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与英国人的磨擦

摘要:一个中国皇帝，必然将巩固自己的政权、维护政权稳固放在首位。在他们看来，祖宗沐血打下的江山，只能不断维护巩固，变成铁打的江山，才能世世代代永远传给自己的子孙后代。任何海禁的取消与开放，都会对政权稳固带来威胁。正是这种思维的路径依赖，将中国长期牢牢锁定在中世记的黑暗里。


1960年代之初，随着R.科斯一篇经典论文《社会成本问题》的问世，标示着一个新的经济学流派横空出世。从此，制度、产权、合约、交易费用等重要概念不仅吸引着经济学家们浓厚兴趣，而且又朝着政治学与社会学等学科渗透。同样，对历史的研制究，也无法避开制度及交易费用的分析。本文谈清代乾隆皇帝与英国人的磨擦，这种磨擦从本质上看，正是“天朝上国”腐朽的皇权制度，与同一时代英国虚君宪政制度的磨擦。当然，经济学的制度与通常意义上的制度存在区别，而且一个时代的制度也不单纯是经济制度。

乾隆皇帝是被文人学者们赞为“康乾盛世”时期的一代明君，但这个“盛世”在今天已遭有识之士的质疑。2000余年的皇权统治下，第一个“盛世”数西汉“文景盛世”，但到了最后的“康乾盛世”，所谓“盛世”的内涵已越来越悲哀。即便被无数文人称颂的康熙帝本人，也感叹“贪官污吏肆意脧削”，“民间之脂膏，尽归私囊”。至于乾隆当政，更是好大喜功，刻意粉饰太平，实际是官员极尽奢华，贫富两极分化。1688年（康熙二十七年），正是英国“光荣革命”成功的一年，不久工业革命随之到来。由此市场经济及对外贸易获长足发展。市场发展的结果，必然要求进一步开拓海外市场。康熙时代，东南沿海的百姓在与英商交易中受惠，175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由广东沿海到定海一带从事商业活动。但到了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乾隆一纸诏书，英国商人在沿海的交易活动受到极大限制，只能在广东一地收泊交易。

乾隆的这个最高指示，等于不让英商生存。东印度公司的商船上有个英国人，能操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还有一个很中国化的名字，叫洪仁辉。洪仁辉表示，大清皇帝的谕旨不近情理，他偏偏继续北上，目的是见一见紫禁城里的皇帝，当面建议他把国门开放，让英商自由贸易，这也可称作洋人上访吧！他没想到，自己刚到天津，就遭当地官员的拦截。在大清官员的眼里，你小小洪仁辉实在不知天高地厚。我天朝上国，皇帝是九五之尊，是你这蛮夷之邦的洋鬼子就能见到的吗？洪仁辉无奈，只得原路返回广州。次日，两广总督杨应琚召见，洪仁辉还以为转机出现，兴冲冲地跟着进入森严的总督府。谁料刚跨入大堂，腰里佩剑即被强行夺去，然后又被强行要求在总督大人面前跪下叩头。有意思的是，在洪仁辉的观念里，还没有见了大人物必须跪下叩头的道理。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以“大宪章”限制君权的国家，此后自“光荣革命”起又形成虚君宪政体制，王室垄断特权被彻底取消。辉格党人洛克(John Looke)关于人人享有财产权、生命权和自由权的理论不仅深入人心，而且深刻影响了整个世界。已故学者陈乐民指出：“世界（由中世记）进入近代，是从英国开始的。”恩格斯也认为：“如果有人问，这个世界上贡献最多的是哪个民族？谁也不会否认是英国”（《马恩全集》第一卷第678页）。英国的新教徒们更是崇尚自由与平等，作为英国公民的洪仁辉，怎么可能屈膝跪在杨应琚的面前？洪仁辉同样不懂，他面前这个自称炎黄子孙的民族，早已跪了几千年，至今虽算作“康乾盛世”，事实上仍处在中世记，所以还得继续跪下去。洪仁辉拒绝下跪的结果，是被判处流放澳门三年，而且终生被剥夺来华的权利。当然，洪仁辉的主要罪行，是违抗大清皇帝的旨意，擅自跑到天津来。更令洪仁辉想不到的是，三年后的1760年，根据乾隆的谕旨，大清国更彻底地关上沿海贸易的大门，并责令所有英国人必须从广州撤离，华人也不得与与英商有任何交易往来。

