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五次经历学生运动的五四总指挥傅斯年反思学运

傅斯年(1896～1950)是什么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的风云人物，一个敢说敢骂的山东汉子。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办人和终身所长，中山大学、北京大学等校教授，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代理校长(1945～1946)和台湾大学(1949～1950)校长。一个毛泽东和蒋介石都奉为上宾的社会名流，把蒋介石的两个行政院长(孔祥熙、宋子文)拉下马的“傅大炮”！


傅斯年的一生值得追忆的故事甚多，其中之一是他对学生运动的思考。

傅斯年是在新文化运动中崭露头角的。他做了两件大事：

一是组织新潮社和办《新潮》杂志。胡适后来曾在《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一文中说：“《新潮》杂志，在内容和见解方面，都比他们的先生们办的《新青年》还成熟得多，内容也丰富得多，见解也成熟得多。”尽管公平地说，就社会影响而言，《新潮》仍是《新青年》之下的第二提琴手，但作为《新潮》杂志的主任编辑，傅斯年对这份杂志的贡献是巨大的。

第二件大事是领导了5月4日的爱国大游行。当天上午13间学校筹备游行示威的会议是傅斯年主持的。下午2点半左右开始的游行，总指挥是傅斯年。他扛着大旗走在队伍前列，后来也是他率领队伍冲到赵家楼。出人意料的是，第二天他就坚决退出学生运动。然后他就出国留学，一去7年，1926年秋才回国。

傅斯年第二次同学生运动遭遇是在1927年。1927年的广州，正是学生运动风起云涌的多事之秋：中山大学左右两派学生势同水火，4月政变以后执政当局横暴地捉拿学生。当时，傅斯年在中山大学任教授，兼文科主任(文学院院长)和中文、历史两系系主任。

第三次是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当时傅斯年是北大的兼职教授，是坚决支持抗日的。

傅斯年面对的第四次学生运动高潮是在1945年至1946年代理北大校长期间。

最具典型意义的是他对1945年学潮的处理。傅斯年在给夫人的一封信中写道：

“11月25日，学生有会，地方当局(关麟征、李宗黄、邱清泉)禁止，学生仍开，遂在校外大放枪炮，幸未伤人，次日罢课。学校当局一面向地方当局抗议，一面劝令学生复课。乃李宗黄(代理主席)所组成之‘联合行动委员会’竟于12月1日派大队人分五次打入联大，两次云大。其中一次……死者四人，锯去大腿者一人……此外重轻伤十余人，此等惨案有政治作用者岂有不充分利用之理？四个棺材一条腿，真奇货可居，全昆明闹得不亦乐乎……我对于李宗黄等之愤慨不减他人。同时也希望学校能恢复常轨。”“总括说：(1)地方当局荒谬绝伦，李宗黄该杀，邱清泉该杀，关麟征代人受过。(2)学校内部有好些不成话之事”。

从这封信我们可以看出傅的态度：

1.对抗当局的横暴，救助学生，显示了自由知识分子的本色。

2.反对学生陷入政治斗争，力求维护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

这是他的一贯思想。他念念不忘1926年中山大学的整顿，认为在结束学校混乱状态、改进教学等方面的确起过良好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他的意见体现着胡适派知识分子对五四以来中国学生运动的反思。

他们认为，学生干预国事是政治腐败造成的，是关心国计民生的正义行动。但是，频频发生的学运已经出现不正常的现象：动辄罢课，学业损失太大，对大学和国家学术文化发展不利。学生不应沦为党派斗争的工具。有些学生集会不尊重少数人的权利，不尊重他人的自由，不准反对自己意见的人发言，甚至发展到把与自己观点不同的报馆烧掉，把政敌的房子和家具烧掉，这就已经脱离民主、自由和法治的正轨，转化为暴民专制。

不管人们是否同意他们的意见，有两条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一是这些意见同流行已久的对中国学生运动一味歌颂的习惯大相径庭，它对人们反思历史，认识已经深入中国社会骨髓的反自由的极端思想十分有益；二是如何让中国人真正养成民主、自由的习惯(其应有之义是尊重少数人的权利)。在文化大革命中登峰造极的暴民专制，不正是“五四”以来各种极端思潮的流毒吗？

袁伟时，原载于《新闻周刊》，原题为《傅斯年：历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