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批彭德怀时，毛泽东不打自招承认玩弄过的手段

阅读弗拉基米诺夫的《延安日记》（下）


1943年，随着第三国际解散，莫斯科国际派失势，王明被当作教条主义和国共合作的右倾投降主义代表人物，通过整风运动被赶下领导位置，毛泽东的核心地位被进一步确认。从此，中共开始了“自主独立的抗日活动”，共产党的抗日活动成为干响雷不下雨。弗拉基米诺夫称为：“Wait-and-See tactic"

毛泽东这种观望日、蒋斗，伺机摘桃子的狡诈策略，在共产党的公开文件里是不会找到的。一直到庐山会议激烈批判彭德怀时，毛泽东才不打自招，承认了曾经玩弄过的手段。

1959年7月31日在庐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和林彪、彭德怀之间有一段精彩对话。毛泽东的秘书李悦做了笔录 。（详见《庐山会议实录》）

林彪：平型关吃了亏，头脑发热，是弼时作的决定。

毛泽东：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国内有国，蒋、日、我，三国志。

林彪：百团大战是大战观念。

毛泽东：三个师只三万二千人，号称四万八。当时打大战观念转不过来，本应该分散发动群众。

彭德怀：百团大战后，才搞武工队。这一仗是帮了蒋介石的忙，但对以后整伪军有好处。华北会议，斗了我，以后对守纪律比较注意。

“平型关大捷”和“百团大战”是中共在八年抗战中仅有的两场打日本人的大型战役，却原来都打错了。特别是百团大战，彭德怀不听指挥，擅自组织战斗，违反了纪律。以致彭德怀在华北会议挨整作检讨，被迫深刻认识百团大战的错误。

毛泽东在庐山批判彭德怀的历史“错误”的同时再重复自己的抗日方针。虽然与毛泽东的洛川讲话语句不尽相同，但是逻辑联系紧密。都表达了同样的毛泽东思想：为了向蒋介石夺权，不惜日本灭亡中国。

毛泽东还把他的“爱国主义”作了惊世骇俗的发挥：“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这样看来，东北沦陷、华北被侵、上海失守、南京破城等一系列国军连败连战的军事晦气，竟是毛泽东的爱国主义理想所期待的。

毛泽东不爱蒋介石的国，本意是不爱蒋介石执政的政权结构。正如今天更多的人们不爱共产党的国一样，这本来也是无可指责的。想让中国变得可爱一些，积极进行政治改革就是了。但是在外寇入侵，国难当头之际，民族存亡是压倒一切的大事。从抗日的立场出发，“蒋介石的国”和“中国的国”在版图上是完全吻合的一块。没有因为不爱蒋介石政权，就可舍弃中国领土的理由。无论如何也推导不出“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的毛氏“爱国主义”结论。

毛泽东在这里还犯了一个法理上的错误。他说“国中有国，‘蒋、日、我’三国志。”实则为蒋、日、陕甘宁边区——两国和一边区的形态。蒋介石所以停止围剿，反而提供统一军服、经费和武器装备改编八路军，就是因为中共信誓旦旦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立约自废国号，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为“陕甘宁边区”。

毛泽东还以三国志之一国自称，已经自毁誓约。

抗战初期，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蒋介石采取了以空间换时间的持久战。综合武器装备，作战技术、士兵士气诸因素，军事专家对战斗力评估一个日本士兵可以对抗8个中国士兵。中日作战的时候，国民军兵力部署也基本按照这个比例。也就是说中国军队以较多的牺牲，换取日本兵力较小的伤亡。这已经是不等价的交换，但蒋介石仍然希望以中国人多地广的优势，最终将日本消耗致死。

然而毛泽东希望把这不等价的比例扩大。让蒋介石付出更多牺牲，让中国丢失更多的土地。即使蒋介石先消耗致死，日本接管了中国那也不要紧。他设想可以借助苏联力量从日本手里收回中国统治权。所以，简单地说毛泽东是一个卖国者，也还不准确。毛泽东是一个倒卖倒买国家政权者。先把中国交给日本，然后借苏联之手再把中国赎回来。至于苏联有没有能力担当这个中间人，即使担当了中间人会从中抽取几成报酬，他连想也没有想。

