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人和伟大的制度——傅高义《邓小平时代》译后感言（上）

 　　一

　　在座的各位中间，有些人可能已经知道，哈佛大学出版社在去年10月出了一本写邓小平的书，作者是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已经荣休的著名东亚研究专家傅高义先生。此书出版后不久，各位所在的北京大学的出版社，据说是有杜维明教授的大力推荐，也很想出这本书的中译本。有一位编辑，也是我的山东老乡岳秀坤先生，知道我在翻译这本书，曾奉他的领导之命与我联系。其实，不止是北大出版社，据我所知，这半年多来国内有20多家出版社都表示有意出版此书，因为傅教授这本书应当算是世界上第一本全面研究和记述邓小平政治生涯的著作。当前中国国力的增强和在世界上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与邓小平显然有着绝大的关系，这使更多人对他有了解的愿望，所以此书上市后在欧美市场上一直很走红，前些日子曾与《乔布斯传》一起多日名列《纽约时报书评》的畅销榜前列。

　　但是，尽管此书很热卖，尽管傅高义对邓小平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国内也有很多家出版社愿意出版此书，至少就我目前所了解的情况看，它能否在中国大陆出版，或出版之后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至今仍没有定论。它在中国出版如此困难，并非因为书中对中国有多少诋毁污蔑之辞，主要原因大概是其中包含着大量与1989年那场所谓的“六四风波”有关的内容。我以为傅高义先生对这事说得很客观，很平实，大体上也符合我的看法，甚至我揣摩着它应当可以被当局所接受。但至少就目前的情况来说，谈论1989年发生的这件大事，不必说对它给予赞扬，就是搞严肃的学术研究，甚至对它进行深入分析和批评，在中国仍是官方的大忌，这与我们一向不太敢面对自己不太光彩的历史记录有关，结果很多事情到了后来都是一笔糊涂账。

　　所以，今天晚上我就借此机会，给各位谈谈与傅高义先生这本书有关的话题，我将集中在四个话题上。一是简单说明一下我翻译傅高义这本书的动机和过程，二是对这本书的内容做一个扼要介绍，三是结合我从这本书中对邓小平得到的了解，谈一谈有关他的执政风格的一点感想。最后一个话题是，我们应当如何对邓小平这样一个重要人物进行评价。

　　对于邓小平其人，搞经济的，搞政治的或搞历史的，当然还可以分出党内的党外的、国内的国外的，必然会有很不同的解释与评价。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从时间上说邓小平离我们还是太近了，与他有关的很多事情，他在历史上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今后还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其功过是非也许只能等到时间再久一点才会逐渐变得更加清晰。我们作为同代的人，有着太多的个人利益和恩怨，太多与个人切身经历相关的情感，大概谁的评价都不敢说多么公允，更何况任何一个时代或一个人的作为，都是各种复杂因素形成的一个复合体，想找出某些简单的因素来解释一切，几乎是不可能的。我这里只是提供自己的一点想法，给大家增加一些看问题的视角。如果傅高义先生这本书以后能在内地出版，这可以为大家提供一些阅读和进一步思考的线索；如果不能出版，也使各位对它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二

　　先来说第一件事。一年多以前的2010年秋天，傅高义先生这本书还没有最后定稿时，我就开始着手翻译他的初稿。当时接手这份差事，自己有这么几点考虑。一是有香港中文大学的朋友盛情相托，开出的报酬还算诱人，我一向不申请各种科研项目经费，干这个活也可以自食其力挣点儿钱，这总比拿一些假大空的项目去骗科研经费强吧。当然了，假如只有钱上的考虑，没有一点儿兴致去做，那也是极其无聊的事，所以我还有另外几个考虑。