作为不久前经历了工业革命的国家，作为那时世界上最成功的市场经济国家，英国当然无法接受大清锁国闭关、禁止贸易的政策。于是，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英国政府借乾隆皇帝83岁寿诞的机会，再次由马戛尔尼勋爵率团，以祝寿的名义，实为商谈贸易，远涉重洋来到中国。随团成员700余人，不仅有官员，还有天文学、物理学等领域的专家。船上所带大批货品包括望远镜等天文观察仪、地球仪、各种武器等。

当英国使船到达天津，当地的地方官员首先在马戛尔尼的使船上插上大旗，旗上的中国字特别引人注目：“英国特使进贡”。这确是很有意思，代表世界最高文明的制度（虚君宪政制度）的国家，在大清皇帝与大臣们的眼里，竟是尚未开化的蛮夷之邦。所以他们必须向大清俯首称臣，所以他们不远万里，来向天朝上国进贡。当马戛尔尼知道旗帜上面中文的意思后，心里很反感，却无力改变。

中国历来自称“礼仪之邦”，马戛尔尼到来的第一个小磨擦正是礼仪之争。按中国惯例或大清制度，马戛尔尼覲见乾隆帝，当然应行“三跪九叩”的大礼，以示蛮夷朝贡者的臣服与恭敬。但马戛尔尼从不认为自己是卑贱的朝贡者，也拒绝奴才腔的“三跪九叩”，坚持按英国礼仪行事。所幸的是，最终乾隆觉得象英国这样的蛮夷小国，既不懂礼仪也不开化，看在他们不远万里来朝贡的份上，为显示大清天子宽宏大量，不与蛮夷来使计较，同意在礼仪方面作让步。而马戛尔尼也为达到实现两国正常贸易的目的，也愿作出适当让步——向乾隆“恭拜跪地”。马戛尔尼的这一跪，不仅使“龙心大悦”，也让中国的文人获得大做文章的机会，他们竭力宣扬英国人对乾隆爷的这一跪，并认为这彰显大清天子圣德天威，真正是万民拥戴的圣主明君。

为显示天朝上国的文化优越感及其在全世界的中心地位，也为了表示对朝贡者的欢迎，乾隆还亲自编了一出戏，剧名为《四海升平》，在皇宫的三层戏台上演出。三层戏台对应着福、禄、寿三星。剧中主角文昌有一段念白：“故有英吉利国，仰慕皇仁，专心朝贡。……此皆圣天子，仁德格天，所以万灵效顺，非有神灵护送而行，安能如此迅速。……小圣感沐恩荣，亟当趋覲。众星神，同往神州去者。”整体的剧情，就是借神仙、菩萨之口向天子祝寿，表达外藩对天朝上国的仰慕与臣服。剧终时，台上出现“福庆大宝瓶”，上书“四海升平”四个大字。文昌再白：“妙吓，圣天子至德柔怀，百灵效顺，果然四海升平也！”众神对白：“果然是万万年四海升平也！”接着便在全场高唱赞歌声中结束。

