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遗产至今影响中国人的思维

　　如果大规模的死亡和暴行被掩盖起来，就像在中国的大跃进运动(Great Leap Forward)中发生的一样，这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大跃进运动结束至今已有50年了，但仍是中国的一大禁忌话题。

　　据新书《中国大饥荒，1958-1962》(The Great Famine in China, 1958-1962)的作者周逊所说，毛泽东发起大跃进运动来推动全面的农业集体化和高速工业化，但运动带来了饥荒和政治暴力，这些严重后果至今还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意识。在我的专栏《中国来信》中，有关于此书的更多内容。

　　周逊在采访中说，“大饥荒中，社会变得极其残暴，”可能有多达4500万的人在饥荒中丧命。

　　“如果你看一看当今的社会，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会在当今社会中发现很多过去的影子，”她说。

　　今天，“家庭成员们不用从彼此口中夺食，”但财产纠纷“让家庭四分五裂，”她说。“这相当普遍。”

　　“我确实认为大饥荒在某种意义上带来了长久的影响。好吧，你可以一概而论地说，人类是自私的。但对暴力的使用确实在大饥荒时期达到了顶峰，我相信那就是文化大革命(Cultural Revolution)的背景。”文化大革命在大跃进结束四年后（1966年）开始，造成了更多死亡。

　　她说，绝望和自私贯穿中国社会，直至今天。

　　“我真的觉得，中国人有一种来源于此的绝望感，”她说。“为了生存，唯一方法就是依靠自己。”

　　由于不能依靠国家来提供安全的环境，“你只能靠自己去争夺。这是生存下去的唯一可行手段，”她说。

　　“实际上我曾和官员们讨论这个话题，他们就这样认为，”周逊说。“你永远不会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总有人会来打击你。”

　　这就导致了一种心理，即滥用权力可能被看做是不好的事情，但在道德上几乎是可被接受的，因为权力有保护的力量。

　　“如果你有权力，破坏就会更大、更严重，”周逊说。

　　直到今天，这一灾难也几乎不被大力推动经济增长的政府所承认。最近，为了使经济获得快速发展，开封地方政府计划把大部分市区推倒重建，这导致北京的一家中文报纸发文警告又一次“大跃进”的出现。

　　高中教材中没有提及死亡的事实：1958-62年被描述为“严重经济困难”时期。周逊的书用100多份一手资料给读者呈现了一个非常不同的故事。

　　饥荒也是她自己家庭历史的一部分。20世纪70年代，她生长在四川省的省会成都，从小她就听说自家一个亲戚的岳母被活活饿死，因为她的孙子拿走了她所有的食物。

　　当然，家庭之间也会有所交流，但面对政府长期的掩盖，该事件的重大性质仍然不为人知。周逊说，小时候的她对饥荒的规模没有概念。

　　“你的成长过程中伴随着这样的故事，但你不知道它的毁灭性有多大，也不知道规模有多大。规模其实相当惊人，”她说。她极力想找寻答案，但秘密只是变得越来越多。

　　“我在做研究时才发现，这个主题仍是一大禁忌。想要获得资料特别困难，但我不愿就此放弃。我想挖掘出真正的事实。”她说。

　　重要的是，尽管她在数十个档案库（有很多档案库是很难进入的）中发现了很多骇人的信息，她还发现了其他的东西：平凡中国人所拥有的非凡勇气。

　　“普通人并不是一直都保持沉默，”她说。“他们也会发出声音。对我来说，这非常重要。”

　　那个时期在各地零散地出现了暴动，很多暴动都有宗教性质，因为人们在面临巨大灾难时总会求助于信仰。

　　一名妇女和她的四个孩子在北京国务院大门前游行示威，他们写在衣服上的口号是，“饥饿”。四川省党委办公厅在1957年，即灾难刚开始时就发布了关于此事报告。“至少有数百起这样的事件在北京发生，”该报告不满地表示，并谴责人们“蓄意挑衅”。

　　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只是写申诉信而已。

　　山东省党委在1959年8月10日报告称，该机构在当年早些时候收到了266封申诉信，“所有的信件都和农村地区的粮食危机有关，”党委指出。其中一封信来自谢集村的王训义（音译）和其他三名村民，信中称每人每天只能被分到100到150克的大米。

　　“大多数村民都消瘦衰弱，脸色苍白。还有好些人试图自杀，”王先生写道。另一个山东人在信中抱怨，这是“给鬼吃的饭”。

　　讲出实情来是危险的。隶属四川省党委的乐山市党组织活动团体在1961年报告，一个叫做杜兴民（音译）的人因为写信报告当地党委书记宋友渔（音译）没收了农民的粮食，被该党委书记指控为“蓄意破坏”。

　　报告称，杜兴民被毒打一顿，随后被“当地的一群壮汉”抓走，并被“挖出了双眼”。报告还说，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杜兴民的村子里总共有128人被饿死。

　　DIDI KIRSTEN TATLOW，翻译：陶梦萦

　　纽约时报中文网 2012年09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