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国有外交：从陆徵祥看北洋优秀外交官

　　北洋史与外交史过去都受到相当程度的扭曲。在国人的印象中，北洋时期就是一个内战不断，军阀对内祸国殃民、对外丧权辱国的动荡时期。外交史在强烈民族主义背景下，主要的任务是培养爱国精神，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外交史研究以帝国主义侵华史为主要内容。

　　过去的近代史诠释，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苏联世界革命意识形态及西方中心现代化理论的影响，不一定能贴近中国自身历史发展的脉络。其实，当时北洋外交有许多专业化与国际化的趋势，一批优秀的外交人才崛起，在中外交涉及国际会议中颇有建树。

　　要了解清末以来中国职业外交官团体的形成与演变及他们如何在险恶局势中维护国家利益，须由研究陆徵祥入手。


　　初露头角

　　陆徵祥是清末广方言馆、同文馆出身的新式外交官，也是第一位出任外交总长的职业外交官。陆氏的外交表现，可谓清末民初外交的缩影。

　　陆徵祥(1871－1949)字子欣，上海人，1883年入上海广方言馆习法语。1891年入北京同文馆，旋由出使俄、德大臣许景澄调充驻俄使馆翻译。陆氏原以学会法语到邮局工作为满足，许景澄则鼓励他立志学习外交，陆氏遂拜许氏为师，潜心学习外交礼仪体例。

　　陆徵祥早期的外交生涯并不顺遂。1891年－1905年，他在圣彼得堡任翻译官。其间于1899年随驻俄公使杨儒参加第一次海牙保和会（下称保和会）。庚子拳乱之后俄军占领东北，杨儒受命与俄商议收回事宜。俄方提出苛刻条件，杨儒于交涉期间摔伤右腿，仍抱病携陆徵祥继续谈判，后又因下车滑倒病死俄京，由参赞胡惟德继任公使。陆氏辅佐胡惟德之际，拒受俄国左右，遭俄方猜忌，在俄方屡向外务部施压下，于1903年被迫以葬亲为名返国。不久日俄开战，胡惟德急召陆氏回俄。战争期间，胡惟德以密集函电向北京详报俄国政情，陆氏帮助甚多。1905年初，胡惟德奏请将陆氏升为二等参赞。同年底，陆受命出使荷兰，此后仕途才一帆风顺，屡受超擢，短短六年之间成为清廷驻外使节之首。辛亥革命后，他更以41岁之英年，被任命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外交总长。升迁之速固因陆氏个人表现优异，也与清末外交官职业化的大趋势密切相关。

　　清政府与西方各国往来后，办理涉外事务的官员多属兼职。广方言馆及同文馆只是翻译人员的训练所，并非培养外交官的机构。1901年清廷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位列六部之首，且赋予其中央外交机构之法定地位，尚书、侍郎以至主事等，均设专缺成为正式官职，外务部逐渐趋于专业化。

　　驻外使节与使领馆员设置实缺较晚，直到1907年初外务部才将驻外公使定为二品实官，使领馆员定为实缺，成为正式外交官，并与外务部官员互相迁调，国内外联成一气，让外交官升迁有专途，走向职业化。外交官选拔标准也逐渐脱离传统科举，入选者必须通晓外国语言文字及政治、法律、商务、理财等。受过西式教育者或留学生逐渐成为主流。此趋势开启了使馆参随晋升的管道，一批广方言馆、同文馆出身者出任驻外公使，陆徵祥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

　　1906年初，陆徵祥抵达荷都海牙，呈递国书开办使馆，旋奉命赴瑞士参与修改红十字会公约会议，开会近月议定新约，陆氏建议清廷签署并速予批准。1907年，清廷派陆徵祥为第二次保和会全权专使，该会于6月至10月在海牙召开，共有44国派代表出席。陆徵祥在会中表现优异，为维护国权与列强代表抗争，赢得国际声誉。陆氏会后将保和会通过的各公约整理翻译，建议清政府签署，借加入国际组织承担国际义务，成为国际社会一员以受公法之保护。


　　执掌外务

　　1908年陆氏回任驻荷公使，主要工作是参与《中荷领约》交涉。清末华人大量侨居南洋，清政府在英属领地陆续设立领事保护侨民。荷属东印度群岛之华侨经济实力雄厚又心向祖国，遭殖民当局猜忌，设定种种苛刻待遇，加以中、荷对华侨国籍之认定标准不同，使问题更加复杂。

　　1907年荷兰修订国籍法，确立出生地主义原则，荷印华侨呈请清政府订定血统主义的国籍法，以解决国籍问题。清政府除了制定国籍法，对荷属设领问题也趋于积极，命陆徵祥与荷兰当局交涉。

　　陆使谈判三年余，先派人到实地进行调查，再以坚毅精神与荷兰外相议约，最后于1911年5月在北京签署。中国所得为可在荷属东印度群岛设领事馆照管侨民，此约内容虽不完全理想，但争取到荷兰政府改良部分对华侨不公正的待遇，并在换文中取得荷兰政府同意，土生华人返回中国后可被视为中国臣民，这样的结果应属难能可贵。

