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渔：记忆犹新的30年

　　从1982年到2012年，整整30年，如白驹过隙，往昔之事历历在目。

　　1982年的重要性在于，“文革”结束，大学重新招生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在这一年毕业，在科技文化断层、百废待兴的局面下，这批人中许多获得发挥的机会，其中不少后来起到了社会中坚的作用。


　　现在，这些人中有的已经退休，有的即将退休，不管怎么说，他们的求学经历与工作、生活经历多半与前人、后人有很大的不同，这是因为他们所处的时代和环境非常特殊。


　　30年中经历的事太多，这里只能拣几件说说。


　　一代奇特的大学生

　　我也是七七届大学生。略有区别的是，为了节省时间，弥补因为“文革”造成的耽误，我入校不久就报考了研究生，1982年夏，我与大学同窗同时毕业，但得到的学位不是学士而是硕士。

　　记忆中，我们那一代大学生生活相当艰苦，但学习非常刻苦。我的七七届本科同学中，很多人入学时已经30来岁，成了家，需供养孩子。虽然每月开销只需10多元生活费，但一些人毫无经济来源，靠变卖家具或亲友借贷支撑，眼巴巴地盼着毕业、开工资，还清债务，过得轻松一些。学习上，大家都铆着劲要把“文革”十年荒废的时间找补回来，起早贪黑，顾不上休息娱乐。

　　我的本科同学中学习竞争相当激烈，原因有二，一是大家都是从百里挑一的高考中筛选而来，许多人原来在本单位是领导、骨干，好强惯了，入学后发现周围全是强手，而且强中还有强手，动力和压力倍增；二是以前10年各人境遇不同，入校后水平悬殊，有的人先前当教师，有学习进修条件，基础相当好，更有人通过刻苦自学，在专业或外语方面超过了我们的老师，4年本科基本上就是自己继续钻研，只等毕业取得大学生身份。

　　我考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我所在大学考上研究生的全是提前报考的七七届学生，所有参考的老师都铩羽而归。

　　学习是刻苦的，生活是艰苦和枯燥的，但好处是不忧分配。毕业生的工作国家全包下了，比起现今大学生最后一年全花在求职奔波上，应该说是幸福异常。缺点是虽有保障，但自由的选择和流动空间不大。研究生则不同，中国10年荒废，高层人才奇缺，所以头一两届研究生往往处于待价而沽的有利地位。社科院的研究生，学业好、有学术抱负的首选是本单位，有政治抱负的去中央机关或要害部门，急需解决生活困难的去部队，与招工人员谈判级别、住房、家属户口等问题。

　　与1982年毕业的大学生相比，现在的大学生更幸运吗？不见得。后辈一定比前辈幸福吗？不一定。


　　中央讲师团

　　1985年，我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派往河南省的中央讲师团的一员。

　　起因大致是这样的：中央发现，中国广大农村地区中小学教育状况不佳，重要原因之一是师资缺乏或素质不高；于是中央决定从在京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中抽出一定比例职工，组成中央讲师团，分片包干，分赴各地担任中小学教师，以期教师和教育水平得以提高。

　　可以想见，在北京工作的人对于离别家庭与本行业务到外地工作一年，没有多少人持积极态度，被动员者以种种理由不去讲师团，主要的理由是家庭需要照顾的实际困难。

　　但我所在单位的动员却极其顺利，原因是一位所领导想出了一个绝招。他提出，本所凡是已经获得公派出国、预定将要出国以及办理自费出国需要单位批准支持的人员，一律先去讲师团，从讲师团回来之后再出国。这一招真够绝的：你说家庭需要照顾，那你出国家庭问题怎么解决的呢？总之，不管是无言以对还是迫于压力，我们乖乖地进了讲师团。

