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与共产国际的相遇

在中国近代史中，国民党和共产国际的相遇，不是邂逅，而是必然。 　　20世纪20年代，国民党、共产党、共产国际形成错综复杂的三角关系。对于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关系，中国内地和台湾的历史学家已有较为充分的研究，但是国民党和共产国际早年的亲密关系却被忽略。 　　苏俄（本文将苏俄和苏联统称为“苏俄”）在1919年宣布废除帝俄政府同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这是在中国内地传播至今的标准说法。这一说法屡被 质疑，台湾学者唐启华在《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1928）》一书中就已经指出这是一种“政治神话”，档案显示苏俄并未放弃在 华条约特权。 　　2012年5月，中国内地的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国近代史专家李玉贞的《国民党与共产国际》一书，又再次完整地呈现了国民党和共产国际之间的往来。作者 以三十年的时间，阅读了大量内地、台湾和俄罗斯的档案文献，不仅超越了此前的研究，恐怕在短期之内也后无来者。难得的是，李玉贞对于自己此前的研究也有深 入反思，她坦承15年前的著作《孙中山与共产国际》（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出版）有“中毒”症状，比如以孙中山为核心把国民党划分为 “革命”与“反革命”。 　　李玉贞指出，从“国家利益”来认识苏俄和共产国际的对华政策，很多复杂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同理，从“党派利益”来认识孙中山和国民党的政策，很多复杂问题也可以迎刃而解。两者的相遇，更多的是从各自利益出发各取所需的结果。 　　通过《国民党与共产国际》可以看出，在对华政策上，苏俄比之帝俄有过之而无不及。除了建立共产国际中国支部暨中国共产党，苏俄先后试图与陈炯明、吴佩 孚、冯玉祥等军阀建立联系。孙中山的一生，也是不断寻求各种外援的一生，日本、美国、德国，不仅来者不拒，而且主动上门。1924年，孙中山从广州北上北 京，专门绕道日本。此外，孙中山曾有意聘请美国飞行员轰炸北京政府（日本实业家梅屋吉庄的曾外孙女小坂文乃所著《孙中山与梅屋庄吉》中提及，孙中山曾聘请 日本飞行员训练中国学员），他还有意向德国提供开采权以换得资金，但德国发现孙中山承诺的开采地方不属于他的势力范围。李玉贞提醒读者，孙中山的《建国方 略》，英文“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是“国际共同开发中国的计划”之意。共产国际觊觎中国，孙中山渴望外援，最终他们相遇。 　　1920年代，苏俄政府和北京政府的外交，因为外蒙古和中东铁路问题陷入僵局。苏俄策动外蒙古独立，北京政府拒绝承认；1919年苏俄表示愿意将中东 铁路无偿归还中国，但1922年又对此予以否认。在孙中山看来，北京政府的“国家利益”与国民党的“党派利益”相反，但苏俄的“国际主义”与国民党的“党 派利益”有相通之处，因此在这两个事件上与苏俄达成妥协。甚至在孙中山看来，破坏北京政府的“国家利益”，将有利于国民党的“党派利益”。《国民党与共产 国际》讲到，孙中山曾经建议苏俄，与其占领中东铁路，不如将这些兵力派去占领新疆，然后成立中、德、俄联合公司从事资源开发，实行苏维埃制度。他还一度提 出“西北计划”，准备从西北进军北京，颠覆中央政权，希望莫斯科能够提供军事援助。吊诡的是，国民党未能实施的计划，共产党后来得以实现。 　　共产国际虽然没有支持孙中山那些异想天开的计划，但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援助。如果没有苏俄的援助，孙中山能否战胜陈炯明就是一个疑问。陈炯明主张“联省 自治”，先实现广东自治，再谋求宪政统一，而孙中山主张立即北伐，推翻北京政府，实现武力统一，再由军政进入训政。1920年代的中国一度有两条路，一条 是“联省自治”，一条是“党国模式”。两种理念孰优孰劣，暂且不论，仅从军事实力而言，孙中山未必胜过陈炯明，但是在苏俄的支持下，孙中山最终胜出。“党 国模式”最终战胜“联省自治”，苏俄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苏俄成功地运用了“国际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两套话语，把自己介入中国事务称为“国际主义”，把其他国家介入中国事务称为“帝国主义”。同样，国 民党把自己出于党派利益与苏俄的合作称作“国际主义”，把与北京政府建立联系的各国称作“帝国主义”。