反复考察中国的抗战史，让人发现这样一个结论：中国仅靠自己是不可能取得抗战胜利的。侥幸的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狂妄使它犯了战略性错误，它偷袭珍珠港，挑衅苏俄边境，结下美苏两个大冤家。使它播下灭亡的种子。如果日本集中力量灭亡中国，在中国沦陷区建立稳固的以战养战经济体系，稳步由北向南推进，联毛灭蒋，日本这个列岛小蛇一定会成长为亚洲巨蟒。日本灭中国，最后不是蛇吞象，而是巨蟒吞猪。到时候毛泽东不做大东亚共荣国的顺民，就死啦死啦的有。

所以，抗日战争是一个日本军阀战略上犯大错、蒋介石屡败屡战、共产党趁机崛起、在苏美援助下侥幸取胜的战争。日本在中国这个战胜国面前，是败而不服，降而不恭。


四．诬陷成风的“延安整风”

到达陕北之后，毛泽东采取一切手段逐步把权力向他一人集中，首先他直接掌控延安对莫斯科和延安对军队的电台, 垄断了全部对外联络。外部消息是发布还是扣押，由毛泽东决定。这就切断了王明、博古、张闻天等和莫斯科的联系，政治上没有了分量。朱德、张国焘、处于耳目失聪状态，渐渐远离了对军队的指挥权。最高军事领导的三人小组成员周恩来、王稼祥被委以其他重任，在延安之外奔波，也就脱离了军事指挥岗位。1938年9月，到苏联汇报工作的王稼祥带回了季米特洛夫口讯：承认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这是毛泽东在政治上的一大胜利。毛泽东不仅紧握兵符，并开始实际操掌党权。总书记张闻天处于“虚君”位置，遇事退避三舍。

随后毛泽东开始整顿报刊。王明、洛甫、凯丰领导的《新中华报》、《共产党人》、《中国妇女》、《中国文化》停止出版。继续出版的只有《八路军杂志》和新创刊的《解放日报》，这两份报纸都直接在毛泽东控制之下。

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开始了以扩张和长期稳固自己权力为目的的整风运动。

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做《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标志着整风开始*，到 1945年4月20日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整风运动的结束，历经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审干“”抢救运动“”肃奸“，总共持续了3年11个月。弗拉基米诺夫在日记中评说：“如果毛泽东不能确定他有绝对把握取得领导权，整风不会停止，七大不会开幕。”

1942年6月2日，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成立。由毛泽东为主，康生为副、领导延安学习。（以后又有刘少奇、彭真加入）.架空当时的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常委会。

为了增加整风的威慑性，毛泽东把“审干”、“识别特务”列入整风项目。整风由温和期进入残酷期。

在1943年3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说“抗战以来，国民党对我党实行特务政策，在社会调查部和党校都发现许多特务。我们就是要学会识别特务与贤才。”“一边整风，一边审干。”

“中共中央总学委”下令每人要写“思想自传”，毛泽东说：“要三番五次写，以写好为度。”“要个人把一切对不住党的事统统讲出来。”
同时下达一个文件《中央总学委关于肃清延安“小广播”的通知》，要求每一个干部填写“小广播表”。坦白自己泄露了一些什么机密，向外广播了一些什么消息，自己听到了一些什么对党不利的消息。何人讲的，时间地点，都一一如实向党报告。“小广播表”连续发下来填写多次，如有抵触情绪，就是定为“特务”的证据。

一位胆小的干部，竟然填写了800多条。

在行政学院一位学员发问：“是否把晚上和老婆说的话也填上？”引起一片哄笑。结果那位学员和大多数教职员工被定为特务。

1943年8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说：“一个2500人的党校已挖出250人的特务，而且估计不止此数------恐怕是250到350的数目。”还举了行政学院的例子说，“除一人之外，教员职员全部是特务。”“学生中很多是特务，恐怕过半数。”（这篇讲话收入毛选三卷时，把以上毛的话删去了。）

