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9月16日 星期日

中共早期理论对“军阀”概念如何定位?


中共早期理论中的“军阀”概念之嬗变(中)


  二、中共早期理论对“军阀”概念的定位

  既然“军阀”是一种特殊的阶级,那么,何种人、集团势力或社会阶层可以拥有“军阀”身份?或者说,“军阀”是何种阶级的代表?在中共的正式文件中,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

  首先,可被称为“军阀”的,是民初政坛上的部分军事长官,即“督军”或类似官衔的人物(20),但将二者联系起来,却有一定的过程。

  尽管“军阀”一词在五四运动之后使用的频率开始增加,然而,对于当时的政界或军界人物,时人更习惯于用“将军”或“督军”等词来称呼之。如1922年5月李大钊主张将纪念五四的标语内容之一写为“否认督军制”(21)。在1921年7月远东人民代表大会上,萨发洛夫在论及中共的首要任务时,这样表述:“把中国从外国的羁轭下解放出来,把督军推倒,土地收归国有。”(22)这次会议对中国青年运动提出要求时,亦有类似的说法:“在中国——进行反封建主义残余的斗争,也就是进行反对督军和主要反对奴役中国的外国资本,为中国摆脱国际帝国主义获得真正独立并建立民主共和国而斗争”(23)。大会指责这些督军是“横暴的诸侯”,“吮吸劳动群众的血液”。(24)共产国际和当时的中共代表虽然此时尚未明确地将“督军”列入“军阀”的范畴,但督军和“横暴”、“吸血”等修饰语连在了一起,一种原本毫无贬义色彩的军事长官的名称,此时已经完全成为贬义词。根据这次大会的精神于不久之后召开的中共二大,则明确认同远东人民大会上给中共制定的任务,其中之一就表述为:“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25)。几则史料相互对照,可以发现,中共用“军阀”一词代替“督军”一词,或者说,“督军”概念被转换为“军阀”概念这样一个范畴,是在中共二大前后不太长的时间内。

  这种对“军阀”的理解显然出自中共自己对革命策略的思考。二大前后,中共频频使用“军阀”一词,如1922年6月15日《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一文中使用“军阀”达50多次(26)。而大致在同一时段的早先,“军阀”一词在共产国际使华者的信中,主要是转述中国人自己的用法,如有一份向莫斯科(共产国际)汇报1921年广州革命政府情况的报告,其中转述了孙中山等人,曾决定向北京政府提出从“政府中清除所有封建军阀”的要求(27)。但共产国际及其使华者,对“军阀”一词的使用频率还较低,他们对中国的军事长官仍以“督军”或“将军”称之(28),这种现象直至莫斯科决定和孙中山合作后的1923年才得以改观。之所以如此,与莫斯科希望利用中国“军阀”派系间的斗争以抗衡日本列强的策略有关,因为苏联担心张作霖和日本合作会损害苏在东北的利益。

  有论者说:“只要某种观念真的普遍存在过,由于观念的表达和传播离不开语言词汇,我们总是可以在文献中找到该普遍观念存在的语言证据,并可用文献多少和表达该观念的关键词使用情况来判断其普遍性和影响力。”(29)中共选择“军阀”一词来命名某种军事势力的代表人物,它在中共理论或政策的表述中,具有一定的适用性与普遍性,这既表明了“军阀”一词更能恰如其分的表述当时中共所面临的新问题;亦表明了中共在处理中国实际问题时,在侧重点上与共产国际存在差异,这种差异虽无绝对的冲突,但却是一种不能不注意的现象。此后,“军阀”一词作为中共分析中国社会问题的使用概念,开始有了一套新的阐释方式。

  尽管国民党出于政治或军事策略考虑,也使用“军阀”一词,但与中共相较,显然更有选择性,况且国民党本身与某些被称为“军阀”的军事势力,存在着公开或暧昧的关系,因此,将中共视为“军阀”论述的主体者,较符合实际。在中共早期理论中,首先是将“军阀”看作是与自身对立的敌人,是一个阻碍中国实现独立自主富强民主、可谓罪魁祸首的特殊阶级。然而,据以上史料,中共早期的“军阀”概念中,含有“督军”即某些军事长官的成分,二者有微妙的混交关系。虽然“督军”有时指的是具体的个人,但在民初政治军事的割据时代,把“督军”一词套在某个人头上,很难做到恰如其分,因而中共曾经把凡是“争夺督军总司令”(如巡阅使、督军、督理、师旅长)的军事长官都叫做“军阀”。所以,一些地方独立势力如“两广巡阅使陆荣廷,广东督军陈炳煜,广西督军谭浩明,云南督军唐继尧,湖南督军谭廷闿,四川督军熊克武,贵州督军刘显世”等,亦被定为“小军阀”(30)。即使如此,这亦未能囊括“军阀”的完整含义,“军阀”一词还具有更广的范围。