于是，出现了一系列自相矛盾的行为。1923年的 《孙文越飞联合宣言》，一方面表示要争取“完全国家的独立”，同时又表示“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苏俄甚至成立“不许干涉中国协会”，主要从事与中国有关 事务。“不许干涉中国协会”，似乎应该改名为“不许其他国家干涉中国内政协会”。 　　《国民党与共产国际》中写，孙中山希望的世界格局是第二国际、共产国际和民族国际三分天下。第二国际是继“第一国际”解散后，在1889年－1914 年间各国社会主义政党联合发起的国际联合组织；民族国际则是孙中山对“大亚洲主义”的设想，由中国担任盟主，联合亚洲被压迫民族抵抗欧洲强盛民族的国际组 织。至于盟主是否会成为新的压迫者，似乎不在孙中山的考虑范围之内。不幸或者说幸运的是，民族国际只是设想，没有成为现实。 　　虽然孙中山在与商团冲突的紧急关头说过“以俄为师”的话，但是在绝大部分时刻，国民党是“以俄为友”，坚持两者的关系平起平坐。与孙中山倾向于“国际 主义”不同，蒋介石批评在苏俄的中共党员“但骂他人为美奴、英奴与日奴，而不知其本身已完全为一俄奴耳。”蒋介石还说：“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 不外凯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于其而已。”当时，不乏将苏俄称作“赤色帝国主义”，这一称呼颇为准确，苏俄对此亦有所忌讳，多次要求国民党 对共产国际的援助保密，莫斯科中山大学曾要求中共调查哪些国民党认苏联为赤色帝国主义。 　　国民党和共产国际的关系，是互为工具。国民党试图获得共产国际的军事援助，学习苏俄的组织方式，实现自己的党派利益；共产国际试图通过国民党颠覆北京政府，获得更多的国家利益。这是两者合作的土壤，同时也埋下分歧的种子。 　　国民党对苏俄的意识形态并不认同。《国民党与共产国际》中透露，1923年的《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开篇即明确表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均不能引 用于中国”。1924年，孙中山向国民党党员表示：“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没有任何区别”，李玉贞认为这是为了平息一部分国民党党员对共产国际的怀疑乃 反感。对孙中山而言可能不限于此，作为党魁，即使没有党员的压力，他也会注重理论的纯洁性和主体性。把民生主义和共产主义相提并论，等于表示共产主义只是 三民主义的一部分，三民主义是更完备的意识形态。但是《国民党与共产国际》指出，共产国际的看法恰恰相反，共产国际把中国国民革命比为俄国1905年革 命，只是革命的第一阶段。所以，共产国际的标语“由孙文主义到列宁主义”，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则主张改为“由列宁主义到孙文主义”，这个细节充分说明国民党 与共产国际的貌合神离。 　　国民党与共产国际的合作，在“北伐”和“统一”（这两个词语均是国民党的词汇，如果从北京政府的角度来看，是以武力颠覆国家政权）前后遭到根本的挑 战。国民党对阶级斗争没有兴趣，在“北伐”过程中，中共主导的“土地革命”是国民党无法接受的。随着国共的分裂，两党在随后的历史中呈现出不同的一面。国 民党“统一”之后，将党国模式从广东推广到全国，党派利益和国家利益渐趋一致，与赤色帝国主义保持距离。作为共产国际中国支部的共产党，仿佛此前的国民 党，把自己出于党派利益与苏俄的合作称作“国际主义”。 　　20世纪20年代，“党国模式”只是一个雏形，但未来已在这里预演。李玉贞在《国民党与共产国际》，虽然国民党意识形态与苏式共产主义并不兼容，但是 国民党学会了“监视”和“镇压意见”的技术。书中有很多细节：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年轻学员的“江浙同乡会”被指控为“反革命组织”；在“北伐”期间，地主 自愿来到农会，建议农会收走他们的土地——前者与苏共的“肃反”和“清洗”如出一辙；后者仿佛商人主动要求公私合营，以自愿的形式“被自愿”。 　　在中国内地，近代史学研究依然一边使用“反帝”话语、一边赞美“赤色帝国主义”，这种内在冲突的叙事依然是主流。如果耐心读完这本近700页的《国民党与共产国际》，或许会改变这种看法，对国民党、共产党与共产国际间错综的关系有全面的认识。 　　王晓渔是学者，现任职于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

纽约时报中文网  2012-09-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