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次中共党代会的政治报告如何出台？（上）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主旨是概括总结党在前一阶段的工作，向全体党员阐明今后党的工作方针，并对未来进行展望。它通常是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进的政治宣言，是夺取新胜利的思想武器，是继续开创伟大事业新局面的行动纲领，是新阶段党的自身建设的行动指南。在党的十八大即将召开之际，笔者对此前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进行了一些梳理和研究，旨在帮助读者加深对党的政治报告的认识和理解，从而更好地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新局面努力奋斗。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的发展

　　在党的历史上，被冠以“政治报告”的文献屈指可数。

　　1926年10月11日中局会议的文件被冠名为《中央政治报告》，这是一份介绍全国政局、通报党的对策的文件。该文件最早由1926年10月13日出版的《中央政治通讯》第七期刊印。

　　1926年12月13日，陈独秀在中央特别会议上所作的报告被冠名为《政治报告》，报告指出了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存在的各种危险倾向和几项挽救的策略。

　　1927年1月8日，一份副题为《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主要工作》的文件被冠名为《中央政治报告》，该报告被刊印在《中央政治通讯》第十五期上。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仅有两个在标题中有“政治报告”的字眼。八大政治报告的题目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十一大政治报告的题目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每一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都有报告这个环节，有的是工作报告，有的是修改党章的报告，有的是军事报告，有的是组织问题的报告，等等。通常，这些报告中有一个主要的、重要的报告，被党史理论界称为政治报告，但不是每一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主报告都称被为政治报告。

　　一大于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会议第一天由第三国际代表马林作报告，大意是：1.国际形势；2.第三国际的工作状况及其使命；3.中国共产党的任务。马林很善于言辞，报告的时间很长。马林的报告没有被称为政治报告。

　　二大于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在上海召开，陈独秀主持大会，并代表中央局作中央工作的概况及政治主张的报告，这个报告没有被称为政治报告。

　　1923年6月，三大在广州召开，会议第一天由陈独秀代表中央作工作报告，他着重谈了二大以来的革命形势和党的发展情况。这个报告没有被称为政治报告。

　　为了总结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验，加强对革命运动的领导，回答党所面临的许多新问题，1925年1月11日至22日，四大在上海召开。陈独秀代表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了工作报告。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五大在武汉召开。陈独秀代表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大会作了《政治与组织的报告》，涉及中国各阶级、土地、无产阶级领导权、军事和国共两党关系等11个问题。报告既没有正确总结经验教训，又没有提出挽救时局的方针政策，反而为过去的错误进行辩护，继续提出一些错误主张。陈独秀在四大、五大上的报告都没有被称为政治报告。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六大在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银色别墅”秘密召开。瞿秋白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作《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报告，这是第一份被党史研究界称为政治报告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主报告。此后，各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的主报告都被称为政治报告。

　　需要指出的是，每一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全会中的主报告，有时也被称为政治报告。例如，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举行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这次会议中有许多报告：9月30日上午，项英作关于新四军工作报告；9月30日下午，周恩来作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10月2日至3日，朱德作八路军工作报告；10月4日，贺龙作关于晋西北工作的报告；10月7日，罗荣桓作关于晋西工作报告；10月8日，杨尚昆作关于同阎锡山的统一战线以及晋西南工作的报告；10月12日至14日，毛泽东作《论新阶段——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的报告；10月15日，张闻天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11月1日，康生作关于七大准备工作的报告；11月6日，刘少奇作党规党法的报告。这诸多报告中，毛泽东的《论新阶段——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被称为政治报告。这个报告分为8个部分：1.五中全会到六中全会；2.抗战15个月的总结；3.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4.全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5.长期战争与长期合作；6.中国的反侵略战争与世界的反法西斯运动；7.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8.召集党的七次代表大会。毛泽东的报告是这次会议所有报告中最重要最全面的一个，称为政治报告，当之无愧。

　　六大、七大的政治报告不但有书面报告，还有口头报告的部分。1928年6月20日，瞿秋白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作了政治报告。早在4月间，他已写成一个书面报告。在口头报告中，他只就书面报告未展开的意思，加以阐述和补充，分为5个问题：1．中国革命问题；2．过去的教训；3．现在阶段盲动主义的危险；4．革命形势；5．党的任务。口头报告长约7万字，讲了9个小时。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向七大提交了《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同一天，毛泽东向大会作了口头报告。他从书面政治报告的内容中提出三个问题，更充分地展开论说。这三个问题是：路线问题；政策方面的几个问题；党内的几个问题。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决议通过后，无一例外地出版了单行本。六大政治报告单行本与报告原稿略有出入，题目作了一些改动，文字也作了删改。六大结束后，瞿秋白建议六大决议的通俗化宜从速进行，由一些同志做些通俗地宣传六大决议的工作。他自己也动笔，撰写宣传六大精神的小册子。不久，一本6万字的通俗读物写出来了，书名叫做《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由中央出版局1928年出版。这本书开门见山，第一段文字就把读者紧紧抓住了：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打倒清朝皇帝，建立了中华民国，这便是辛亥革命。中华民国虽然成立，但是老百姓的生活依然非常痛苦。辛亥革命，并没有打倒官僚军阀，平民仍旧是受压迫，外国帝国主义和资本家更加剥削中国的工农。这是为什么？说起来，原因很多呢！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出版单行本时，仅署报告人的名字。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的撰写