  中共不久便对“军阀”作出界定,认为凡是具有下列特征的即可作为“军阀”:“(一)作帝国主义的工具,为帝国主义之代办人,拥护帝国主义之一切经济的和政治的权利,将本国一切重要权利和财源奉送给帝国主义,压迫反帝国主义之一切爱国运动……(二)尽力压迫一切民众运动,剥夺民众一切应享的自由——言论出版集会生命”(31)。这和国民党以民族主义立场来定义“军阀”有同工之妙。国民党人曾认为“军阀”具有三个特点:(一)不顾国家利益,而且勾结帝国主义,依附于帝国主义;(二)不顾民众利益,自筹军饷,而且剥削人民以自肥;(三)不知有主义和党,不服从最高行政负责人或负责的政治机构,以致军队的指挥和管理系统不统一(32)。与帝国主义的关系是“军阀”的最大特征,这是国共两党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共识。在这样的定义之下,中共认为,不仅前清遗留下来的北洋派的嫡系直奉皖系为“军阀”,即使已经脱离了北洋军阀势力范围,具有地方性特征的新派军人如滇、川、湘、粤等军事势力也被列入“军阀”之列(33)。其中,前者比后者被认为是更具反动性,因为前者是“卖国殃民”的罪恶势力,是“阻止中国进步之恶魔”(34)。

  中共之所以有这样的判断,是因为除了以民族主义的标准来定义“军阀”外,还有另一个标准,即阶级标准,这是国民党取决于自身的特性而极不愿意采用的标准。

  北洋军阀之所以最反动,是与其所代表的阶级性质相关的。在中共看来,北洋军阀是封建阶级利益的代表者(35),其阶级基础是地主阶级和“大地主阶级”(36),其同盟者是买办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封建资产阶级)(37),且得到了英美资本主义的支持(38)。这种从阶级角度来定义“军阀”的性质,是中共独有的现象,与此同时的其他党派,大都不采用这种方法,如国民党的孙中山就认为,张作霖只是个军人,不是哪个阶级的代表。

  中共坚持这种“军阀”阶级概念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是依据共产国际的判断。在共产国际看来,中国当时需要解决的问题类似于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欧洲,是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即扫除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而“督军政权”或“军阀统治”,是“国家封建制度的残余——国家封建制度是封建诸侯的形式”(39),“是依附于帝国主义又得到地主阶级援助的”(40),“扮演着18世纪西欧专制君主的角色”(41),阻碍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自不待言,“军阀”是被革命的对象。共产国际这一判断,深刻地影响了中共党人。1922年1月,共产国际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又提出了各国的首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反对帝国主义和打倒北洋军阀亦成为中共的首要革命任务。

  尽管共产国际出于国家利益的需要,对与苏俄有接触的并有“亲俄”意向的吴佩孚抱有好感,并试图推动孙吴合作,而中共对此亦曾进行了积极宣传(42)。可是不久即发生的二七大屠杀,使中共完全断绝了对吴佩孚的幻想,对其反动性则有了更清醒的认识,进一步加深了“军阀”“是始终摧残革命派的”(43)这样一种印象,以致北洋派系即使有一些爱国的举动,均被讽刺为“既想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行为;对“国民党的领袖只管军事并为军务同北方的封建军阀建立联系”的行为也严加抨击(44);国共合作后对于孙中山主张和北洋军阀召开的国民会议,中共曾经一度是最坚决的反对派。这些行为与中共对北洋“军阀”深恶痛绝的看法是分不开的。

  但是,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必须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由于其存在的根本原因是封建土地所有制,所以早在1923年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给中共三大发出的指示即要求“共产党必须不断地推动国民党支持土地革命……必须实行有利于贫苦农民的没收土地政策”(45),以彻底消除“军阀”存在的经济基础。但是,接到指示的中共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该问题并没有进行宣传,或者说,中共的“军阀”概念在宣传上主要停留在政治层面。何以至此?

  虽然封建土地制度是制约中国现代化最根本的经济原因,但如何实现耕者有其田,国共两党有着各自不同的方案。国民党领袖孙中山认为应采用温和的赎买政策,中共则主张采用激进的革命政策。然而,苏联认为中共力量弱小,需要和国民党合作以壮大力量,苏方代表和孙中山谈判时双方在土地问题上达成了妥协:在北伐时期实行减租减息。作为共产国际支部成员的中共在宣传上没有进一步对“军阀”概念作出阐释,显然与此有关,或者说与革命策略有关(46)。

