推独轮小车。

这里都是刑满留场的老场员，有些人把妻儿都带来了；一家一户的分住在三四十间小小的茅屋内。妻儿都编入家属队，也天天出工、挣工分。我生活在这种气候正常而又有人情味的的环境里，心情也好了不少。加上伙食较好，吃的是大米、面粉，青菜、萝卜之类，都是新鲜的，也有鱼肉，秋天还有水果，如葡萄、苹果梨，苹果梨外形像梨，果皮像苹果，味道鲜美，仅1角1斤，每人5斤，足有浅浅的一脸盆。我是在这里度过50岁生日的，那时我的体质尚好，精力也较充沛，劳动也养成了习惯，割麦、插秧、推小车运肥、上晒场脱粒、踏水车灌田之类，一般都可应付过去。农场附近有个小镇——三舍，休息日上街，能买到1元5斤的山芋干，在伙房花1分钱蒸着吃，以补口粮的不足。

社会上的“文革”正在逐步升级，破四旧、大串连、闹派性、武斗，苏州闾门外火烧赵天禄，打死了不少人。有个场员的弟弟，是个工人，就是在这次武斗中被打死的。还听说苏州的造反派有支派、踢派之分，两派势不两立，视同仇敌。上海的专政对象是黑六类，在脖子上挂牌、戴高帽、剃阴阳头、抄家、扫地出门。在武汉，有些派别的人打扮成京戏中的将军，戴着头盔，披着铠甲，手执红缨枪，在马路上站岗放哨。这些都是请探亲假回来的场员说的，这些消息使我陷入极大的困惑，我不敢想像外面的世界究竟闹成了个什么样了。

腥风血雨

农场这一池死水，也不免波澜起伏。为了破四旧，把搪瓷盆上的图案如龙凤、双喜、如意等全部刮掉，刮不掉的干脆砸烂。这时刘少奇已入了另册，正在大批特批他的黑《修养》，我在大有这地方买的书也在大检查时被搜出，跟其他场员的书一齐被烧掉了。中队有个京剧队，那些戏装也被付之一炬。不过，京剧队还要演样板戏，反正都穿时装，烧掉那些戏衣倒也没有什么妨碍。

这个京剧队是中队副领导的，每年国庆节以后便集中在仓库里排戏，到春节时先在本中队和场部演出，然后由中队副率领到附近农村巡回演出。京剧队的演员都是场员子女，年龄在十岁到十六七岁，全是文盲，唱词是刻苦背熟的。导演、教练、场面等人则是从场员中挑选的。在三个多月中，他们排成了两出戏：《沙家浜》和《红色娘子军》，这两出戏很受农民的欢迎，听说有一天演夜戏，人山人海，连舞台也挤塌了。

社会上的“文革”怎么搞，农场也跟着翻版，场员中凡是对“文革”有非议的，都要遭到批斗。场员有不少人是国民党的军警宪特，以及流氓、痞棍之类，有了反动言论，便重翻老账，三天两头的挨批斗，有时还给戴上五六只泥帽，由大到小的堆成一座帽塔，压在头顶上，足以几十斤重，挨斗者不得不用双捧住帽塔，以减轻头部的压力；戴泥制高帽跟喷气式等等，都是一种法西斯虐待狂的表现。

有一次在露天的空场上看夜戏，演出《智取威虎山》，附近农民也都扶老携幼地赶来观看，场地被挤得水泄不通。场员王某将带来的一头小黑狗抱在怀里，边看戏边跟周围的熟人聊天，谁料他竟因此闯下了大祸。在第二天晚上，中队召开批斗大会专门批斗王某，指导员在会上宣布了王某的罪状：昨晚他竟抱着黑狗看戏，其用意是把在场的观众都比作狗！有不少场员是已经改恶从善了的，还有许多人是贫下中农和国家干部，所有这些人都成了狗，而且是黑的狗！这是对革命人民的恶意诬蔑，这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恶毒攻击，这是对社会主义的猖狂反扑；这王某真是狗胆包天，罪该万死！

王某被两名强劳力倒扳着两臂，低头站着。场员们纷纷站起来发言，会场气氛像煮开了的一锅水。这种无中生有的大批判，除了煽动愚昧无知的狂热，剩下的只是一片空白。每逢这种场合，挨批斗者是毫无申辩余地的。王某被关禁闭，写了好几次检查都通不过，等到把他从禁闭室放出来，已经关了三十多天，人也消瘦了不少。