　　傅高义先生是哈佛大学的名教授，在上世纪80年代曾写过一本誉满全球的《日本第一》，当时正是“日本要买下美国”的时代，日本的经济腾飞一度让美国人一片惊恐，因此他这本书对美国的政界和商业商界重新认识日本发挥过重要影响。我又见到傅教授在事先发来的前言中说，他早在2000年在韩国济州岛休假时，就动了写一写邓小平的念头，从动笔到大体完成，总共耗费了他十年光阴。一个年届耄耋的老人，能够不辞辛苦，用自己晚年的宝贵时光去研究邓小平，读来不能不为之动容，这也是我愿意翻译它的理由之一。

　　但是，光有这些理由，也不足以让我接下这个50多万字的差事。除了以上考虑之外，我还有个最重要的一个想法：我这个年龄的人，前半辈子在毛泽东的红旗下长大，后半辈子则从邓小平时代走来。过去自己的兴趣爱好并不在中国当代政治上，但这个时代却给我们这一代人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自己作为一个过来人，确有必要仔细了解我亲身经历过的这个时代和邓小平这个政治家，具体看一看在我们现实的政治生态中，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如何发生，表现为什么形式。我深知一般搞理论研究的人，假如常年埋首于所谓的学术著作之中，久而久之往往会失去现实感，言论流于纸上谈兵。当年埃德蒙·柏克称这种人有不会解决问题、只会“吹毛求疵”的毛病；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第三卷也曾对不谙世事的文人的习气大力嘲讽，按他的说法，如果你从来不参与现实政治，却热衷于讨论政治观念，这对社会有可能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后来韦伯更加刻薄，把它叫做“贫瘠的（或无生育能力的）亢奋”（sterileAufgeregtheit）。患上这种病的人，谈起政治来感到很自信，但往往让政治的实践者莫名其妙，甚至觉得十分可笑。

　　从另一方面说，我们看一些今天被奉为经典的著作，当年作者写它的时候，其实都与现实有着很贴近的关系，甚至有着时论的性质。比如有一些政治学名著，像汉密尔顿和麦迪逊等人的《联邦党人文集》、刚才我提到的柏克的《论法国革命》或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等等，都是针对作者当时一些很现实的政治问题而发。甚至我觉得，像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这样的神学著作，其中很多内容也是对公元4世纪罗马社会的政治和文化生活的尖锐批判；柏拉图讲修辞学的《高尔吉亚篇》中的不少内容，则可看作对他身处其中的希腊城邦政治生活中那些巧言令色之徒的针砭，就像今天我们这里一些知识分子干的事情一样。这些著作现在被人奉为经典，不但是因为其中包含着深刻的理论问题，也因为它们是作者对身边的事情做出的强有力回应，与当时发生的政治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作者可能并没有把它们作为经典理论来写，当时的读者大概也没有把它们当作经典看待。所以我在读这一类经典时时常有一个想法，不了解眼前政治的人，政治理论怕是也做不好，因此便有一句话愿意与大家分享：政治学经典未必一定是从思考现实政治中产生，但现实政治绝无可能仅用经典著作去设计。政治学确实需要处理一些重大的观念和理论问题及其相互关系，但用一个恰当的比喻说，这些观念或价值就像一张张空白支票，你只有根据自己当前的现实需要，在上面填上一定的数额，签上自己的名字，它才能真正生效，你一旦不慎填错了，它也会报废。我们思考政治问题的人，弄明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很重要的。

　　那么，我们现所面对的政治现实是什么呢？邓小平虽然已经去世十五年了，但是我想在座的大多数人都会同意，其实从很大程度上说，我们仍然生活在邓小平时代。不但他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没有多大变化，甚至他的权力的直接影响也仍在继续。上一任中共总书记江泽民是邓小平亲自选定的接班人，现任胡锦铸总书记也是当年他和一批老干部选定并着意培养出来的领导人。仅以这种治国路线和人事上的延续性而论，如想认识这个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时代，也不能不去了解邓小平。