　　没有任何教育或授课方面的培训，我们去了河南省。当地不能提供宿舍，于是大多数人被安顿在地区中心的招待所，而且在那里一住到底。对此我们十分不安，因为我们知道地方上教育经费相当拮据，让一大帮人住招待所，将使本来就有燃眉之急的教育经费问题雪上加霜。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这里根本不缺教师，原来的教师工作量就不饱满，但不得不匀一些给中央派来的人。我每周分到两节课，轻松倒是轻松，但心中非常不安：这么高的成本，这么低的产出，而且本来是不必要的！一些同事完全无课可上，相当于休养——真是休养，当地领导为了表示热烈响应中央决定，对我们特别热情，周围地区的名胜古迹都游遍了，看望、礼品不断，宴请也不少。我脑海里经常出现的字眼是：劳民伤财。

　　我上英语课，这是自己挑选的，是为即将出国保持热身状态。我引用了一些新的教学方法，比如讲课全程不用中文，全用英语，又如不时用TOFEL试题进行测试，让同学们了解自己的整体水平。我教的是师专，学生以前是教师，毕业后还要回去当教师，这些新颖的方法颇受欢迎。有一天，有学生把他们前任英语老师的录音交给我听，听了之后我感到汗颜，那发音之纯正，与我这个四川口音未改的英语自学者的发音天差地别。我的学生们说英语带浓重的河南口音，我这个老师教英语带浓重的四川口音，他们再去教河南的农村孩子，教出来的不是鸟语兽语才怪！这位老师前不久被政府部门挖走了，去外事办当工作人员。其实，完全不要我们这些中央讲师团，当地政府只要真正重视教育，不从教育界挖人，情况就会好得多。离别时，我勉励同学，回去后一心一意继续当教师，不要往政府部门调。

　　我们这批住地区招待所，无所事事的中央讲师们，多数打发日子的方式是聊天、做饭、跳舞，打牌至深更半夜甚至通宵达旦。书也懒心无肠地多少看一些，好谈时政，多半是停留在发牢骚的水平。我曾直言：没有想到，中国最高学术机构的科研人员，状况竟至于此！

　　结束讲师团工作后，从报上看到即将派第二批讲师团的消息，我致信《人民日报》，请求将意见转达中央。我说派讲师团的作法是不妥当的，其前提是认为，在中央机关工作的人就一定比地方高明，他们不需要教育方面的学习培训就可以胜任教师工作，这样的假定本身就是不尊重教育的表现；另外，常年派人支教，要么影响中央机关工作，要么使机关人浮于事的状况得不到改进。我的意见没有得到回复，讲师团照派，但似乎没有持续几年。


　　留学牛津

　　1986年9月下旬，我飞赴英国，在牛津大学作访问研究。

　　我被安排在乌尔弗森学院(Wolfson　College)，这是著名政治哲学家伯林(Isaiah　Berlin)创建并担任首任院长的学院。给我指定的导师是达梅特(Micheal　Dummett)，世界著名的语言哲学家。

　　牛津的导师制独具一格、世界闻名。达梅特与我约定，我们每周见面一次，每次一个下午，详细讨论我按照他给出题目写的作业(pa-per)。每次见面他给我指定几本参考书，或其中的某些章节，我完成作业后提前一天将打印好的文稿送到他所在学院的邮箱，他仔细阅读后第二天和我讨论。

　　第一次见面前收到他一封短信，告诉我怎么去他的办公室，我惊讶于他的说明是如此简洁，只有几行，以牛津某个容易识别的地方为原点，每一个拐弯或进门处都有交代，按图索骥，再笨的人都不会走错。我天生喜欢这种预先准备、准确、清晰的风格，自以为是个中高手，达梅特的短信让我见识了更胜一筹的高人，并加强了我的这种倾向。

　　他的评论和指导也是这种风格，简略、清晰、抓住要点，不讲时代背景，不讲历史脉络，不按人头或流派，组织题目按问题的内在逻辑，谈话内容偏重分歧、争论、新见解，不太注重论点论据的重述。和他讨论我感到很累，看得出来他也比较疲倦。牛津的教师多次对我说，这种导师制对学生大有好处，但对于教师来说则负担太重。需要指出，这种讨论是一对一的。