1971年初冬，我们又被调到高（邮）宝（应）湖附近的复兴圩农场。这农场四周都筑了几丈高的土圩，圩顶上栽植了不少树木，已经绿荫葱郁，犹如一座高耸的城墙，包围着大片的低洼田地。每年秋汛，高宝湖的水漫上了岸，圩外一片汪洋，浊浪就在人们的头顶上翻滚。这座土圩夯筑得又高又厚，相当坚固，再大的水也冲不垮。但我们仍要往圩顶上挑土加固，反正没有土方定额，劳动显得相当轻松。

这里也是稻麦两熟，劳作并不重，只是“文革”中的大批判在这里却愈演愈烈，甚至到了动辄杀人的地步。

我在复兴圩的时间不到两年，却遇到了几次公审大会，每次枪毙几个人，罪状都不外乎为刘少奇鸣冤叫屈，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这类公审大会，都在高台上悬挂着巨大的黑布横幅，贴着几个用白纸剪成的大字：审判现行反革命分子大会。人们看到这黑布白字的横幅，便知道要杀人了。

主持者宣布开会，便由四名荷枪实弹的战士把二个五花大绑的罪犯押上台来当众跪着，接着有个干部上来宣读罪状，并宣布了什么革命委员会的判决，把这两个现行反革命分子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罪犯被押下台去，又押上了高高的土圩，走不多远，便听见两声枪响。台上最末一个节目是贫下中农代表讲话，那个趾高气扬的代表提高了嗓音，对着扩音器声嘶力竭地大喊大叫，扩音器被震得嗡嗡响，人们也听不清他在讲些什么……

1973年秋，听说复兴圩农场也要改为知青农场了，我们这批人便被调到溧阳的竹箦煤矿、农场，强劳力上矿挖煤，其余的分派到农场的各个中队。有不少刑满留场的场员在农场安了家，都住在小茅屋里。

刘少奇、贺龙等老一辈革命家被打倒了，红卫兵成了下乡插队的知青。报纸上连续几天刊载着“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最高指示。国内的政治形势正在逐渐地起着变化。不过，对马克思主义的神化、庸俗化却仍在蔓延。我曾在竹箦的书店里买到一本《〈毛选〉解答难题》的小册子，目录上开列了一百多条难题，并注明这个难题可找《毛选》第几卷第几页，便可得到解决。这简直是把《毛选》当作求神问卜的巫书一样看待了，可见当时的造神运动已发展到何等荒唐的地步。

北京的天安门事件以后，“四人帮”终于被粉碎了。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才在1979年春得到改正的通知，这年的4月5日我回到苏州，这时我已年届花甲，但仍在《苏州报》社工作，1987年5月间离休。

我在劳改农场整整21年，先后到过东直、大有、沂河、五图河、复兴圩、竹箦等6个农场，亲历了反右斗争、文化革命，深感极左思潮的危害，至深且大。“左”比右好的谬论，更是助长极左狂热的兴奋剂，毛泽东曾在天安门城楼上多次接见红卫兵，那万头攒动、高呼“万岁”的狂热场面，是何等的撼人心魄，殊不知这种天真的疯狂正蕴藏着一种莫大的危机——打倒一切的危机，权力真空的危机。在这一意义上，应该说“左”比右更坏，图为“左”的教条主义理论，极易迷惑缺乏理论素养的年轻人，加上“文革”中造神运动的推波助澜，极左思潮空前泛滥。如果说1957年的“左”抓了五十多万右派，株连了几百万人，那么“文革”中的“左”则打倒了上千万人，株连上亿人。善良的人们一时不能察觉“左”的危害，反而自我安慰地认认为“左”比右好，这实在是民族的悲剧，时代的悲剧，历史的悲剧。
往事如烟，不堪回首。但我认为如果不敢正视过去的错误，那是不可能辨明前进的方向的。我们要向前看，但更应认真地向后看，这正是为了清醒地向前看。只有遭受过“左”的折磨、迫害的人，才可能真正认识到“左”的危害。“左”比右更坏，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然而“左”的幽灵仍在人间转悠，所以还要反“左”，还不能不反“左”。现在看来，要彻底肃清极左流毒，花50年时间显然是不够的，即使反它100年，恐怕也还是不够的。反“左”是一场持久战，这场战斗的胜利，有待于全民族的大觉醒，有待于理论战线上马克思主义的大提高，有待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发展，我深信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这场反“左”的持久战必能取得完全、彻底的胜利，在这一基础上，中华民族的复兴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也必将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中国，将以崭新的面貌、雄伟的实力屹力在世界的东方，并将为进步人类的伟大事业，为世界持久和平和社会发展作出重大的贡献。

1996年4月3日病后

作者陆醒小传：陆醒，1919年9月20日生，解放前曾任苏州《大华报》主任编辑，解放后担任《苏州日报》时事组组长、副刊编辑、资料员。1979年离休。民主党派人士。

《往事微痕》第9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