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不作为，乡民为维护自身利益不得已参加义和拳

义和团不是“非理性暴民”代名词（下）


　　地方望族在与教民的利益冲突失败后，尤其容易选择引入义和拳。譬如：“庞家林为大刀会大头目庞三杰的家乡，当年庞三杰为该庄最大的地主，拥有三顷多土地。庞家林学金钟罩的人不多，除庞三杰外，还有几家，他们都是有顷把地的人家。学金钟罩目的是为了看家。庞三杰学金钟罩是较晚的，而目的又是为了争湍地。在庞家林西南方十多里，有一处叫刘堤头，在那里有湍地。所谓湍地，是清朝政府不要的官地，附近谁有势力，就可以霸占耕种，谁种这地就属谁，也不完粮纳税。湍地原属于庞家林附近一个庄的地主庞世均所占有（这人为庞三杰的本家，据说他也是抢来的），庞世均死后，势力渐衰，湍地落到庞三杰手里。刘堤头有一姓刘的地主就想来争夺这湍地，于是就组织人来抢割湍地的麦子。庞三杰想霸占湍地，当然不与罢休，因此出面干涉。庞三杰也曾率领过人几次前去与刘家地主打仗争地，但都没有结果。去的人少，给刘家地主打回来；去的人多势众，姓刘的地主便躲到教堂去。刘堤头设有天主教堂，姓刘的已经奉教了。由于教堂有势力，天主教的人见官高三级，所以庞三杰无法对付。在争地未成的情况下，庞三杰便决计学金钟罩。但本地又没有金钟罩，便在单县请来金钟罩的师父名叫智效忠，拜他为师。庞三杰本人也排刀排枪，但不拉架子打拳。庞三杰学好金钟罩之后，就在单县请来很多大刀会的徒众，到庞家林集合去打刘堤头。”（砀山县步朱寨公社庞家林，韩振环，76岁；贾昔令，74岁；刘广荣，69岁，1960年3月12日）

　　另一些老人的回忆可以对“庞三杰引入义和拳事件”做一些很有价值的补充，这些补充有助于后人更清晰地认知义和团运动。如：“当时庞三杰的势力较大，南边湍地都让他占去了。庞三杰占湍地有八十顷之多。湍地是清政府扔掉的鹅鸭地，在河南刘堤头，地很多，数不过来，有几百顷。当时谁有势力谁就占地占碍多，占后种地不完粮。大家抢不过庞三杰，都在了洋学，然后就讹他的地。在洋学的穷富都有，穷人较多。庞三杰因此仇视洋学，并开始打洋学。”（砀山县马良集马西队，苏贵房82岁，1960年3月12日）再如：“庞三杰打教堂，原因当时湍地（刘堤头庄附近）很多，而庞家很有势力，庞喜君（庞三杰的侄）做官，庞家在磁山说一不二，所以强占着湍地。刘堤头庄的刘广兄和刘广志兄弟俩（刘是刘堤头的地主，有几顷地）也想争地，因怕庞家的势力，所以就在了教堂，并对神甫说了这些事情。神甫劝刘说，现在庞家有势力，不要和他争等，但刘不听，就叫着本村和附近几村的人到庞家地里去割麦，并且他俩亲身在这块地里割几把一丢，又到另一块地里也是割上几把就丢了，并且说你们随便割吧，谁割了是谁的，出了事有我们。庞家知道后就气极了，一号召就是十八个村子的人就去刘堤头打仗。去的人很多，刘就联合了各村进行抵抗，并把庞三杰的哥的脸上打了一铅弹，后来受风死了。这样庞家更气，就联合了人要打教堂。”（丰县戴套楼，程立斗，88岁，教民，1960年3月15日）

　　教民欺负乡民的特权来自朝廷文件，教民中的坏人“不多，也不少”

　　通观百余万字的《山东大学义和团调查资料汇编》，受访的老人绝大部分都对教民高于普通乡民的“特权”地位耿耿于怀，类似“这里教民很厉害”一类的描述非常之多。教民的这种“特权”地位从何而来？最具体的文件，可以追溯到1899年2月总理衙门受天主教驻京主教樊国梁等人的压力而制定的《地方官接待教士事宜五条》。该文件规定：西方来华的传教人士中，总主教和主教相当于省部级，随时可见省长；大司铎相当于厅级，随时可见司道；其他司铎，相当于处级，可随时见区长、县长。教士有了级别，可以乘坐官员才能乘坐的绿呢大轿，遇到诉讼案件，可以很方便地利用这个身份和特权加以干预。朝廷愿意出台这样的文件，一方面固然是受来华天主教势力的压迫，另一方面也有自己的考虑，即：此前德国曾以保教为名强占胶州湾，朝廷担心再次出现“以保教权为借口达政治目的”，故而让天主教士与地方官直接联络，试图将侵占中国利权的借口消弭于无形。