　　后来，我指导自己的研究生时也尝试使用了牛津导师制，我感到效果不错，优点明显。撰写本文时，我正在日本北海道大学执教，为研究生开研讨班，其教学方式与国内大不一样，与牛津的教学法有共同之处，学生说，不论从知识还是方法上，都学到了不少东西。我以为，比起国内那种照本宣科、一讲到底的方法，国外的教学方法值得学习。

　　不过，我在牛津第一次听的课却是柯亨(G.A.Cohen)教授主持的讨论班，题目是马克思历史理论的重建。虽然当时牛津最有名的哲学家应该是斯特劳森(P.F.Strawson)，然后是达梅特，但是到柯亨讲堂的人明显要多得多，来的人有各种肤色和装束，显然具有不同的种族、宗教背景。我想，人们的积极性来自课程内容涉及社会发展和平等等话题，比语义分析，“指称与涵义”之类的更吸引人。

　　似乎有点遗憾的是，我在达梅特指导下进修两年，去他家参加过聚会，有时与他谈得还很投机，但没有想到过请求与他合影留念，直到今年得知他去世的消息，才感到这或许是个遗憾。记得2001年发生有关哈贝马斯访华的争论时，双方的争执发展成为人身攻击，有人说我在达梅特指导下进修过的经历是伪造的，因为多年后被人问起，他记不起有我这个学生。我知道这个流言是谁炮制的，我也不后悔没有留一张合影，以资作为证据。我与这位尽心指导我的大哲学家相处两年，得益是终生的。


　　编委会

　　1988年夏从英国返回，立即投入到热火朝天的、以“编委会”为中心的社会性文化活动中。这时正值史称“八十年代文化热”的鼎盛期，出丛书、办讲习班、开研讨会，各路人马忙得不亦乐乎。我和同道们3天一小会，5天一大会，风风火火、煞有介事，与北京和各地的出版社(包括港台出版社)谈判翻译、出版、办刊等事宜，一副规划中国未来思想文化的架势。

　　我所在的编委会叫做“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主干人员为北大和社科院的青年学者，其中又以刚毕业的，专业为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生为核心。这个编委会是1986年秋季成立的，在此之前已经有“《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以引介由科学发展带来的新方法论和历史观为特色)、“中国文化书院”(以复兴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为己任)等同类民间文化团体。我们编委会的主打项目是翻译引入20世纪西方人文主义思潮，以介绍尼采、萨特、海德格尔等哲学家的思想而引人注目。

　　在我的记忆中，商量成立编委会，确定其成员、宗旨、发展方针的会是在我家开的，一间破屋，几乎装不下来客，中午该吃饭了，我在蜂窝煤炉火上分五六次给大家下面(我从英国归来时情况就大不一样，“鸟枪换炮”了，动不动就进饭馆)。我一度以为这就是编委会正式成立的会议，但有人说不是，我想，在此后不久，当我在牛津时，应该还有一个更正式的，规模更大的成立大会。那天在我家的会上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当我们未来的主编踌躇满志地畅谈本编委会独树一帜、引领潮流的前景时，他的大师兄冷冷地表示不想入伙，并说要警惕以编委会的形式在中国谋求学术文化的霸权，对于主编来说，这不啻迎面浇了一盆冷水。不过，这种警告的深意，我要过很久才能领会。

　　我们的编委会与几家知名出版社合作，同时实施4项工程。第一是《学术文库》，20世纪最重要的人文哲学著作；第二是《新知文库》，分量轻一些，但也是重要的思想性、知识性著作；第三是《文化：中国与世界》，以书代刊的杂志；四是《人文研究丛书》，体现本编委会学术思想倾向的研究性专著。各项工作都进展顺利，编委会的声望越来越高，手中掌握的经费越来越多，请求加入的个人和出版社应接不暇，但是，走向辉煌的前夕，1989年中期震撼中国和世界的事件使一切戛然而止。

