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免除了日本国民的侵华战争责任

 　　中国媒体每论及抗战，有两个错误最常犯。一是搞不清楚真正的法定抗战胜利纪念日；二是论及侵华责任时，往往以诡异的两分法将日本政府和日本民众割裂开来。说什么“过去的侵华战争只是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所为，日本人民是好的，也是受害者。”

　　9月3日，是中国的法定抗战胜利纪念日。谨以此专题，纪念伟大的中国抗战胜利67周年。

　　日本国民与侵华战争责任

　　将日本政府与日本国民区分开来，将侵华战争的罪责全部推给所谓的“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而将日本国民置于一种“受害者”的地位，完全违背了历史的真貌。为政治目的而扭曲历史，短期可能获益，但长远而言，必然变成沉重而难卸的包袱。

　　将“日本人民”从侵华责任当中剥离出来，是斯大林的主意

　　就目前所见资料，最早提出在战争责任问题上，将日本国民同日本政府区分开来的，是斯大林。1949年7月，中共建政前夕，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在谈到对日政策时，斯大林认为：

　　“现在美国正在争取日本，如果它达到目的，今后中国的困难将更大；但如果你们能把日本争取到你们这方面来，则资本主义从此将在远东寿终正寝。日本人民是好的，中国人民对日本人的仇恨情绪不应成为你们争取日本的障碍。可是日本还有一批上层反动分子没有被打下去，今后你们的任务就是要帮助日本共产党及其它进步势力打击日本的反动分子。”（转引自《建国前后中国共产党对日政策的形成与演变(40年代后期—50年代中期)，载《中共党史资料·第七十四辑》）

　　斯大林的建议得到了中国官方舆论的鼎力宣传

　　遵照斯大林的建议，1949年后的中国政府，长期致力于“帮助日本共产党及其它进步势力打击日本的反动分子”；斯大林的意见——“日本人民是好的，中国人民对日本人的仇恨情绪不应成为你们争取日本的障碍”——也得到了中国官方舆论的鼎力宣传。如1950年1月17日《人民日报》看法文章《日本人民解放的道路》称：

　　“日本帝国主义曾经是并且现在仍然是中国人民的敌人，但是日本人民却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有共同的敌人，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及其支持者美国帝国主义。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有共同的朋友，这就是社会主义的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以及为反帝国主义而斗争的全世界的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日本人民的解放是中国人民所极为关怀的。”

　　因为坚持斯大林的这一“两分法”，即便日本来访者主动“代表日本人民”对侵华表示歉意，中国领导人也不会忘记将“日本人民”放置回“受害者”的既定角色。如1953年9月28日周恩来会见大山郁夫，大山表示“代表日本人民向中国人民表示歉意”；周恩来则回答说：“本军国主义分子的对外侵略罪行，不仅使中国人民和远东各国人民遭受了巨大损失，同时更使日本人民蒙受了空前未有的灾难。”再如1971年3月13日，周恩来在会见日本关西学生友好访华参观团时发表谈话说：

　　“日本在亚洲成了强国，军国主义的野心大起来了。……军阀可以决定一切，强加给天皇，所以天皇实际上也是个傀儡。从1894年起一直到1945年共51年，（日本侵华）对中国人民是很大的教育。所以，你们日本的资产阶级南乡三郎和毛主席见面时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日本人民应向中国人民道歉。毛泽东同志说，不要道歉，我们还要谢谢日本军国主义。如果仅仅是甲午战争、日俄战争，还不能教育中国人民。”

　　毛泽东1961年说：“要分清同日本人民的关系和同日本政府的关系”

　　60年代到70年代，在许多外交场合，周恩来、廖承志等人在谈及“日本人民也是军国主义受害者”这个论断时，无一不提到是在“遵照毛主席的教导”。那么，毛泽东本人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呢？

　　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毛泽东1960年6月21日会见日本文学代表团，是如此评价日本侵略这一历史问题的：

