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9月18日 星期二
大跃进遗产至今影响中国人的思维
如果大规模的死亡和暴行被掩盖起来,就像在中国的大跃进运动(Great Leap Forward)中发生的一样,这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大跃进运动结束至今已有50年了,但仍是中国的一大禁忌话题。
据新书《中国大饥荒,1958-1962》(The Great Famine in China, 1958-1962)的作者周逊所说,毛泽东发起大跃进运动来推动全面的农业集体化和高速工业化,但运动带来了饥荒和政治暴力,这些严重后果至今还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意识。在我的专栏《中国来信》中,有关于此书的更多内容。
周逊在采访中说,“大饥荒中,社会变得极其残暴,”可能有多达4500万的人在饥荒中丧命。
“如果你看一看当今的社会,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会在当今社会中发现很多过去的影子,”她说。
今天,“家庭成员们不用从彼此口中夺食,”但财产纠纷“让家庭四分五裂,”她说。“这相当普遍。”
“我确实认为大饥荒在某种意义上带来了长久的影响。好吧,你可以一概而论地说,人类是自私的。但对暴力的使用确实在大饥荒时期达到了顶峰,我相信那就是文化大革命(Cultural Revolution)的背景。”文化大革命在大跃进结束四年后(1966年)开始,造成了更多死亡。
她说,绝望和自私贯穿中国社会,直至今天。
“我真的觉得,中国人有一种来源于此的绝望感,”她说。“为了生存,唯一方法就是依靠自己。”
由于不能依靠国家来提供安全的环境,“你只能靠自己去争夺。这是生存下去的唯一可行手段,”她说。
“实际上我曾和官员们讨论这个话题,他们就这样认为,”周逊说。“你永远不会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总有人会来打击你。”
这就导致了一种心理,即滥用权力可能被看做是不好的事情,但在道德上几乎是可被接受的,因为权力有保护的力量。
“如果你有权力,破坏就会更大、更严重,”周逊说。
直到今天,这一灾难也几乎不被大力推动经济增长的政府所承认。最近,为了使经济获得快速发展,开封地方政府计划把大部分市区推倒重建,这导致北京的一家中文报纸发文警告又一次“大跃进”的出现。
高中教材中没有提及死亡的事实:1958-62年被描述为“严重经济困难”时期。周逊的书用100多份一手资料给读者呈现了一个非常不同的故事。
饥荒也是她自己家庭历史的一部分。20世纪70年代,她生长在四川省的省会成都,从小她就听说自家一个亲戚的岳母被活活饿死,因为她的孙子拿走了她所有的食物。
当然,家庭之间也会有所交流,但面对政府长期的掩盖,该事件的重大性质仍然不为人知。周逊说,小时候的她对饥荒的规模没有概念。
“你的成长过程中伴随着这样的故事,但你不知道它的毁灭性有多大,也不知道规模有多大。规模其实相当惊人,”她说。她极力想找寻答案,但秘密只是变得越来越多。
“我在做研究时才发现,这个主题仍是一大禁忌。想要获得资料特别困难,但我不愿就此放弃。我想挖掘出真正的事实。”她说。
重要的是,尽管她在数十个档案库(有很多档案库是很难进入的)中发现了很多骇人的信息,她还发现了其他的东西:平凡中国人所拥有的非凡勇气。
“普通人并不是一直都保持沉默,”她说。“他们也会发出声音。对我来说,这非常重要。”
那个时期在各地零散地出现了暴动,很多暴动都有宗教性质,因为人们在面临巨大灾难时总会求助于信仰。
一名妇女和她的四个孩子在北京国务院大门前游行示威,他们写在衣服上的口号是,“饥饿”。四川省党委办公厅在1957年,即灾难刚开始时就发布了关于此事报告。“至少有数百起这样的事件在北京发生,”该报告不满地表示,并谴责人们“蓄意挑衅”。
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只是写申诉信而已。
山东省党委在1959年8月10日报告称,该机构在当年早些时候收到了266封申诉信,“所有的信件都和农村地区的粮食危机有关,”党委指出。其中一封信来自谢集村的王训义(音译)和其他三名村民,信中称每人每天只能被分到100到150克的大米。
“大多数村民都消瘦衰弱,脸色苍白。还有好些人试图自杀,”王先生写道。另一个山东人在信中抱怨,这是“给鬼吃的饭”。
讲出实情来是危险的。隶属四川省党委的乐山市党组织活动团体在1961年报告,一个叫做杜兴民(音译)的人因为写信报告当地党委书记宋友渔(音译)没收了农民的粮食,被该党委书记指控为“蓄意破坏”。
报告称,杜兴民被毒打一顿,随后被“当地的一群壮汉”抓走,并被“挖出了双眼”。报告还说,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杜兴民的村子里总共有128人被饿死。
DIDI KIRSTEN TATLOW,翻译:陶梦萦
纽约时报中文网 2012年0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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