康生执行毛泽东指示有过之无不及。“抢救运动”高潮时，《解放日报〉报社80%的人被打成特务；军委三局电讯学校200多人，抓了170个特务；关中师范学校参加整风学习的88人挖出62个特务；绥德师范230个特务，占该校总人数73%；延安警卫团挖出占总人数80%-90%的特务；中央秘书处60人中。挖出十多个特务。

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中央党校、鲁迅艺术文学院、陕北公学本来就没有什么文化课。学生都有一个小板凳，坐在板凳上用小本子低头记录首长报告，然后展开讨论，深刻领会、热烈支持。这是延安学生学习的基本方式-------学习多年，除了增加了一些演讲技术，文化知识很难有什么长进。延安整风以后，即使少的可怜的文化课也停止了。学生被卷到运动中，一些教室成为临时关押“特务”的监狱。

弗拉基米诺夫路过情报处的时候，经常听到传出被刑讯的人嚎叫声。情报处副处长李克农是另一个阴森可怕的人物。他折磨起人来有一套残酷手段。 1943年7月29日，弗拉基米诺夫在日记里写道：“康生的亲信残暴得无恶不作，甚至下手逮捕怀孕的妇女------”
他在1943年8月2日记继续描述了延安的紧张气氛：“这个城市已经非正式戒严了。各机关学校已经用栅栏围起来，并设有门岗。已婚的人禁止与家人见面，否则有被逮捕的危险，两人之间的交谈也明显担有危险。很多‘罪恶昭彰’ 的人被命令呆在他们工作的地方，因为监狱已人满为患。”

康生的“抢救运动”，抓出了1万五千名特务，而投奔延安的青年学生总共有3万名。开始被抓的特务有被枪毙的，也有一些人自杀。

毛泽东听任康生搞逼、供、讯。他在 1943年8月15日说：“运动一定会犯逼、供、讯错误。”“纠正太早与纠正太迟都不好。太早则无的放矢，妨碍运动发展，太迟则造成错误伤了元气-----”

直到 1943年11月5日，毛泽东重新规定被逮捕的特务人数不能超过总人数的5%。

弗拉基米诺夫向莫斯科汇报延安整风情况，引起斯大林和第三国际的干涉。 1943年12月2日，毛泽东收到季米特洛夫的密电。密电要求：1，坚持国共统一战线；2，停止对王明和周恩来的整肃；3，担心中共干部对苏联抱不健康情绪，特别提到对康生的忧虑。

毛泽东对季米特洛夫的来电秘而不宣。却在回复电报中向季氏汇报“康生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同志”。

在实际做法上，毛泽东开始给整风运动降温。

整风运动的头号目标王明卧病在床。在运动最初一段时间，王明对政治局展开对他的批判并不知情。直到他发现门前冷落车马稀，来探望病情的同僚愈来愈少，才知道自己已经被孤立起来了。共产国际派大势已去，不再对毛泽东的权力构成威胁。季米特洛夫的干涉，让毛泽东开始摆出“治病救人”的新姿态，在群情汹汹、众人喊杀的场面，他力排众议，提出刀下留人。

另一方面，“抢救运动”制造了大批冤案。干部积怨愈来愈深，不满情绪逐渐公开化。毛泽东察觉到运动已到火候，需要把这种不满情绪 引导疏散，避免伤害自己。这就需要一只替罪羊——确切说替罪狗，还要一个代表受害者数落恶狗的人。

1944年初，在中央内部工作会议上，周恩来发言肯定了毛泽东发动整风运动的英明决断，接着批评了康生同志违背了毛主席有关整风的9条规定，（整风后期制定，包括逮捕的人限制在5%等)扩大了打击面。周恩来技巧地把毛泽东和康生作了剥离，维护了毛泽东的正确形象。周本是待罪之身，他被认为是经验主义者代表人物、王明教条主义的帮凶。周恩来已经在整风运动中做过五次长篇发言检讨，还有被继续穷追猛打的势头。这次毛泽东给了他一个将功折罪的机会。