　　“中国地方大，打了10年内战。以后同日本军阀打仗，又和蒋介石合作。我同很多日本朋友讲过这段事情，其中一部分人说日本侵略中国不好。我说侵略当然不好，但不能单看这坏的一面，另一面日本帮了我们中国的大忙。假如日本不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不会觉醒起来。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感谢日本皇军’。但是日本现在没有负担了，因为日本没有殖民地，相反地变成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毛泽东同日本文学代表团的谈话》）

　　1961年1月24日，毛泽东在同来访的日本社会党议员黑田寿男时如此说道：“要分清同日本人民的关系和同日本政府的关系，两者是有区别的。”1965年11月25日，在同参加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的日本各代表团团长和其他日本朋友的谈话中，毛泽东又说：“我们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只是限于反对帝国主义分子，一定要把美国帝国主义分子同美国人民划分清楚。这个观点在我们中国长期搞不清楚，是闹了几十年才逐步搞清楚的”——虽然谈的是“美帝国主义和美国人民”，但话却是说给日本来访者听的。

　　周恩来对田中角荣说：中国人民“严格区分极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和广大的日本人民”

　　1972年，中苏已经交恶，斯大林时代所赋予中国领导亚洲革命、“帮助日本共产党及其它进步势力打击日本的反动分子”的政治任务已经不存在了，但此时的中国外交政策已转变成联美抗苏，与美国在亚洲最亲密的盟友日本实现关系正常化，也就成了当务之急，所以，“日本极少数帝国主义分子”和“日本人民”之间的“两分法”，继续被延续继承了下来。

　　1972年9月17日，廖承志在与日本自民党访华代表团会谈时如此说道：“日本军国主义过去发动侵华战争，使千百万中国人民蒙受灾难，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同样，广大日本人民也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中国人民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从来把一小撮军国主义者和广大日本人民严格区别开来。”。

　　25日，周恩来在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宴会上的祝酒词里，也如此说道：“自从1894年以来的半个世纪中，由于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使得中国人民遭受重大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样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牢牢记住。中国人民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教导，严格区分极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和广大的日本人民。”

　　但中方的这种“两分法”并未获得日方的“共鸣”，田中角荣的祝酒词里，将残酷的侵华战争用“麻烦”二字一语带过：“遗憾的是过去几十年之间,中日关系经历了不幸的过程。其间,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我对此再次表示深切的反省之意。”如此轻描淡写，以至于中方不得不提出抗议，最后在恢复邦交的《中日联合声明》中，才有了“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虽然用“损害”代替了“麻烦”，但声明仍然不承认侵华战争是“侵略战争”。而在次年2月2日的日本众议院，议员不破哲三提问首相是否认为中日战争是侵略战争时，田中的回答则是：“你要问我那次战争是不是侵略战争，我的答复是，我无法回答这一问题，这还是留待将来的历史评说吧。”

　　反观日本，其战后第一反应，是用“全民忏悔”来洗刷天皇的战争责任

　　与中共建政伊始即致力于区分“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和“广大日本人民”相反，日本1945年战败后，新成立的东久迩内阁在处理战后事务时的第一反应，是用“一亿总忏悔”来洗刷天皇的战争责任。

　　所谓“一亿总忏悔”，即东久迩在1945年8月28日会见记者时所言：“事已至此（战败），当然是政府的政策不好，另外，国民道义的颓废也是原因之一，此时此刻我认为，军、官、民等国民全体都必须彻底反省和忏悔，我相信，全体国民的总忏悔是我国再建的第一步，也是国内团结的第一步。”9月5日, 东久迩又在第88次帝国议会的施政演说中，强调战争的结束是由于天皇的“御仁慈”和“大御心”,，强调昭和天皇是“和平主义者”，称战争的责任不在天皇，而在全体日本国民：“今天我们回顾过去，不是责备谁，追究谁的问题，无论前线后方，无论军、官、民，所有的国民都必须冷静地反省，今天, 我们只有进行总忏悔，在神的面前洗净一切邪心，才能把过去当作将来之鉴。”（值得注意的是：东久迩内阁还刻意使用“战败责任”来混淆“战争责任”）

