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9月26日 星期三

“改革派”们的今时与往日


  “有实权干大事,有虚权干实事,没权了干好事。”远离权力之后,不甘于无所作为的吕日周,于8月11日召集一批改革风云人物在太原开会,其间有早归于沉寂的老一批改革先锋,亦有新生代代表,旨在响应中央精神,为推进改革鼓呼助力。会间发布的一则书面共识说道,“现在,人民群众已蓄足了深化改革的劲头,只要各级领导不失望、不悲观、带头干,他们就会冲上来。”


  几度斗转星移,改革如今已到攻坚阶段。见微知著,改革先锋们的际会乃是此一形势的投影。新、旧两批性格鲜明改革者的交集,营造出一种气场上的接续与协同氛围。

  “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强,这是潮流,回不了头,任何人也阻挡不了。”昔日的改革明星马胜利对《南风窗》记者说,“改革还是有阻力的,但夭折的风险都过去了。现在走了34年了,到60年的时候,中国的面貌会更加不一样。”

  到场的和缺席的

  吕日周所邀请的改革先锋之中,原本答应与会的有仇和、吴仁宝以及王天琦等人,不料会议临近,大家又纷纷因“公务缠身”而缺席。为表达对吕日周煞费苦心奔忙的支持,仇和专致贺信一封捧场。秘书寄来此信的同时,叮嘱吕这边莫要公开。吕日周置之不理,仍决定当众宣读。

  “我认为仇书记也是谦虚。这封信完全符合中央精神,跟毛泽东选集似的,这都不让宣读,那《人民日报》都不能出版了。”吕日周说,“说明他官儿大了,考虑的问题也多了。他受的争议多,怕被争议,这也能理解。”

  吴仁宝也是吕日周的好朋友,对于此事不可谓不重视,特别准备了一个介绍华西村如何取得大发展的书面讲话,指派两名村里的副书记飞赴太原代为宣读。被老朋友放了鸽子,吕日周感到不痛快,拒绝安排华西村的副书记上台发言,“我这个会上都是厉害的人物,你不够规格”,结果是左右商量,对方连回程机票都耽误作废了,吕日周才允他上台讲10分钟。

  此种若即若离的情形,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那些仍处在台前幕后的改革先锋们受各种因素左右。原来在江苏基层因推行“睢宁模式”而知名的现任苏州市纪委书记王天琦,直待会议结束后才专程赶到太原,与吕日周私下会面,巧妙避开公众视线。

  同样在地方上大力推行过改革举措的现四川绵阳市委副书记张锦明与河北省质监局副局长王晓桦,其表现相对而言较放得开。张锦明在发言中谈及为避免诸如什邡和启东等地新近发生的群体事件,宜在民生项目决策中自始至终引入公众参与机制,培育民间组织促进公民有序参与和表达,以避免封闭的决策机制与开放的社会脱节所带来的风险。王晓桦则直言转变政府职能和审批制度改革进行了10年之久,事倍而功半,光技术层面的改革与改善是不够的。

  但在会后,张、王二人均与媒体保持着距离。这些当年因其改革举动而在舆论上一度得到热络关注亦不刻意避让的改革人物,行为何以前后如此判然不同?作为过来人的马胜利将他们的表现评价为“羞羞答答”、“胆怯,就是怕”、“他们是有顾虑”。而王晓桦则对《南风窗》记者解释,“我们今天需要更大的改革智慧,中国没有时间再光搞热闹的事情了。给我一个思想空间。”

  王晓桦曾在河北成安、大名两地担任县委书记,后调到河北省质监局。与他一样,最近数年间,包括仇和、王天琦、张锦明等一批改革先锋在仕途上先后得到了提升,比之于老一批改革人物一个接一个倒下去,他们的得以晋位,被吕日周看作是一个较为积极的信号。