周恩来以彻底向毛泽东臣服的方式，冤而不怨，给那些被批判的教条主义者们作了一个很好的示范。

随后康生的下属李克农、彭真等也纷纷指责康生。别以为这些人有胆有识，他们不过是被毛泽东召见谈过话，奉旨造反而已。

毛泽东一下子由“整风”、“审干”灾难的制造者，成为整风偏差的纠正者。

1945元旦，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对群众敬礼道歉：“抢救运动时发生了过火“左”的错误----现在，我把带错了的帽子给你们取下来，赔个不是。”------ “你们也该还我一个礼吧，你们不还礼，我这手就放不下来了。”于时，全场爆发了热烈的掌声，有人感激涕泪横流，衷心感谢打开冤狱的救星。
　
毛泽东先后在行政学院、边区政府、枣园等场合脱帽、敬礼、道歉。毛还轻巧地说：“------好在这是一场夜间演习,用的不是真枪实弹,用的是石灰包。夜间看不清楚,一时分不清敌我,打在身上留下几个石灰包印。天亮一看,原来打的是自己人,打错了。这时候,把石灰拍掉, 给你敬个礼,赔个不是: “同志,我打错了你。” ------ “本意为同志们洗澡，灰猛氧放多了一些，伤了同志们娇嫩的皮肤。”

“化恶行为美德”确实是毛泽东的拿手好戏。　

鉴于中央定调“延安整风是英明正确的，“审干”、“抢救运动”是必要的，只是执行技术上有些过火偏差”，所以对于被抓出来的特务又不能一风吹。
对多数人的特务指控是属于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毛泽东说，让实际斗争来甄别他们吧。组织结论依旧留了个“辫子”，以待察看。 1945年11月9日，有200多名干部从延安步行到东北开辟新解放区，其中有一半人被“抢救”过，带着“辫子”，不甚清白地离开了延安。

延安最轰动的张克勤案件，听起来像一个带泪的荒唐剧。张克勤当时只19岁， 康生指示对他进行连续六天六夜的轰炸审讯，受尽了肉体折磨。在不坦白就枪毙，坦白了就可以保留党籍的威胁利诱下，张克勤招出了甘肃地下党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红旗党”。是“国民党红旗政策”的产物------“张克勤的特务案”被侦破，一下子激发“抢救运动”走向高潮，延安一夜就抓了260多个特务。张克勤交待的国民党特务中，包括那位先前检举他是特务的人。

张克勤做为体现党的坦白从宽的典型例子，风风光光骑大马戴红花在万人大会坦白发言。众人面前他哭哭啼啼衷心感谢党给他悔过机会，保证跟随毛主席、党中央永远干革命。

1945年，大多数“特务”被甄别之后，张克勤的特务帽子粘在脑袋上怎么也摘不下来了。如果张克勤不是特务，无疑宣告“延安整风”和“审干”、“抢救运动”从一开始就搞错了。从根本上否定了历时三年多的运动。他这个“典型”是不能倒的。

共和国成立后，张克勤一直上诉想澄清“特务”罪名。但就像西瓜皮擦屁股——怎么也抹不干净了。有一阵子一度作出查无实据的组织结论，可是转眼到了文化大革命，康生重新点名张克勤特务问题，招致他再次逮捕，成了监狱的“回锅肉”，在铁窗内又生活了5年半。到了1979年，张克勤写给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信中说：他当时并不知道“红旗党”、“国民党的红旗政策”这一类词。这些词汇全部是在审讯人员的提示下，他照葫芦画瓢作出的供词。

至于审讯人员为什么如此提示，并把“红旗党”一案绵延到四川、河南几个省份，有这样未能证实的说法，是为了指向这些省份地下工作的南方局负责人周恩来等——要想证实这一点，只有到地狱提审死鬼康生了。