　　因为美国的干预，东久迩内阁维持不足两月即被迫解散。但新成立的币原喜重郎内阁延续了前任内阁洗刷天皇战争责任的既定方针。11月5日，币原内阁做出《关于战争责任的决议》，决议称：“大东亚战争是鉴于帝国周边的情势，而不得已发生的”，“天皇陛下坚决主张对英美交涉，和平的妥协”，“关于开战的决定，作战计划的实施，天皇陛下遵从宪法运用中确立的惯例，不能驳回大本营或政府决定的事项。”
　　《大東亜戦争終結ノ詔書》手稿。通观裕仁《终战诏书》，815个字中根本没有“投降”二字，也没有承认日本“战败”。对于其侵略战争，诏书也百般狡辩，说什么战争是为了日本“自存”和东亚“安宁”，日本仍旧以反抗欧洲白人统治，“解放东亚”的救世主自居。并且，裕仁在诏书中所说的战争是指自1941年开始的“已阅四载”的与英美间的战争，而对侵略中国的行径根本不置一词。对各国抗击日军的行为甚至用了“频杀无辜，惨害所及”的字眼。

　　但美国另有想法，通过控制日本媒体，向日本民众灌输了与中国相似的战争责任“两分法”

　　但和东久迩内阁不同，币原内阁不再提什么“一亿总忏悔”。这个变化，很大程度上是美国干预的结果。美国战后驻军日本，一方面要压制日本国内美化侵略战争的声音，如币原内阁坚持使用“大东亚战争”一词，即被美国认为有“美化圣战”的意味而被禁用；但另一方面，美国要维持其在日本的占领，势必要采取措施安抚日本国民，若依照东久迩内阁“一亿总忏悔”的路数，则全体日本国民被认定为负有“战败责任”，会严重威胁美国对日占领的稳定。故美国太平洋陆军总司令部从从1945 年末开始，利用NHK广播连续播放《真相是这样的》长篇系列报导，同时通过各新闻媒体连载《太平洋战争史——不真实的军国日本的崩溃》 ，把适合美国现实政治需要的“太平洋战争史观”强制灌输给全体日本民众。

　　美国在日本强制灌输的“太平洋战争史观”的主要观点有五：一，日本对外发动的侵略战争始于1931 年的九一八事变，经七七事变到最后发动太平洋战争，对外的侵略战争是连续性的。二，日本侵略的主要目标是在中国。三，美国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做出了最大贡献。四，以军部为中心的军国主义者是侵略战争的主要责任者，而天皇、宫中派(天皇身边的重臣) 、财界、舆论界等属于稳健派，是军国主义的对立势力。五，强调日本军国主义者隐瞒了事实，欺瞒了民众，日本国民也是军国主义的牺牲品。

　　如此，美国虽然不像苏联那样讲究什么“阶级史观”，但出于现实利益的考量，却对历史——日本侵华的战争责任——作出了相同的扭曲。

　　美国的扭曲宣传，直接导致日本国民对战争责任缺乏反省；中国的两分法则强化了这种扭曲

　　这种宣传，直接导致两个严重后果：1、夸大美国对日作战的战绩，为日本以后轻视亚洲被侵略国埋下伏笔；2、极端淡化了日本民众的战争责任意识，绝大部分日本民众“自觉”地认同了自己就是美国宣传下的“军国主义的牺牲品”，而逃避了对战争责任的反省——据爱知县知事45年9月8日的一份报告，当地老百姓对“一亿总忏悔”非常反感，称：“我们为了打赢战争，忍受了所有的无奈，今天才明白知晓国力真相的领导者们的欺瞒政策”；“为什么不信任忠良的国民，公布事实的真相，甚是遗憾”，“直到最后，指导者还欺瞒国民，实在该死”，“历来的指导当局在国民总忏悔前，必须负起自己的责任”。美国对日本侵华的战争责任的扭曲宣传，显然迎合了日本民众的这种“反感”。（资料转引自王希亮，《评“一亿总忏悔”与“天皇退位论”》，载《抗日战争研究》2003年第1期）