　　中荷谈判刚结束，清政府又任命陆徵祥为谈判修订中俄商约大臣。1881年，曾纪泽与俄议定《改订返还伊犁条约》及《中俄改订陆路通商章程》。当时为收回伊犁，让与俄国在新疆、蒙古许多通商特权，条约规定十年后可以商议酌改。其后1891年和1901年，清政府两次皆未要求修改，到1910年，外务部以将届第三次十年限满为由，提前六个月照会俄使提议修约。

　　俄国对中国提议颇为疑忌，乃先发制人，借蒙疆等处历年交涉未结各案，谴责中国不遵守约章，提出多项要求，逼迫清政府于改约前先行议结。1911年陆徵祥赴俄谈判修约，旋接任驻俄公使。俄方对中国态度强硬，不但不让步，反而提出更苛刻的条件，致使谈判艰难。不久，因辛亥革命爆发，陆氏顺势搁置中俄修约谈判。

　　陆徵祥虽然大半时间在国外，但对国内的改革相当重视。1907年第二次保和会前后，陆使及驻欧使节受到列强及日本种种刺激，对国际局势及中国处境了解更深，纷纷建议清廷加速立宪，改革法制，以在弱肉强食的局势中自处。辛亥革命期间，陆徵祥受袁世凯之托，至少两次电请清廷考虑退位，主要理由是担心内乱招致外侮，南北相持则列强干预，甚至有亡国危险。其余驻外各使稍后跟进。驻外使节纷纷如此电请，对清廷退位有相当程度的影响。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于1912年1月1日在南京成立，其外交部组织接近法国制，设有秘书处、外政司、商务司、庶政司、编译司等。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3月10日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袁氏向参议院提名唐绍仪出任内阁总理，将外务部改为外交部。唐氏提名陆徵祥任外交总长并获通过。


　　承前启后

　　陆徵祥接掌外交部后，建立外交部组织与人事制度，以专业化为最高考量原则。首先参酌法国制度制定《外交部组织章程》，设总长一名主持部务，设次长一名协助。日常事务由一厅四司负责，即总务厅和外政司、通商司、交际司及庶政司，此外设有秘书处及参事室。陆氏注重外交人才之培育，制定人才录用三原则：一、外交人员均要经过考试；二、选举标准要打破省界；三、多选通外国语者。部内外之推荐人选，不合此三原则者，绝不接收。他还依同样原则将驻外使领馆改为专业机构，由职业外交官出任。驻外公使、领事及使领馆馆员，都要经北京外交部委任，须按年度制定预算，按月汇发经费，并须定期汇报。地方涉外机构方面，外交部在各省设特派交涉员，各重要商埠设交涉员，使其成为外交部直属机构，逐步将地方外交事权收归中央。陆氏还制定外交官服制，与世界接轨。

　　陆氏面临的民初外交局势十分险恶，诸如取得列强承认民国、善后借款交涉、蒙藏独立问题等，都很棘手。陆氏认为弱国外交必须上下一心，才能渡过难关。然而陆徵祥执掌外交不久，就被卷入党争漩涡，先是代理总理，后出任阁揆，旋于组阁时遭参议院杯葛，黯然辞职。

　　清末民初是中国国际地位最低落的时候，也是中国努力国际化、与国际接轨颇有成效的阶段。1899年和1907年中国参与两次保和会，签署了一批国际公约，积极加入西方主导的国际家庭，表明中国也是文明国家、主权国家，会遵守西方式的国际惯例、国际法，会参与国际活动和承担国际义务。与国内的立宪、法制改革相呼应，中国要求列强平等对待，修改不公正的条约。中国外交官在国际舞台上初露头角，开始寻求中国如何自处之道。此阶段可谓是中国决心告别传统，走向国际化、现代化的重要初始阶段。

　　此时，中国国势衰微，对外交涉常牵动国本，当政者都十分注重外交。由于时势所需，外交制度得以摆脱传统官僚体制限制，快速专业化，专业人才受破格超擢，广方言馆、同文馆出身的外交官受到重用，成为清末民初外交界的中坚。他们固然学养不如理想，但有丰富的外交历练、较广的国际视野，勉强可担当重任。民国成立之后，外交部有重大改革，除制度现代化外，又大批引进欧美留学生，人才辈出。

　　陆徵祥大力改革外交部，奠定中国外交制度现代化的基础，又拔擢专业外交人才，将专业化全面落实。巴黎和会后，陆氏淡出外交圈，交棒给颜惠庆、顾维钧等留学欧美的职业外交家。

　　整体而言，清末民初的外交表现，相比于内政更为稳定优秀。从陆徵祥的外交经历来看，他是当时外交官之佼佼者，在近代中国外交史上，居承前启后的关键地位，绝非过去印象中懦弱无能之辈。

　　作者唐启华为台湾东海大学历史系教授

唐启华，《财经》杂志 | 来源日期：2012-0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