  “说明社会是进步的,我觉得随着时间的发展,越往后会越好。把同志们都提到很高的岗位上,爬得越高对改革越有好处。”抱着“搞改革的支持搞改革的”指导思想,吕日周这些年来不断在各个场合以各种可能的方式为这些改革先锋们鼓掌说好话。举例来说,当称他为“老师”的仇和面临极大争议时,他就带领调研组奔赴昆明,深入各现实环节展开访察,把仇和的底子摸了一遍,做了一个调研报告,不过报告几易稿本,因为有些事情还把握不住,终稿尚未拿出。当这些他支持的改革健锐提升之后,吕日周也有更明确的主张,“既然要搞改革就要破格提拔使用,为什么不能当一把手?这种人适合提拔到正职岗位上,他能做主,更有权力正儿八经搞改革。”

  除了副职提拔,改革先锋们的另一个趋向是到人大、政协任职,吕日周将之称作“边缘化”。掐着指头数一数,那些称得上改革创新的人物,现在不少人都在各级人大、政协供职,包括吕日周本人自长治市委书记任上下来后,亦转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论级别虽然提升了,在他们的感触却只是名义上的光鲜。

  “所谓边缘化,有时候也是领导机关对个人的一种保护,因为你争议太大。”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主任周为民说,“这个做法还是需要考虑的,对一些改革人物,干部制度上应有助于提供正面激励,不能因为是争议人物就不提拔,或提拔一个虚职,把他闲置起来。”


  沙滩上的声影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新、旧两批改革先锋们的状况各有分野,早被拍到沙滩上的老一批改革先锋的人生,则没有还在浪涛中的新生代们那样幸运,所谓副职提拔、边缘提拔在他们这一群人(特别是改革初期的)中几乎罕见,一旦靠边站了,就彻底地被甩脱出去,从此沉没。如今无论从精神状貌还是从社会地位上来看,他们均显得暗淡不少。拿马胜利来说,他就觉得他们这一代人已经处在被历史遗忘的角落里了。

  30年前,改革方兴。马胜利在石家庄承包国有造纸厂,此举在当时被视为承包制在城市经济中的首开先河。他与同时代在浙江海盐服装厂因打破大锅饭推行企业治理改革的步鑫生一道,被树立为一南一北两面改革的典型旗帜,名噪一时。

  然而个人的命运往往又与大时代的起伏波动相表里,当改革进程遇挫时,步鑫生先倒下了,被免掉厂长职务,此后在市场经济中到处游离,终无大成。晚年栖居上海,赴太原开会亦须他人赞助成行。步倒掉之后,马胜利一直支撑到1995年,那时“南步北马、早晚都垮”的说法甚为流行,一言成谶,后来也真就垮了。

  扫地出门后,风光无限的大企业家沦成了一个拉条小板凳就能和人挤到一处街谈巷议的小老头。提到过去,马胜利仍表现得伤感,免职初期,想不开的他差点儿跳了楼。

  “搞改革嘛,这是个必然现象,我们虽然垮了,但改革没有垮,我们一个一个倒下去,你们不就起来了嘛。”马胜利这样看待自己与新生代们的关联,“包括我们的失败,对你们来说都是宝贵经验。”

  改革之初,邓小平曾勉励人们,“看准了的,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得益于此一鼓舞,一批改革人物涌现,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中,论者以为正是他们当年模范带头一步一步拓宽了干事业的边界。有鉴于此,改革先锋们通过书面共识提出,应进一步“为各项改革领域的先行者提供试验的平台,支持他们探索和创新,降低他们的改革风险,不能谁改革谁吃亏,谁改革谁担风险”。


  “改革在基层是个试错的过程,要坚持尊重地方和群众的实践、创新精神,对率先推进改革的人要宽容、要善待。”执笔修改并在会上宣读了那则共识的周为民说。


  为改革走出一条路的先锋人物,透过此种场合无疑可以确认一下自身存在的意义,提升自我认同,“在历史上起过的作用,任何人也抹不掉”。但也可看到,这些过去式的人物,寥寥落落,已被岁月逐一瓦解。