英国人对大清国自以为是的宣传毫无兴趣，他们将随船带来的天文望远镜、热气球、地球仪、水晶灯等在皇宫展示，原以为会让中国人惊讶。谁知这些代表当时科技水平的物件，在大清统治者们的眼里，只能算“小玩意”、“西洋淫技”。乾隆和他的代理人，要么根本不感兴趣，要么全不以为然。马戛尔尼不懂，大清的统治者们，他们需要的是“帝王道法，关切治理”的儒家典藉，他们关注的是“事关前代得失，甚有裨于治道”。概言之，对大清统治者们而言，只有对巩固政权有益的学问，才是博大精深的真学问。这期间还有两件事令乾隆爷不愉快。一是英国人“贡品”如此丰富，超出原先想象，实在是喧宾夺主，以致我天朝上国脸上无光彩；二是英国人带来的小小地球仪，更是往我大清国脸上抹黑——在朝隆的观念里，我天朝上国处于世界中央，才能威镇四海；天朝文化光辉灿烂、博大精深，更应是世界文化的中心，四周戎狄尚未开化。而这小小地球仪上，居然将我大清之江山，冷落地挤压在大洋之一侧。是可忍，孰不可忍！

更有甚者，当马戛尔尼将英王乔治三世写给乾隆的信，由传教士翻译出来的时候，乾隆与大臣们才知道，英国使团来中国原来根本不是向天朝“朝贡”和表示臣服，而是要与大清国“交使通商”、“互通有无”。而且那口气，分明是想与我天朝大国平起平坐。乾隆爷的自尊心受到极大的伤害，禁不住龙颜大怒。在给英王的回信中，乾隆当即严正指责：我大清物产丰富、应有尽有，还需要和你这蛮夷小邦互通有无吗？然后责令马戛尔尼，带着回信立即滚回去。至此，乾隆与英国人的磨擦几乎达到难以容忍的程度。

被赞为“圣天子”的乾隆，实是井底之蛙。乾隆完全不懂这个道理：取消海禁，开放沿海市场，将是两国双嬴；坚持海禁，关闭市场，必将双输。而且输的程度，双方有很大差异。对英国来讲，是失去一部分市场；对大清国而言，失去的是重要机遇——最后一次搭乘世界文明列车的机遇。退一万步讲，即便乾隆明知上述道理，也不会为让沿海百姓在市场交易活动中得到实惠，而放弃闭关锁国、坚壁清野的对外策略。一个中国皇帝，必然将巩固自己的政权、维护政权稳固放在首位。在他们看来，祖宗沐血打下的江山，只能不断维护巩固，变成铁打的江山，才能世世代代永远传给自己的子孙后代。任何海禁的取消与开放，都会对政权稳固带来威胁。正是这种思维的路径依赖，将中国长期牢牢锁定在中世记的黑暗里。

从洪仁辉到马戛尔尼，他们与乾隆的磨擦，不仅是礼仪的磨擦，也是制度的磨擦与文化的磨擦。“光荣革命”后，走向虚君宪政制度的英国人，带着他们先进的科技成果来到中国，看到的是中国皇帝如坐井观天的青蛙；看到的是世俗皇权无时无刻不威慑着下层民众；看到的是所有女人裹着小脚，所有男人脑后拖着长辫；看到的是富人们身穿长袍马褂和官员顶戴花翎，但却无一不是表现出对科学与民主的冷寞或不屑一顾；看到的是穷人衣衫蓝缕、食品不洁、三餐不全；看到的是读书人摇头晃脑、满口之乎也者，到头来只知三纲五常、君道臣节再加修齐治平，却不知伽利略、牛顿与洛克。马戛尔尼在写给内阁的报告里指出：中国人“处在最卑鄙的暴政统治下，生活在怕挨竹板的恐惧中”。而大清国的法律“虽十分细致，却不断干涉个人行为”。“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里前进的时候，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马戛尔尼认为：这个所谓天朝上国，“不过是一个泥足巨人，只要轻轻一推，就能把他打倒在地。”

马戛尔尼给内阁的报告，估计已成为英国政府制订对华政策的依据之一。半个世记后，英国人驾驶着坚船加利炮，重新来到太平洋的西海岸，终于将这个天朝上国的大门轰开。这对于乾隆与英国人因不同制度引起的磨擦，也算是一种无可避免的回应吧！

作者：沪北听风室，博客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