  对于西南的军阀,中共亦有自己的分析:他们虽然经历了“民主革命”(47),但“拥兵聚敛压抑民权”、政治上的封建性,“无异于北洋军阀”(48),所以根本上是反革命的。针对国民党试图联合新“军阀”的革命策略,中共持强烈的反对态度,认为“党中有此反革命的分子”,革命的面目必然被腐蚀掉(49)。所以,南方的“小军阀”或者说“新军阀”亦是革命的对象。但该势力与北洋军阀并非完全相同,中共认为:“新军阀”不像奉直皖各系军阀与帝国主义结了深固的关系,也不像他们那样压迫民众运动,所以当时中国革命的首要对象是北洋军阀。尽管在中共的理论形态中,“军阀”的罪恶有轻重之别,但总体上已为“军阀”勾画出了一幅祸国殃民的丑恶形象。

  在对“军阀”的这种认识基础上,中共对“打倒军阀”进行了不遗余力的宣传,从而使“军阀”概念实现了社会化,成为了普遍观念。中共三大召开之际,“打倒军阀”已“得到中国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响应”(50)。所以,某种势力一旦被称为“军阀”,即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即使是军阀自己也常将对手扣上“军阀”二字以显示己方行为的合法性(51)。弗耶利曾经这样描述观念社会化和社会行动的关系:“每个观念不仅涵盖一种智力行为,而且涵盖知觉和意志的某种特定的方向。因此,对于社会亦如对于个体一样,每个观念均为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愈加趋向于实现其自身的目的”(52),如火如荼的大革命与“军阀”观念的社会化是分不开的。(未完待续)

注释:

  (20)辛亥革命时,各省行政军事长官多称都督,另设民政官,都督专管军事。二次革命后,袁世凯改都督为某将军督理某省军务。1916年,袁世凯死后,改成都督。1922年改为督理,或督办。1924年,为军务督办或督办。后直系吴佩孚再起,发表任命均用督理之名,北京用督办名,直至北洋军阀失败。

  (21)《五一纪念日于现在中国劳动界的意义》(1922年5月1日),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3页。

  (22)萨发洛夫:《第三国际与远东民族问题——在远东民族大会的演说》(1922年1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2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83页。

  (23)《远东革命青年代表大会关于远东青年运动任务的提纲》,《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2册,第291页。

  (24)《远东革命青年代表大会宣言》,《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2册,第295页。

  (25)《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2年7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第133页。

  (26)《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1922年6月15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第88~98页。

  (27)《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关于广州政府的报告》(1921年4月21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60页。

  (28)《越飞给吴佩孚将军的信》(1922年8月19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册,第99页。

  (29)金观涛、刘青:《观念史研究》,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407页。

  (30)独秀:《西南团结与国民革命》,《向导》第2集,第84期,1924年9月24日,向导周报社1927年印行,人民出版社1954年影印版,第679页(连续编码,下同)。

  (31)述之:《民众应急起向吴佩孚下总攻击》,《向导》第3集,第144期,1926年2月3日,第1313页。

  (32)《汪精卫集》第3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年版,第138、190页,转引《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第3页。

  (33)何森:《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军阀专政与军阀割据》,《向导》第1集,第2期,1922年9月20日,第14页。

  (34)《寸铁》,《向导》第5集,第187期,1927年2月7日,第2013页。

  (35)何森:《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军阀专政与军阀割据》,《向导》第1集,第2期,1922年9月20日,第14页。

  (36)《谭平山提出的关于中国问题的书面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80页。

  (37)独秀:《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向导》第1集,第22期,1923年4月25日,第164页。

  (38)一言:《无产阶级与北洋军阀》,《向导》第1集,第35期,1923年8月8日,第268页。

  (39)《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1929年6月25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99页。

  (40)《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决议案》,转载《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第3页。

  (41)《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决议〈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不晚于1922年12月5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册,第162页。

  (42)和森:《近日政潮的内幕》,《向导》第1集,第12期,1922年12月6日,第93页。

  (43)为人:《军阀的统一运动》,《向导》第2集,第55期,1924年2月20日,第424页。

  (44)《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1923年6月20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2册,第480页。

  (45)《布哈林对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草案的修正案——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草案》(不晚于1923年5月24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册,第255页。

  (46)《鲍罗廷的报告》,《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册,第467页。

  (47)何森:《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军阀专政与军阀割据》,《向导》第1集,第2期,1922年9月20日,第14页。

  (48)《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之主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77页。

  (49)述之:《我们为什么反对国民党之军事行动》,《向导》第2集,第85期,1924年10月1日,第694页。

  (50)《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2册,第487页。

  (51)一直被革命党人与社会各界视为“军阀”的冯玉祥在北京政变后发表通电反对“军阀”,引起了社会各界极大的关注。冯玉祥:《冯玉祥自传》,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77~78页。

  (52)伯瑞:《进步的观念》,范祥焘译,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页。

  作者简介:侯竹青,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党史部副教授。
  侯竹青,《党史研究与教学》2012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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