子虚乌有的“红旗党”一案，导致四川省工委书记邹风平自杀。他不愿按照诱供株连他人，并在 1943年12月11日留下了绝命诗。

张克勤还不是最倒霉的。甄别到最后，仍然有一百多个人被关押在边区保安处。这批人毛泽东和康生倒情愿他们是特务，即使他们不是特务，毛泽东、康生都是不愿意放生的。他们是一些支持国际路线、接近王明的人，或者有冒犯毛泽东言论的人，其中有王实味等。直到1947年春，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边区保安处押着这批“犯人”向山西临县转移，经康生批准，于黄河边全部处决。一些人被砍头填井。王实味虽被砍头，却还留下名字，其他一百多人都成了既无脑袋又无名字的屈死鬼。有资料说，延安整风，被处死和自杀的总共有1千多人。还有一些人被逼疯。其中有夫妻投延安，双双奔黄泉的例子。

康生虽然被当作“抢救运动”的替罪狗被指责。但是毛泽东很明白此狗乃一条忠狗、凶狗。是毛、江、康铁三角的一个锐利的角。康生的党内职务一点没受影响，只是他不再牵着爱犬耀武扬威四处逛游，他行为转为低调，活动由幕前转为幕后，依旧掌握重要权力。
在1945年召开的中共七大会议上，代表们要求康生作检讨，康生拒不检讨，声称他执行的是毛泽东的路线。而毛泽东也就不再安排他发言，不了了之。

毛泽东这一招用意深沉，他不留下有关延安整风的任何负面文献资料。大会洋洋万言尽是赞扬整风和由整风确立的毛泽东思想。整风运动经刘少奇、陈伯达、胡乔木等理论家的梳洗漂白，没有了血腥味道，失去了毛泽东以权力威胁、奴化党员的色彩。延安整风被美化为中共自我陶冶情操、纯洁思想、升华灵魂的神圣仪式。

延安整风鼓励互相检举揭发，人们在压力下作假供、伪证。人与人之间失去信任，对于毛泽东只能腹诽，不可口评。在整风中诬告栽赃打击异己形成一股污秽暗流，卑劣者升迁，正直者沉沦。这是一次共产党人性道德的普遍大沦陷 。

回忆起延安整风一些老干部满腹怨言，却只能自律在周恩来尺度，小声骂骂康生。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再次放出恶犬康生咬人，骂康生与攻击中央文革同罪，这康生也不能骂了。康生的在中共官场尊称是“康老”。延安整风成了共产党白璧无瑕的历史瑰宝。直到 1967年2月26日在“三老四帅大闹怀仁堂”时，陈毅才发出公开否定延安整风的声音。此事件被称为“二月逆流”。一位毛派文人名“梅俏”的描写了那个场面：

“陈毅气得脸色发青，哆嗦着嘴唇说：‘这一次（指文革）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我看不仅这次是错误的，而且延安整风也是错误的。’”

这是迄今为止，所听到的中共内部最直言不讳的反对声音。

不料毛泽东闻言比陈毅还暴怒。最高统帅脸色是青是绿、身上什么地方哆嗦梅俏先生没说清楚，只是记述了“最高愤怒”：“谭震林、徐向前、陈毅向党发难，满口放屁。”------你们想闹事，那就闹嘛！无非是文化大革命失败，我马上走，林彪同志也走，我们重上井冈山，重新闹革命。------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答应么？------”

瞧！毛泽东已经习惯于把“朕即国家”的封建专制逻辑，应用于共产党哲学：毛泽东不答应，等于全党不答应。

“延安整风”究竟有多少正面的意义？毛派史学家认为：延安整风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统一了全党的思想，从此共产党一步步走向胜利，延安整风意义重大。

问题是不用“进一步确立”，毛泽东已经权倾朝野。自从中共长江局在六届六中全会被撤销，毛泽东不仅全面掌握了军事指挥权，也实际控制了党的领导权。不管毛泽东有多高的军事才能，多绝的锦囊妙计，他都可以不受拘束地发挥了。然而毛泽东欲豁难填，他想要的是无限制的权力。整风运动是毛泽东消解党内的监督制衡作用、建立个人独裁机制的成功尝试。中共原有的一抹苍白的民主色彩也消失殆尽。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产生的共产主义专制蛹虫，终于破茧而出了。中国，你这匹黄河边上的老黄牛，以后的灾难在等着你！

*也有人认为延安整风应从“中央总学委”成立算开始日期。

钟仁，纵览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