　　日本最大的非商业性广播电视网络NHK下属的广播文化研究所，在2000年上半年以《日本人的战争》为题进行过一次舆论调查，调查的第1题是：“说到战争你首先想到的是哪一场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越南战争”、“海湾战争”、“前南斯拉夫民族纠纷”等选项中，选择“第二次世界大战”者占73％。第2题“战争的印象”，有70％左右的被调查者选择“悲惨”和“原子弹爆炸”。关于日本一般国民有没有战争责任问题，有一半左右的被访者认为“当时的国民是政府、军部发动战争的受害者，他们没有责任”，勉强认为“从结果上看当时的国民与政府、军部合作，从这个意义而言是加害者，有责任”者不到30％。出现这样一个结果，最关键的因素，当然是美国当年占领日本期间的扭曲宣传；而中国自49年以来基于“阶级分析”的“两分法”，显然也有力地强化了日本民众对自身无战争责任的认知。

　　就史实而言，将战争责任推给“日本政府”和“一小撮战争狂人”，实在很幼稚

　　但日本国民真的没有战争责任吗？或者说其战争责任很小，已经到了不需要刻意提出并反省的程度了吗？显然并非如此。中国社科院日本所日本问题专家赵刚曾如此批评上述荒谬的“两分法”：

　　“多年来，对日本国民性的认识，我们似乎陷入了一个误区，总以为历史上日本对外发动战争，仅仅是日本最高统治者天皇和一小撮战争狂人所酿造的悲剧，与广大日本人民毫无干系。充其量，日本老百姓只是受了蒙蔽。但是，如果对日本近现代历史稍作分析，便不难看出这种看法的片面与幼稚。

　　“公元1592年丰臣秀吉派遣小西行长、加腾清上侵略朝鲜，妄图迁都北京爆发的战争；公元1894年日本出兵侵占朝鲜，偷袭中国海陆军发动的甲午战争；公元1904年日本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在中国境内挑起的日俄战争；以及20世纪30年代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及太平洋战争，这些历史上非正义的侵略战争，有哪一场没有得到过日本国民狂热支持和拥护？若没有多数日本国民亢奋高涨的积极响应，这些战争能如此大规模地开展吗？

　　“据历史资料表明：二战期间日本各党派对战争议案表决时，甚至连日本共产党也投过赞成票。在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接近尾声时，美军向日本本土发起最后的攻击，在冲绳战役中，日本方面伤亡24万余人。其中正规的军人仅6万余人，将近18万人则是普通的老百姓。这些老百姓为了效忠天皇，进行‘大东亚圣战’，宁愿自杀身亡，也坚决不投降。战后，日本政府追查战争责任，当时的首相东久迩曾提出‘一亿总忏悔’的口号；日本共产党也提出‘一亿人民一亿战犯’，主张日本全体国民共同忏悔。但是，这种提法并没有得到多数日本人的认同。当西方记者对市民采访问及日本为什么被打败时，多数老百姓竟然回答，‘日本还没有准备好’。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日本舆论在进行民意调查时仍发现，认识到过去那场战争是侵略战争者不足50%，而认为这场战争是为了生存不得已进行者占了50%；同意这场战争是‘反抗欧美压迫，解放亚洲诸国’者竟然占了45%，而对此持不同意见者仅有25%。”

　　观察民意何在的一个视角：日本市场化媒体为争取读者到了不得不鼓吹战争的程度

　　为了把问题说得更明白一些，不妨以报界为例说明。曾任外务省情报部长的白鸟敏夫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供述词中，曾有这样一段陈述：