　　一般外部人士以为，和其他文化团体一样，《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是由于外部事变而消解的。其实不然，在我回国后半年左右，我们内部就产生了严重的分裂。作为编委会的所谓“核心成员”，我对事情的起因、进展、结局一清二楚，但我不想在此以文字加以说明。因为其间心理上的折磨，那种人性深处的渺小、自私，那种高尚、美丽言辞和内心剖白掩饰之下的家天下、小圈子作风，那些热衷于拉帮结派、分化瓦解的手法，实在不能见诸笔墨。我从此对于群体性活动分外警惕，哪怕是由思想高超、学识广博的人士操弄的。

　　总之，编委会的工作在1989年春季就因为内部分裂而陷于停顿，但原因决非主编所说一拨人干活，一拨人玩乐，他大概是因为面子，在《八十年代访谈录》中宣称，他把我们几个重要成员开除出了编委会，其口气就像某个书记把几个不听话的人清除出党一样。这完全不是事实，如果不信，我立马可以讲一个翔实、生动的故事。


　　“文革”研究

　　1992至1993年，我在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作访问研究，课题是纯粹哲学方面的，但进行到一半时，我把心思完全转到了对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

　　看哲学书累人，我偶尔翻一翻其他轻松的书。有天看到一句话：“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西方；“文革”在中国，文革学在中国之外”，这深深地刺痛了我。我全力以赴阅读西方学者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论著，很快发现，那句令人不快的话是真的。由于“文革”研究一直是禁区，中国人的成就基本上等于零，而西方学者从1966年秋季开始，对“文革”作了全方位的跟踪和系统研究，由于他们在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心理学等方面掌握理论框架的优势，西方学者眼界开阔、思路新颖。两相对照，说“文革”学在西方，一点不过分。我唯一能做的，不是抱怨西方目中无人，而是改变我们可怜的现状。

　　我放下哲学书，贪婪地阅读西方学术界关于文革的论著。在那时，相比于国内，英国的图书馆条件相当优越，我享受大学教师待遇，可以在计算机上敲出我需要的任何书籍信息，布里斯托尔大学可以通过英国图书馆联网系统在几天之内把书调借到我的案头。这么好的条件，不充分利用才傻呢！我从1965年西方学者对中国大陆政治、社会的分析看起，《中国季刊》、《共产主义问题》等杂志则是逐份阅读。记得1992年的圣诞节，房东太太去外地过节，我闩上门一步不出读了10天，天昏地黑、反胃不止。把西方学者的路数和家底弄清楚之后，我感到可以出手了。

　　一般以为，中国人经历了文革，因此言说“文革”是我们的专利，而亲身经历使我们谈论文革总是涕泪交加、情感失控。我的路子完全不同，是纯粹学术的。我认为，研究“文革”与任何课题的研究一样，要从掌握已有成果开始，要熟知前人的研究历程，要在已有成就的基础上补充、发展。所以，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其实是一篇读书报告或文献综述，题目是“西方学者对文化大革命的研究”。

　　中国人喜欢坐而论道，有人研究“文革”，从孔夫子谈起，把三千年传统思想文化一网打尽；有人从宗教心理学出发，凭一两个概念演绎出煌煌巨著。我以为，“文革”是历史事件，是经验事实，以思想文化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只是空谈。我的研究包含对于全国各地区、各派别，不同家庭出身和年龄段人群的访谈，包含收集阅读文革中的文件、讲话记录、群众组织小报，等等。我的长处在于亲身参加过“文革”，熟悉情况，与文革参与者交流心理上没有隔阂，一说就明白是怎么回事。