　　由于战争年代的限制，六大、七大政治报告多是领导者个人智慧的体现。

　　1927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第六次全党代表大会之决议》，对大会代表的选举进行部署，六大的筹备工作启动。1928年4月，瞿秋白写成一个书面报告《中国革命与共产党——关于1925年至1927年中国革命的报告》，约10万字，分为3章：中国革命领导权之争；中国共产党之过去与前途；中国革命当前的问题。

　　1945年七大上，毛泽东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他为这个报告费了很长时间，对文章中的措辞都进行了仔细推敲。对国民党如何措辞，毛泽东曾考虑半年之久。“是否采取绅士腔调如同招待新闻记者那样?那时我们的名誉很好，可是斯坦因、福尔曼对我的谈话就很不满意，那种腔调有一很大缺点，即不能说透问题，不能揭破蒋介石。或者如同苏联的态度那样?这也不适当……那末，是否像《解放日报》那样?也不好，《解放日报》可以那样说，但也并非天天说，我们的负责人就不宜于那样说。我在这个报告里面批评了他九分，批评很尖锐，但留了余地，有希望，虽然只占一分不足。这是需要的，不留这个余地就会犯错误。对国民党抗战成绩我没有多说，从科学的意义上应说国民党是半法西斯主义，我没有说，免得为他们张目。对他们的说法我是随地而异的，其基本精神是我们的独立性更强了，但对蒋介石仍留有余地。”

　　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更多地融入了集体智慧，有的成立了专门的起草委员会，有的成立了报告起草小组。无论是报告起草委员会，还是报告起草小组，都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例如，1955年5月1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八大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的名单。起草委员会由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王稼祥、陆定一、胡乔木、陈伯达7人组成。起草政治报告，是八大准备工作的重中之重。这项工作是在毛泽东领导下进行的。政治报告的指导思想是什么？这是首先要定下来的。起初，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是以反对右倾保守为指导思想。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提出一系列新思想，八大政治报告随之确定以《论十大关系》为指导思想。

　　改革开放以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的起草都是由起草组（或起草小组）完成的。例如，2006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十七大报告起草组。12月11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党的十七大报告起草组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胡锦涛总书记担任起草组组长，刘云山、曾培炎担任副组长。起草组的成员，有来自中央机关、国家部委、军队的负责同志，有地方领导干部，也有专家学者。

　　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意见，把起草过程变成广开言路、集中智慧、凝聚共识的过程，这是历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起草工作的重要经验。例如十七大政治报告稿在10个多月的起草过程中，胡锦涛总书记先后主持召开6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2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报告起草工作的情况报告，审议修改报告稿。主题、框架、初稿；调研、讨论、修改……在近10个月的时间里，起草组共召开10次全体会议、40多次工作班子会议，连同小组会议在内，各类会议总计100多次，对报告稿反复讨论、认真推敲、精心修改，先后正式改稿50多遍。中共中央还委托中央统战部，就党的十七大报告议题听取了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的意见。

　　但有的政治报告中的内容并不能达成一致，例如十二大政治报告起草时，是应当以全面推进改革还是以继续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为中心内容，就存在分歧。胡耀邦认为，为了实现20年的奋斗目标，在农村改革已经取得成效的形势下，必须在经济体制方面已经进行初步改革的基础上，抓紧制订改革的总体方案和实施步骤，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全面改革。只有改革，才能开创新局面，才能实现翻两番的目标。政治报告以此为核心，予以强调，是适宜的。但是，报告组主持人却要强调调整，坚持要在政治报告上写明：“在1981年到1985年的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要继续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要集中主要力量进行各方面经济结构的调整”，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国民经济的发展不可能很快”。他只把胡耀邦的上述重要观点附带在后面，以“同时”连缀起来。胡耀邦对这种表述是不满意的，但是他的意见被拒绝了。

　　“文化大革命”时期召开了两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即1969年召开的九大和1973年召开的十大。九大政治报告的起草充满了斗争。1969年2月7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开会时说：“（九大政治报告）搞出第一稿就有办法了，无非是全部推翻再搞。让他们几个人搞，伯达牵头，伯达、春桥、文元，林彪同志挂帅。文章写出后才好开会。”陈伯达在中央文革小组中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矛盾很深，他是不会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合作的，更不会与张、姚二人共同起草九大政治报告。因为经毛泽东提议，由中央正式通过的九大政治报告起草人的名单中，陈伯达名列第一位，毛泽东后来又指定他当起草小组组长，因此，陈伯达下决心自己干。他把张、姚二人甩在一边，自己找了几个助手，由他自己构思，自己写作。由于张、姚是被列入起草九大政治报告名单的人，他们当然不甘被冷落，于是，他们多次主动找陈伯达，要陈伯达到钓鱼台去，和他们一起研究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问题。陈伯达干脆向他们挑明了自己的态度：你们搞你们的，我搞我的。最终，九大选用了张春桥、姚文元写的政治报告稿。（未完待续）

阎志峰，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2012年09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