  能把这些散落在各个角落的人物召集起来,吕日周着实下了功夫,其中一些心灰意冷的人,他是屡次登门相邀费去不少口舌才请动,“你既然过去搞改革,现在还是应该搞改革、说改革、推动改革、支持改革。你要唉声叹气,是自己否定了自己。”


  在改革者中,吕的转型是比较成功的。惊涛拍岸,先是把他拍到山西省政协副主席的位子上,脱离了实际部门,还想干点事,偶或也对地方上的工作予以批示,结果发现没有人听,“人家一看,你拿着吕日周的东西吓唬我?你拿着鸡毛当令箭,滚你妈的。”


  现实面前,吕日周发挥了他的应对技巧。2007年,在山西省官方支持下,运作成立一个改革创新研究会,摇身变成NGO,由当年的搞改革递进到今天的谈改革,山西省官方有时候还要委托他承办一些事务。接下来他准备着手建立一个博物馆,将1000位改革人物收进去,勾勒一部较为形象的新中国改革史。


  “我的标准就是全国各条战线上改革创新人物的第一名,是社会上没有人去研究的人。忘记他们就意味着背叛改革方向,别人把他们忘了,我还把他挖出来。”


  呼唤更多“傻瓜”


  改革先锋在同一时空里汇集,相关与会者说他们意在重新唤起大家对中国改革的记忆与向心力,认为有必要拾回当前不少人在很大程度上丢失了的改革初期那种锐意进取的气魄。用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曾经的改革明星刘日的话来讲,现在出现了一些力求八面玲珑的“俏人”。


  刘日30年前在河北无极县担任县委书记,推行了一系列技术层面的改革,被树为“焦裕禄式的干部”,但他的改革此后亦成未竟事业。尽管并未因发动改革而终止仕途升迁,但他的从政生涯也仅止步于厅局级,后被安排进河北政协当常委。


  “从传统来说,中国的土大夫精神就是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社会总需要有人超越个人的利害得失算计来争取一些崇高的目标。尤其到了很高位置上的人,更应该这样来考虑问题。对于一个真正的人物来说,一定要为国家为民众做一些大事情,如果脑子里想的是能更多地捞取财富,除了证明自己是一个渺小的人,有其他意义么?”周为民措词严厉地说。


  这一次太原会议上,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与会者中有一部分人是在职的县、市级官员。对于改革诉求的热切在这些个体身上逐一得到显化。在他们的视野里,今天这样一个语态多元又分散的时代,围绕改革的分歧非但未能得到弥合与消解,口角上的相持反呈常态化,能否于最大程度上将之凝合,成其为考验,仇和就通过寄来的信呼吁,要“毫不动摇、永不僵化、永不停滞,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全方位推进改革创新”。


  这个目标,最终需要改革先锋们通过实际行动于每一细微处加以实施。看得出来,他们对于今后的道路抱有正面预期。接下来的问题是,这些新一代的改革者如何能够突破老一代的窠臼,使其改革尝试不会宿命般地永远只陷于零敲碎打之中,而能获得可持续与可复制性?近10多年的基层实践,模式层出不穷,从政务公开、吏治转变以至微小到如官员电话强制公开一类办法,更多时候只在有限空间与范围打转转,同时亦带着改革者个体的意志与作风,这种个人行为的生命力因为官员的任免极易人走茶凉,无从深入。

  不过,吕日周对此倒觉正常:“我当年的改革就是遇到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不可能碰到宏大问题。每个人都是零敲碎打的。先敲哪里后敲哪里,最后得中央下文件。”那些后于他冒出来的改革人物,他差不多都要接触接触,意欲发掘出有益经验加以推广,但继之发现“没有需求”,“仇和他们,都是惊天动地引起大家注意的,现在张三李四们,在下面搞改革,有些你都不知道,自生自灭的多了,他孤掌难鸣嘛。”

  章剑锋,《南风窗》2012年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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