　　从1996年起，我的文革论著陆续发表，“文革”研究成了我的第二专业，我认为，1999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形形色色的造反》是我所有著作中最有价值的专著。过了几年，我正式宣称，“文革学不在中国”的说法可以结束了。我说这话指的是，由于宋永毅、王友琴等一批旅美中国学者的努力，有关“文革”材料的系统收集整理工作已告完成，一系列有关“文革”的论著不断面世，研究“文革”的主力队伍已经由中国学者构成。当然我也明白，一切条件，从资金投入、自由的交流和讨论、出版发行等等，都不是中国本土提供的。我的说法也许是阿Q式的，也可以算得上是一种自我鼓励。


　　学术转向和走向公共话语

　　我在学术生涯的前半段专心致志研究西方分析哲学、语言哲学，这种情况在上世纪90年代初发生了改变。严重的贫富分化、社会不公，知识界对社会弊病根源认识的对立，使得我不能不关心现实问题，我认识到，每个知识分子都有责任表明立场、发出声音、扬善隐恶，我还认识到，要使社会关切有价值，仅仅有道义感和良知还不够，最好是在社会批评背后有坚实的理论支撑。我决定从研究语言哲学转为研究政治哲学。

　　作出这样的决定并不容易，这意味着我以前的积累和成绩都得放弃，一切从头开始。我义无反顾地这么做了，理由除了社会关切的驱使还有三条。第一，我不可能一下子转到经济、法律等实证性的学问上，那样转弯太猛；第二，90年代初的社会问题不全是具体的“问题”，还有“主义”之争，往往是原则性的，具有价值观性质，这样，比纯粹哲学具体，比经济学抽象的政治哲学是合适的；第三，我知道，从上世纪70年代起，以罗尔斯的《正义论》为标志，政治哲学成为各门学科中最大热门，社会关切能与学术兴趣相结合，是再好不过的。

　　大约从1995年起，我开始活跃于公共话语空间，我的言说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批评不顾国情地把西方后现代主义运用于中国；二，分析随着社会转型而发生的思想文化转型，上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话语范式的异同；三，重提自由主义话语，就社会不公的根源、中国现阶段国情、市场经济的作用等问题与新左派思潮论战。

　　1993年，第一波“国学热”在中国兴起，我对此发表了批评和质疑的意见，这种立场为各种人所注意。大约在1994年下半年，我院研究生院负责人在本院召集会议，部署对于“复兴国学”倾向的批判，他邀请何光沪、雷颐和我加盟，我们发现他不是想进行思想学术争鸣，而是要搞政治大批判，要扣“复古”和“排斥马克思主义”的帽子，就严词拒绝了。这个人清楚我们的立场后，把我们视为异己，并且在审核、批准我们的博士生导师资格时做手脚，从此，我因为自己的学术思想立场而在本单位受到亏待和压制，不过，那实在构不成对我的伤害。

　　从1996年起，我与当代中国思想史上的两位标志性学者发生了关联。与顾准的关系是纯粹思想上、精神上的，我写了一些纪念他、研究他的文章，参与了一些纪念他的会议与活动。我感到，写文章和发言都思如泉涌，我对顾准是那么敬佩，读他的遗著感到心心相印。与李慎之的交往既是个人性的，也是思想文化方面的。他当社科院副院长是时自称“学官”，我也只当他是学官，与他的交往是在他丢官之后，我没有怎么发现他有当官的做派与遗风，只感到他的书生气和真性情。我们从不谈论实际事务，聚会都谈类似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他经常打来电话，每次开头总是“徐友渔同志，对这个问题你怎么看……”

　　比李慎之话少，但同样亲切的是何家栋，他不像李慎之那么狂放、才气横溢，但思路清晰、缜密，与之交往他不像长辈而像兄长。他们都是吃过大苦的党内老同志，但他们的率真和理想一点没有泯灭。他们离去得早了一些，我和一些朋友立志要当他们的传人。（报纸发表时有删节，此处为全文）

来源: 经济观察报 | 来源日期：2012年09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