　　“1931年9月18日的满洲事变，对币原外相及所属外务省官员来说扰如晴天霹雳，受到猛烈冲击，一时竟不知所措。按照对待突发事件的惯例，政府决定了不扩大并迅速地实现现地解决事件的方针，并随即将此会布于众。我主管的情报部奉外相之命，全力开展了支持和平解决事件的舆论动员。但连过去一般情况下被认为是同情外务省的报纸，此次亦与伦敦裁军会议时迥然不同，未与我们保持步调一致。伦敦裁军会议时，在报纸的支持下，政府不顾国内的强烈反对仍得以在条约上签字，这种气氛的变化几乎发生于一瞬之间。由于报纸及舆论站到了强力政策的一边，所以外务大臣及其部下深感运用外务传统极为困难。”——政府希望和平解决“满洲事变”，因而展开舆论动员，报界却完全倒向民意，不与政府合作；民意如此，怎能说国民没有战争责任？

　　再如：《朝日新闻》在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之前，始终主张裁军。但事变发生不久，即主动放弃了裁军立场，转而拥护军部。10月19日大阪宪兵队向军部提交的一份秘密报告可以证实此种转变完全出乎自主和自愿：

　　“大阪朝日新闻社此前于社论及其他报道中，从国家财政经济立场出发，常强调裁军论。特别是编样局长高原操、论说委员兼调查部长藤田进一郎、经济部长和田信夫等，此色彩最为浓厚，备受注目。而日支冲突事件(即九一八事变)局面展开、国家面临重要时刻之际，暂时搁置裁军主张。为决定对时局之方针，自十月十二日午后一时至夜八时，召开该社主要领导大会……经各部长集体协议，作为大阪朝日新闻社今后之方针，虽如从来强调裁军，但当国家处于重要时刻，作为日本国民，支持军部、统一国论乃为理所当然。故决定抑制对军部及军事行动的发难批评，而应积极支持之。”

　　该社记者森恭三则如此解释报社的立场转变：“满洲事变爆发时，大阪朝日新闻社内的空气是对关东军持批判态度的，但不知不觉就减弱了，我们下边的人不知报社方针是否改变了，报纸已开始对潮流妥协。”（《我的朝日新闻社史》）——要让这样一份对关东军持批判态度的报纸改变自己的立场，所谓的“潮流”，即民意基础如何，也是可想而知的。

　　事实上，九·一八事件爆发时，日本报业早已完全实现了市场化，如何抓住更多的读者，是报纸赖以生存最关键的前提。报界在九·一八事件后迅速转向，变成军部的支持者，一点都不奇怪，因为当时日本国内各阶层的战争狂热空前高涨，在“惩膺支那”的呼声中，报界集体使尽浑身解数，争取读者，扩大销售量。因为迎合了当时读者的心理。许多报纸销量猛增，仅从事变爆发到次年的2月29日，《东京朝日》发行增加20万份，《大阪朝日》则增加27万份。当然，稍后一些时候，日本政府完成了对报界的严密控制，但九一八事变前后报纸的这种变化，已足以说明当时日本民意何在了。

　　至于那种说民众支持战争是受了某些势力的蒙骗的辩解，不妨听一听日本著名电影导演伊丹万作的反思：

　　“许多人都说在战争中受了骗，可是，在我接触的范围内没有一个人说自己骗过人……无计划、疯狂的战争的必然结果，是使国民陷入不共同吃苦就不能生存的境地，尽管如此，诸位不还是相信只有自己没有骗人吗?……被欺骗也是一种罪，从古至今这也不是值得吹嘘之事。……而那些若无其事口口声声称‘我被骗了’的国民，恐怕今后也会再次上当受骗。不，现在他们就肯定已经开始被其它的谎言骗得团团转了。”（《战争负责人的问题》）

　　（编辑注：专题凡未特别注明出处的史料，均引自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

　　结语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做这样一个专题，除了澄清历史真相之外，还希望它能够是一面镜子。因为类似的全民疯狂的悲剧事件，并不仅仅只发生在日本。阶级分析式的“两分法”、“欺骗论”，是无法彻底反思日本侵华战争的，自然也无法彻底反思其他类似悲剧事件。

谌旭彬，腾讯历史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