　　但朝廷显然没有意识到这样的文件，会近乎彻底摧毁中国底层民间的权利结构。教士可以随时面见地方官干预司法诉讼，毫无疑问会让普通乡民在与教民的纠纷中处于不利地位；而地方官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不论理在何方，也只有支持教士、教民这一条路好走。朝廷的这个文件在义和团运动全面爆发前夕的1899年颁布，毫无疑问起到了火上浇油的效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文件是在来华天主教力量的高压下通过的，而《山东大学义和团调查资料汇编》里大多数受访老人提及民、教矛盾时，所指向的恰恰也正是天主教；而对其它教派如耶稣教，则观感甚好。

　　教民取得了这样的“特权”，但并没有任何制度化的东西能够约束这种特权——仅凭神甫谆谆告诫的道德约束显然是不够的——其失控是必然之事。正如许多亲历过义和团运动的老人接受采访时所说的那样，有相当大部分的民众选择入教，就是赤裸裸地奔着“教民”的这一特权而来的。譬如：

　　“当时奉教的穷人，有两种人：一种是饥饿的穷人，为了吃教堂‘放赈’的粮食入教的。一种是犯点罪为了逃避官府的搜捕而入教的。”（南宫县梨园屯公社小里固村，刘万衍，53岁，1960年3月7日）“当时入教的没有多少是老实庄稼人，都是一些小偷、贼、土匪、有罪作案的，入教后就没事了。光绪二十四五年间，曾有过这样一回事：有一个老实生意人(卖洋油的)叫张先烈，在街上叫卖‘卖洋油！’教民无中生有说他是喊‘抗洋楼！’于是教民让他拉鞭炮，摆席赔礼。张先烈被迫摆了三四座席，让村内教民吃了，磕头赔礼才算完了事。”（南宫县梨园屯公社邵固村，张绍贞，84岁，1960年3月9日）

　　这样的描述显然是属实的，天主教当年急于发展教民数量而忽视教民素质，本就是一个被其他教派不断诟病的问题。教民李昌杰在接受调查，谈及本村义和团运动时也说：“天主教神甫叫人们学好，真正在教的好教民是不会仗势欺人的。但谷有粃谷，人也有坏人。天主教后来发展大了，法国神甫来后，天主教势力更强，这难免有的教民做了些错事。这些人不多，也不少，但这不是天主教让他们做的。”（魏村，李昌杰，70岁，1988年5月5日、9日）所谓“这些人不多，也不少”，教民中的恶劣分子的比例可想而知；其对普通乡民造成的损害规模，也同样可想而知。

　　大部分选择成为“教民”的乡民，并非因为信仰，而只是出于现实利益考量

　　如何估量教民群体的基本素质？考察其入教的动机，是一个不错的角度。教民有打官司的特权优势，自然，为打赢官司而入教者在当日不乏少数，譬如：“听说闹神拳时我才14岁，俺庄上分两派，前边是天主教，后边是神拳。其实俺村高、赵是一家(兄弟二个，一个姓外祖母的姓，一个姓本姓)。前面是姓赵的，后边是姓高的。东头有个大庙，庙里有一顷二十亩地，赵家种着，后来高家人多了，腰板硬了(高家有当村长的)，两家就争庙里的120亩地。姓赵的不让，两家子打官司，打了七八年，赵家没有打赢，但120亩地高家也没争去。高家不服气，光打赵家，男女老少不论。这个时候了，赵家就在教了。在教后，官司也不打了，高家也不敢争地了。”（茌平县韩屯公社玉皇庙村，赵登顺，80岁，1965年12月14日）

　　再如：“大刘庄人多地多，是富庄，有很多地主恶霸，老欺负李庄，因李庄太穷了。李、刘庄中间有大水沟，李庄妇女在水边洗衣，刘庄青年人故意光旋子在水里洗澡，并且故意立起来，侮辱李庄妇女，李庄人打不过他们。有一年中间大水沟发水，水从李庄岸上开口，流进李庄，李庄人要堵口，刘庄人不许，打官司，李庄人穷，打不过。这样，李庄李道洛从西姚楼引来天主教。此后，官司打胜，刘庄也不敢欺负李庄了。到庚子年李庄只有四五家不奉教。”（巨野县李庄，李文奎，78岁；李星齐，58岁，1960年3月7日）