　　有了以上这些考虑，我才把这份翻译的差事接了下来，而且也确实如自己所愿，从这本书中，我对整个邓小平以及在他领导下发生的大事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了解。过去自己对邓小平素无研究，但不管是喜欢他还是不喜欢他的人，对于他在现代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作用，大概无人可以否认。邓小平在他的执政过程中，深刻改变了中国社会，他给我们这个国家带来的最显著的变化，就是这三十多年来经济的高速增长，使中国从一个大多数人不得温饱的社会，迅速变成了一个大多数人衣食无虞的社会。这个变化是无论如何不能低估的。傅高义先生为此甚至对邓小平给予了更高的评价，认为他领导中国走过的改革路程，从世界范围内来看也是20世纪人类社会最了不起的成就，这是他要写一写邓小平时代的基本动机。

　　三

　　下面我先介绍一下傅高义这本书的大致内容。我看到有不少媒体报道说，他写了一本邓小平传，这个说法是不太准确的。他这本书的正式名称是《邓小平与中国的转型》（Deng Xiaoping and China’s Transformation），全书虽然是从邓小平1904年出身于四川广安说起，但从邓小平的童年到他在文革期间下放这六十多年的时间，只用了短短3万多字，在洋洋50余万言的全书中仅占整个篇幅的二十分之一。他首先对邓小平前期的经历做了一个概括的描述，总结出邓小平在这个时期养成的一些性格特点，如坚毅果敢、讲求实际，出色的判断力和全局性视野，战略眼光以及1949年以后在毛泽东手下领导国家所积累的治国经验。当然，对邓小平影响很大的另外两件事，一是“文革”这场巨大的浩劫，二是邓小平在下放江西的三年期间对中国未来的思考，这对于他在1977年重新复出后的政治表现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傅教授通过讲述邓小平过去60多年的这些经历，为我们理解后来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的决心和执政风格做了一个很好的铺垫。从第三章开始，全书就进入了从邓小平1974年恢复工作到1992年南巡这近二十年的时间。可见他这本书的叙述重点是放在改革开放时期，严格地讲不是一本“邓小平传”，香港的中文版将它改为《邓小平时代》，是很恰当的。

　　另外，傅教授为了写这本书，在近十年的时间里采访了很多人，包括多次来到中国采访了一些重要当事人，其中也有邓小平的一些亲属和曾与邓小平共过事的人，这些时间累计起来总共有一年多。傅高义先生的中国话说得很好，所以每次采访他都亲自提问和记录，留下大量的录音和笔记。也许你们会想，有这个广泛的采访过程，傅教授在书中一定透露了不少鲜为外人所知的内幕。在我们这种高层内幕总是密不透风的政治环境里，有这样的想法也很正常。但我的感觉是，这本书并没有透露多少内幕，也许是因为顾忌到给当事人带来麻烦，或是这些当事人与傅高义教授之间有一些约定，即使他们在采访中有所透露，傅教授也不方便写在书里，或者是我对这种事情不够敏感。总之我的感觉是，傅教授在他书中并不想刻意透露多少重大的内幕消息，他不是个喜欢猎奇的政治八卦作家，而是一位严肃的学者。

　　那么，傅高义这本书中有关邓小平说了哪些最有价值的东西呢？我以为他这本书中写的最精彩的部分，应当是和邓小平的外事活动有关的内容，尤其是邓小平在上世纪70年代为数不多的几次重要出访——日本、美国和东南亚四国之行，这大概与材料的丰富性有关。傅高义利用西方媒体的大量报道、个人访谈、研究著作和政府档案，生动讲述了邓小平为中国争取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做出的种种努力。但是，邓小平毕竟不是外交家，他首先是一名政治家，他的所有外交活动也都是服务于他的国内目标，对这部分内容相对而言我们不像对国内政治那样关切，由于今天时间很有限，我姑且略过不提。

　　在中国的内政方面，由于受到材料来源的限制，使傅高义难以将故事讲得像外交活动那样细致生动，但他还是尽量利用了一些官方文献和有限的研究资料，着力把握邓小平执政风格的一些重要特点。例如我认为很可圈点之处，是他对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集团内部的运作方式，以及邓小平在其中的处事风格，有一个很切实、很准确把握。他反复向我们解释了什么是党内高层的“气氛”，邓小平在做出重要决策的关头，必须对这种气氛加以判断，才能决定下一步的政策。每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就能体会到政治现实的微妙之处，不是任何理论所能解释的，理论也许能为我们提供某种方向感，但具体到如何向前迈步，什么时候迈步，什么时候需要停下，判断的依据就是这种“气氛”，对此理论不能为我们提供任何有效的指导。

