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事件使毛泽东的接班人出现了空缺。林彪事件中，周恩来殚精竭力，呕心沥血，筹划局势的稳定和善后工作。最长的一次，有两天两夜以上没有合眼。尽管周恩来自己谨慎地不出人头地，但他的运筹帷幄、无私奉献仍然不胫而走，传遍全国，确实是众望所归。
在打开中美关系缓和大门的决策中，虽然最高决策是毛泽东作出的，每一步棋都是毛泽东设计和批准的，但是国内外对此所知甚少。大家只看到神采奕奕的周恩来往来迎送、演说讲话、磋商谈判。再结合到周恩来向来是所谓“温和派”的代表，因此，国际上几乎都把周当成了这一决策的主角。一时期，国外报章对周好评如潮。
除了年龄稍大外，无论从哪一方面看，周恩来都应该是众望所归的接班人选。但是，毛泽东并没有把周当作接班人考虑。其原因，是他认为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总是表现得“右”。周显然从林彪出事、他上升为权力人物的第二位开始，就意识到了这一点，毛的一次病危就是最说明问题的预演。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写到：
1971年12月，正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集会议的伯伯，出去接了一个电话，再进门时脸色灰白，他挥挥手说：散会散会！没了往日的镇定，转身带着小跑往电梯方向赶。卫士长张树迎扶着伯伯走进电梯，他明显感到总理的全身在发颤：“到游泳池。”他的声音也微微发颤。张树迎心里—震，一定是毛主席那里出事了。果然，一进游泳池，毛主席卧室的门窗大开，平躺在床上的毛泽东主席脸色发青，嘴唇发紫，仿佛已经没了呼吸。张春桥、姚文元、江青等人已经到了，只是冷漠地远旁站着。伯伯进去后立即向紧张焦急的医生询问情况，判定病情，紧急调来了吸痰器。经过吸痰，毛主席的脸色渐渐恢复了血色，大口喘着气；又过了一段时间，毛主席的眼睛慢慢睁开了。伯伯此时如释重负，他激动地扑到主席床边，双手紧握着主席的手，泪水夺眶、语音哽咽地冲口而出：“主席，主席，大权还在你的手里！”
如果以此说毛怕周会分割他的权力，也是武断的。以周对毛的忠诚，根本没有这种可能性。毛泽东担忧的，是他死后周恩来会否定他的“文革”路线。因此，1973年，毛泽东提出了实际是针对周恩来的一系列批评。
这一年，国际形势成为国内矛盾爆发的一个导火索。利用中美缓和时机来到中国的各级美国官员，一再鼓吹苏联的主要打击对象是中国，企图利用苏联对中国的军事威胁，向中国施加压力，迫使中国接受美国的“保护”，在台湾问题上让步；同时又利用中国吸引苏联兵力，减轻美国在中东及世界其他地方与苏联争霸的压力。这个一石二鸟的计谋，首创者是基辛格。在这个背景下，1973年6月，美国总统尼克松与苏共总书记勃烈日涅夫举行了会谈，两国达成了《关于防止核战争协议》等13个文件。
6月25日，周恩来会见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布鲁斯指出，我们对美苏签订的核协定持怀疑态度，中国政府仍坚持中美上海公报的立场。历史表明，签订这类条约是靠不住的，现苏联领导人访美给人以两个大国主宰世界的印象。我们不怕孤立，首先我们不丧失立场，同时我们又是现实主义者。按照周恩来“这是一件大事，值得注意，要好好研究”的指示，由外交部美大司美国处、苏联东欧司苏联处几人讨论，副处长张再执笔，写成了一篇文章《对尼克松——勃烈日涅夫会谈的初步看法》，发表在1973年6月28日外交部内部刊物《新情况》第153期上，文章认为美苏签定防止核战争协定以后，“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但是，周恩来对这篇与他布鲁斯谈话精神不同的文章却批示称赞：“值得研究。”又在给外交部的电话里说：“写得不错。”
7月初，王海容、唐闻生去见毛泽东，一进门就问毛的机要秘书张玉凤，《新情况》写得不错，是根据周总理意见写的，你给毛主席读了吗？张说没有。于是唐便给毛读，不料毛听后提出异议，还举例说明简报的分析错误说“放屁一通”。
70年代，美国、苏联两个超级大国政治、经济、军事力量几乎相等，出现了一种相持状态，但这并不意味着两者可以共同主宰世界，隐藏在表象之下的，是两国更加尖锐的斗争。20世纪后期以来的历史发展证明，美苏之间的联合主宰是暂时的，对立是不可调和的，直至苏联瓦解。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表现出了更高人一等的战略眼光。
周恩来从王海容处得知后，7月3日，给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及美大组负责人写信，要求撤回该期《新情况》，并诚恳地承担说“这个错误主要责任在我”，“望你们也应以此为鉴，发扬钻研商讨的积极性，有时也可要求我召集短小的会来交换意见。不要怕我忙，为大事而撇开小事，应该学习主席的工作方式”。毛泽东看了周恩来与布鲁斯的谈话纪要，称赞说：“这下腰杆硬了，布鲁斯就‘舒服’了。”
7月4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同王洪文、张春桥及两个女翻译王海容、唐闻生进行了一次谈话，仍然针对周恩来分管的外交部提出批评说：
近来外交部有若干问题不大令人满意。我常说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而外交部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
都说此文（引者注：指外交部《新情况》简报）不错。我一看呢，也许我是错的，你们贵部是正确的吧！不过与中央历来的、至少几年来的意见不相联系。
你们年纪还不大，最好学点外文，不要上乔老爷、姬老爷的贼船。
凡是这类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
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出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7月5日，他在周恩来给外交部的信上又批示：“此种顽症，各处都有，非个别人所有，宜研究改正办法。”7月15日，周恩来将外交部起草的检查文章《〈新情况〉一五三号错误何在》送毛泽东，并附信提出：“关于错误的检讨，我当另写报告。”毛泽东将文章中“受到中央的严厉批评”一句中的“严厉”删去，并批示：“检讨不要写了”。
根据毛泽东这次谈话精神，起草中共十大报告的张春桥在报告中写进了实际是批评周恩来的一段话：“应当强调指出：有不少党委，埋头日常的具体的小事，而不注意大事，这是非常危险的。如果不改变，势必走到修正主义道路上去。”8月24日，周恩来在中共十大全体会议上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他念到这段话时，毛泽东频频点头。
11月10日，上任不久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开始了他的第六次访华。和以前五次相比，这次并没有引起外界更大的关注，因为，中美两国已经在5月互设了联络处，结束了带有神秘色彩的暗中交往。一场风暴，发生在基辛格走后。
陈东林，摘自：当代中国研究所，原题：《周恩来最艰难的时刻——1973年“批周”风波考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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