　　而如果外国神甫拒绝为教民提供诉讼特权的话，教民往往会选择脱教。譬如：“修教堂时，西边有个黄庄。一个姓黄的在教后不正经，霸占人家的闺女。人家明着不敢惹他，杏熟了的时候，姓黄的他爹在树底下看杏，闺女家一个人把姓黄的他爹砍了。第二天姓黄的拿着斧子到神甫那里告状，神甫不见他。姓黄的不见神甫不走，神甫见了他的面后，问他：‘你来干什么？’姓黄的说：‘人家把我爹砍了。’神甫说：‘你怎么不到城里去告状去？’神甫把姓黄的赶走了，以后姓黄的就反教了。后来别人问他：‘反教干什么？’他说：‘信教干么，连人砍了都不管。’”（茌平县韩屯公社玉皇庙村，赵登顺，80岁，1965年12月14日）

　　当然，还应该注意到：相当部分的乡民选择入教，与清帝国地方政府的暴政有着密切的关系，入教，其实是一条规避当局暴政的捷径，譬如：“张安业家有三四十亩地，后来县里出了监案，有人招出和他是同伙，差点出官司。他害怕吃官司坐狱，就奉了教啦，要不然，准关进去啦。……俺家奉教还是叫张泽逼的，他当里长，我和俺爹都有个不巴结富人的脾气，和张泽和不来，就派了俺家一匹官马，凭俺家底是出不起的，没办法，就奉教吧!奉教后，请人去衙门里疏通，弄了一年多才去了官马。”（郭庄公社北堤，张安道，80岁，1960年2月20日）

　　再譬如：“咱县英庄的穷人刮地碱烧盐土。当时官家禁止私自烤盐。县盐官发觉英庄人烧盐，便捉了几个关进县衙门里。后来神甫把他们救出来。不仅如此，而且从此以后英庄可以合法烧盐，只要奉教就准。所以英庄的人几乎都入了教。”（茌平县胡屯公社刘庄，董子乾，78岁，1965年12月9日）

　　在政府力量未介入前，义和拳局限于在本乡本土活跃，其纪律相当之好

　　作为一种民间结社组织，义和拳（团）的前身如梅花拳、大刀会等，在华北平原上早已存在了许多个世纪。在这许多个世纪里，这些组织实际上起到了一种护卫乡土的作用，所以直到1989年，地方政府和这些民间组织之间的关系仍然相当友好；乡民们对其接受程度也相当高，这也是很多乡民、望族在受了教民的气后，第一选择就是引入义和拳的缘故。

　　由此，也就不难理解，在北京紫禁城介入运动之前，义和拳自发活跃于本乡本土时，其纪律性得到了民众的高度认可，譬如：“年轻的在拳的多，义和拳不要地主的粮，地主也不给钱粮，义和拳不抢不掠。以前各村的义和拳组织是连着的。”（常屯乡北常屯，孟繁明，76岁，1988年4月24日、27日）“碧霞宫一带只有两人没有参加义和团（王九信、路均满）,其他都参加了。……义和团员都是本地人，里边也有提篮子的小商贩，穿便衣，包红头，丝毫不扰百姓，吃的东西向商会、洋行、县官要。”（临清城关碧霞宫，王九信，75岁，1960年2月15日）“义和团不抢别人的东西，是老百姓抢的。义和团打吕洼的时候（庚子年五月），打下了，跟着去看的妇女、小孩没有吃的，义和团就把天主教的一些东西分给他们。”（夏津县梁院于恩庆。64岁，l960年2月27日）“义和拳的纪律：不打人不抢老百姓的东西，就是和在教的闹。”（武城县小杨庄，杨顺堂，80岁；杨高堂，76岁，1960年3月1日）“打十二里庄时，听说义和拳拿着口袋、家伙，准备收红薯，拾掇东西。他不跟不奉教的闹。义和拳在胡官屯村，对老百姓说：‘你给我烧水吧？我们不跟你们不奉教的闹，别害怕！’烧水后，还给黄瓜吃呢！”（武城县十二里庄，周金和75岁1960年3月3日）……

　　而当义和拳受到朝廷的号召，开始脱离本土四出串联时，其成员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朝廷的号召（扶清灭洋）与乡民参加义和拳的现实逻辑其实并不合拍。当乡民退出，游民成为运动的主体时，其抢掠性也自然随之增强，譬如：“义和拳从北边来了两三个人，与本地金钟罩结合在一起人更多了，这些人都是无知的人，土匪，企图烧洋房发财，但没发着。”（临清城关，查古堂，92岁，1960年2月20日）——所谓“从北边来了两三个人”，显然都是些游民而非乡民。

　　运动晚期，大饥荒造就大批流民游民，为活命加入义和团，制造了许多打砸抢烧事件

　　“义和团运动”晚期，紫禁城里的慈禧太后介入之后，确实发生了许多打砸抢烧的事情（此前也有类似事件，但总体比例不高）。此一时期，“义和团运动”的主体已不再是普通乡民，而是小部分社会游民和大饥荒造就的大批流民。当日的灾荒状况，许多老人都有回忆，譬如：

