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现场：武汉的恐慌在5月到来

1927年5月。
蒋介石切断了武汉的财政来源。他封锁了在上海和武汉之间的运输粮食的长江航道。人们冲向宋庆龄居住的银行大楼，纷纷要将纸币兑换成银元。瑞娜、斯特朗、米丽，这些与宋庆龄亲近的外国记者，看到了动荡的场面。

米丽写道：“银行大门紧闭。一天又一天，饥饿者、穷人拥挤到那里，他们嚎叫着要换银元铜币，他们用身子撞铜门。在楼上，孙夫人从丝绸窗帘后面往下看着他们，她用棉花塞上耳朵，以免听见从她的下面呼啸而上的愤怒喊声。”

斯特朗终于又见到了冯玉祥。这次是在郑州，在武汉革命政府与南京蒋介石政府对峙的关口。此时，冯玉祥出兵于6月1日打败奉系军队占领了郑州。武汉政府急于取得他的支持。

斯特朗是和瑞娜一起，乘坐武汉政府的专列前往郑州的。斯特朗说她俩是车上仅有的外国记者。这趟专列，载着前去与冯玉祥会谈的武汉政府军政代表团。

在汉口站的站台上，外交部长陈友仁前来送行。他给她俩带来了必需品:一支大手电，一把扇子，一只带几个杯子的装满了水的水壶，一袋买零碎东西用的铜钱。

孙中山的长子孙科作为交通部长，负责安排这趟专列。他笑容可掬，身着普通西装，戴着悼念其父的黑臂章。

汪精卫的夫人身着淡紫色旗袍，她来车站为丈夫送行。身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汪精卫，是专列上最显要的文职官员。斯特朗看到，他身着普通灰色西服，白衬衫敞着领，更像个大学运动员，而不像四十二岁的政治家。

搭乘这趟专列的还有一些将军:谭延、唐生智等。

汉口来的所有高级官员都下榻在郑州的中国银行。6月10日，汪精卫与冯玉祥双方开始举行会谈。

斯特朗又一次见到了冯玉祥。

会议就在我们周围夜以继日地进行着，有时是军事委员会议，有时是政治委员会议，而两个会议的成员基本一样。我们时常被允许在聚集着所有知名人士的饭桌上就餐。冯玉祥以主人的身份坐正座，唐生智和谭延坐在他旁边，我们坐在孙科和徐谦之间，离冯玉祥不太远。在这种午餐上，我发现中国午餐的传统和美国的不一样。他们缄口不谈正事，和别的将军们兴趣盎然地谈论蒙古和甘肃两地哪儿的苍蝇多，而不谈论任何中国和整个世界等待他们决定的重大问题。

斯特朗事后才知道，双方的交易实际上在幕后进行着。有一点双方都表示同意，他们决定，必须镇压工农和共产党，以国民党左派为主体的武汉政府的军政代表团也不例外。

当冯玉祥离开最后一次会议时，他的外事代表把他对斯特朗的书面问题的答复转给了她。他宣称对武汉政府和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绝对忠诚，还宣布他的部队将要改组成为国民党军队的一个组成部分。

斯特朗写道:“带着客客气气得来的胜利，火车向南驶去。我们这些旁观者以为联合成功了。”

仅仅几天之后，冯玉祥赶到了徐州，与那里的蒋介石也举行了会谈。最终，他选择了与蒋介石的合作。

隆重地开往郑州然后又隆重地返回汉口的专列，带回来的不过是一个合作的泡影。

宋庆龄开始了她的流亡。在乘坐轮船离开武汉前往上海之前，她在7月14日签署了一份声明。希恩说宋庆龄选择这一天有它的特殊含义。7月14日，正好是法国大革命时攻占巴士底狱的日子，她以此来表明她对革命的坚定信念。在声明中她说:“我心中对革命没有失望，我感到失望的是，那些领导过革命的人背离了他们曾经走过的路。”

宋庆龄的声明发表在7月18日瑞娜和威廉主编的《人民论坛》最后一期上，占了整个头版。但是，这期《人民论坛》根本没有与读者见面，汪精卫政府查抄了它。好在在这之前，瑞娜和威廉已经用电报将全文发至纽约，并在第二天发表在纽约的报纸上。全世界听到了宋庆龄发出的勇敢的声音。

一度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终于降下了帷幕。

宋庆龄继续走她的路。

她和陈友仁、邓演达等组成的国民党左派流亡政府前往莫斯科。瑞娜与她同行，从上海乘船前往海参崴，然后穿越西伯利亚荒原。斯特朗和鲍罗廷同行，乘坐越野汽车穿越戈壁滩返回苏联。希恩也从北京赶到了莫斯科。

莫斯科车站上欢迎宋庆龄的场面十分隆重，但随着时日的增多，她渐渐感到了失望。流亡政府没有得到苏联政府原来答应的大力支持，斯大林也没有因为发生了“四一二”事件而改变其支持蒋介石的政策。他与托洛茨基的矛盾已经公开化，曾派往中国与孙中山会见过的苏联特使越飞自杀，无疑让宋庆龄感到寒心。随着十月革命十周年庆典的结束，对托洛茨基派的清洗便开始了。托洛茨基本人开始了他的流亡。

也感受到被冷落的瑞娜，在寒冷的莫斯科因病去世。


选自李辉《在历史现场:换一个角度的叙述》，“新浪读书”

（本书将叙述外国记者的中国故事。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西安事变、抗日战争……正是一次次爆炸性新闻的发表，这些外国记者不同程度上左右了中国历史时钟的摇摆。他们走进了中国，他们的中国故事，也就成了中国历史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