　　其次，傅高义先生十分深入地讲述了邓小平在党内政治中逐渐取得成功的过程，以及他在这个过程表现出一些十分可贵的品质，例如他一向不计较个人恩怨和亲疏（除了军队以外），与人交往只以工作为重，在用人上首先考虑的是党和国家的利益。其次是邓小平的大局观，他善于抓大放小，不像周恩来那样事必躬亲。大方向确定之后，具体事情他会让手下人放手去做。邓小平的意志力，一旦拿定主意，他会坚持不懈地做下去。傅高义先生多次提到毛泽东对邓小平有两个形容，一是“钢铁公司”，一是“棉里藏针”，这两个观察都是很到位的。邓小平做事一贯坚忍不拔，今天我们把这种品质叫做执行力，但他并不是一个处处锋芒外露的人，用他女儿的话形容，他是个“不爱说话”的人，他一向沉着冷静，很讲究做事的分寸。从傅高义的叙述中，我们可以不时感到邓小平这种既顽固又收敛、既执着又狡猾的性格。知道如何在正确的时候，用正确的方式做正确的事情。大概是一个政治家最可贵的品质了。这也是你从书本里绝对学不到这样的本领，它只能与个人的性格和经历联系在一起，是一种高度人格化的经验智慧与眼光。

　　邓小平今天被人誉为伟大的改革家，但我从阅读傅高义的书中得出一个感觉，邓小平的第一考虑并不是改革。那么他首先考虑的是什么呢？他的第一考虑，是在毛泽东给他留下的烂摊子上，为中国社会做一点实事。也就是说，他不是一个为改革而改革的人；不是改革的愿望为他提供了行动的动力，而是行动的愿望为他提供了改革的动力。在这一点上他与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当年戈氏搞改革打出的旗号是“公开性”，基本内容是开放言论自由和苏共党内斗争的透明化，结果使苏共对整个社会失去了控制，先不讲我们是否喜欢这种事，它是导致苏联体制垮台的直接原因，是没有人怀疑的。用黄仁宇先生的一句话说，这叫“理想高远，技术低劣”。邓小平显然与此相反，他的理想很低，但技术高超。对于他这种不为改革而改革的作风有一个基本的判断，我以为是很有必要的。傅高义先生像很多人一样，在书中经常把邓小平称为“实用主义者”或“实干家”（pragmatic），只有这样来认识邓小平，你才能理解邓小平时代的许多特点。这种务实精神，这种不为改革而改革的立场，我以为既是邓小平在经济上取得成功的关键，也是现在中国存在的许多制度性问题的原因。

　　邓小平既然有这种不为改革而改革，而是要干一番实事的愿望，因此他必须利用中国共产党这个高度制度化和组织化的资源。邓小平反复强调，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关键，因此这个东西千万丢不得。傅高义对邓小平的这种想法也看得异常清楚，所以他嘲笑当年的很多西方人，他们以为邓小平的务实的精神会使他把中国带上西方式的道路，其实邓小平对西方式的民主制度有着非常固执的排斥态度，所以他们在这一点上是大错而特错了。由此我也觉得，傅高义用来形容邓小平“pragmatic”这个词，也可以理解为有着双关的意味，它的另外一层不太常用的含义是“刚愎自用”或“独断专行”（dogmatic，dictatorial）。“pragmatics”的这两层含义，再好不过地反映着邓小平的双重性：他不需要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但他要坚定维护中共的领导地位；他要维护这个组织，并不是因为它思想上多么正确，而是因为邓小平有一个基本的判断——不借助于这个组织体制，他什么事也干不成。（未完待续）

　　冯克利，西方文明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