　　“光绪廿六年（1900年）是贱年，庄稼收成不好，七月初十下雨，后八月下霜，棒子长得真好，可是霜下早了，都打坏了，刮大风把穗粒刮没了。当年，一斤河南高粱400个制钱。穷人拿衣裳与小商贩换粮食吃，吃糠吃草的很多，饿死不少人。要饭的人也很多，要饭还没处要，只得吃棒子芯、柳树叶。当时全村有二百来户，要过饭的就百十家，村内要不到，就扶老携幼到外村四处要饭。”（南宫县梨园屯公社赵村，马玉明，76岁；马灯迎，74岁，1960年3月7日）”

　　“光绪廿六年是歉年，那年是旱。‘六月初四日下雨，八月廿三日下霜，头春没下雨。挨饿的人多，生活不好过，净吃红高梁。’‘吃树皮、卖孩子的很多，西边的多，东边的逃出的多，饿死了不少。’又说：‘挨饿的抢推粮食的，见推的人就抢，人多就不敢抢’；‘有钱的也买到外来的白面，没钱的吃树叶树皮和糠，城市的生活还好一点。’”（临清城关古楼周围，刘凤山，84岁；张宗尧，73岁；何明山，77岁，1960年3月3日）

　　即便没有义和拳（团），面对饥荒，流民四出求食，打砸抢烧事件也肯定少不了。只不过1900年的这些打砸抢烧身上，蒙上了一层“义和拳”的面纱罢了。有了这层面纱，加之以朝廷的鼓励，打砸抢烧的对象更多地向教民倾斜，也不奇怪。但说到底，这些饥民并不是什么“非理性暴民”，面对饥荒，求生是最大理性。

　　义和拳的本质，是乡民在政府不作为的情况下，为维护自身利益的不得已之举

　　一些学者、媒体非常喜欢渲染义和拳（团）“杀得最多的是本国同胞”、“面对八国联军贪生怕死”以及“盲目排外”等“缺点”。但却似乎从来都没有兴趣去关注这些“缺点”背后真实的历史逻辑——真正与乡民存在利害冲突的是教民而不是神甫；后期响应朝廷号召加入义和团的大部分是求生的饥民，并无满腔的“忠君爱国”热情；攻打教堂、进攻教民等行为都源自极现实的利益考量，既非“盲目”，更非“排外”；这些都是极简单的事实，但许多学者和媒体习惯性视而不见。

　　事实上，当日山东地区的地方官员，对义和拳的本质，已有非常清晰的洞察。1899年12月21日，署济宁知府汪望庚在一份给上级的禀报中如此写道：“教民倚势欺凌，借端讹勒，或罚银钱，或罚屋宇，或罚酒席，或罚钟，或罚席，或罚油，不厌不休。其款数之多寡，视力量之丰啬，虽父兄子侄不顾也。今略一询问，卑职耳闻目睹所及者，仅卑州西北一隅受其罚者，已不下百数十家，而此外所未及知者不知凡几、良懦饮恨，求泄无从，求避无门，年复一年，日不聊生，稍有身家者，咸凛凛焉惧无以自保。……习拳者本为保卫身家起见，并非利人财物，其所以向教民索还前罚之物，求一平衡天之冤气而已。……”

　　而即便是当年对义和拳态度并不友好的袁世凯，面对山东境内层出不穷的“扰害教民案件”，其定性也相当清晰：“实由民、教积怨构成，而巨盗奸民，因而从中煽惑”——前半句是实话，道出了义和拳运动的本质；后半句是处理方式，抓几个头目就算了结。换言之，乡民们之所以在1899年选择义和拳，是因为他们的利益受到了损害，而政府又软弱无能不能有所作为。

　　结语

　　没有“洋教”依靠列强的炮舰取得在华传播的特殊地位，就不会有教民相对于乡民的特权；没有教民的特权，就不会有地方政府的不敢作为；没有地方政府的不敢作为，乡民就不会在日常生活中处处受教民的气而无处申诉；若不是受了气而无处申诉，乡民们也不会求助于民间组织义和拳。这就是当年千万乡民选择加入义和拳（团）的真实逻辑。

　　拳民们不是什么“非理性暴民”，义和拳（团）也不是什么“非理性暴民”的代名词，更不是网络上某些人所谓的“邪教组织”。一些人，一些媒体，热衷于如此解读历史，不过是因为这样的“历史真相”，适合他们拿去浇现实之块垒罢了。

谌旭彬，腾讯历史频道  2012-9-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