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门罕之战——关东军为何惨败于苏军

　　1939年的中蒙边界，苏、日之间曾发生一场改变二战进程的战役——

　　1939年5月到9月，在中蒙边界诺门罕地区，爆发了一场震惊世界的现代化战争。参战双方为日本、伪满洲国军队与苏联、蒙古人民共和国军队。气焰嚣张的关东军向苏联红军发起猛烈进攻，以为将很快取得胜利，结果一败涂地。有日本学者称这是“日本陆军成军以来的首次惨败”、“日本陆军史上最大的一次败仗”。但由于诸多原因，有关这次战役的研究和公开出版物并不多见。


　　【关东军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

　　要了解诺门罕战役，必须先了解与战役有关的一些因素。

　　1904年，日本入侵中国东北，挑起了日俄战争。经过一年多厮杀，日本获胜。长期觊觎我国东北土地的日本侵略者，专门成立了一支“满铁”守备队，另留驻南满一个师团。两部兵力大约两万人，归属关东总督指挥。当时日本在其控制的东北地区设置了“关东州”，所以这支部队也称“关东军”。由此，关东军便开始了盘踞东北长达40年之久的罪恶活动。

　　1926年以后，日本加紧推行侵略中国的大陆政策。关东军里充斥着侵华的急先锋，如本庄繁、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河本大作等。从1919年成立到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关东军在中国东北不断挑起事端，策划了“满蒙独立”、“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变等，成立了伪满洲国。

　　1932年，关东军司令部迁至长春，司令兼任日本驻“满”大使和关东厅长官，掌握伪满军政大权。从此，关东军对中国东北实行殖民统治，残酷镇压抗日军民，疯狂掠夺粮食和矿产资源，妄图把中国东北建成日本进一步侵略扩张的重要战略基地。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关东军总兵力增至5个师，为日军驻海外最大的战略集团，除统治中国东北外，还担负对苏及对整个东亚地区的作战任务。


　　【苏、日为何在诺门罕冲突不断？】

　　“九一八”事变后，苏联一方面对日本侵华行径采取默认、妥协政策，避免直接刺激日本，引火烧身；另一方面，也开始加强对外蒙古地区的控制。在苏联看来，外蒙古地区经济落后，人口稀少，很容易被日军占领，由此不仅构成对西伯利亚地区的直接威胁，且极易切断西伯利亚大铁路，造成苏联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联系中断。日本在占领中国东北地区后，对绥远及察哈尔蠢蠢欲动，使苏联感到日本有进攻外蒙之野心。

　　诺门罕位于内蒙古呼伦贝尔盟新巴尔虎左旗境内，海拉尔南方稍偏西180公里处，蒙古境内的哈拉哈河从此处流过。这一带地形复杂，大小沙丘接连不断，人烟稀少。由于历史原因，当时内、外蒙古边境线的划分在有些地方不是很明确。对诺门罕地区的边界走向，满蒙双方的主张是对立的。外蒙独立后把诺门罕划入境内。1931年日军侵占东北后，日本控制下的伪满认为，哈拉哈河中心线是满蒙边界。因此，伪满军队和外蒙古边防军围绕这块方圆数十公里的地域，纠纷不断，冲突迭起。

　　在发动诺门罕战役之前，关东军对诺门罕地区苏蒙兵力的配置以及地形等自然条件进行周密的侦察。之后，关东军进行战略布置。1939年4月，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命令所属各兵团司令官，一旦发生纠纷，部队应“采取果断行动”，至于后果，由“司令部处理”。


　　【苏联恰在此时大清洗？】

　　战争即将爆发，但苏联国内此时状况如何？

　　1937至1938年，国际形势极其险恶，法西斯德国、意大利、日本气焰嚣张，已侵略了许多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却指挥内务部开始清洗军队中的优秀干部。

　　1937年8月，斯大林在红军政治干部会议上发言，号召在红军中根除“人民敌人”，并要求把他们的活动汇报上来。此后一年间，共有3.5万名军官被镇压，其中包括高级军官的80%，元帅的3/5，涉及所有的军区司令和绝大部分集团军司令；第一批被授予元帅军衔的5人中，有图哈切夫斯基、布柳赫尔、叶戈罗夫3人被处死；15名集团军司令中，也有13名被杀；85名军长中，处决57人；159名师长中，110名被处决；4万多名营级以上高、中级军官遭到迫害。苏联的军事人才几乎损失殆尽。

　　1938年6月13日，苏联远东地区内务人民委员留希科夫大将来到日本关东军总部，表示要向日本人投降。他告诉日本人，斯大林为了清除异己，在苏联大搞肃反运动，两年来已有两万多名中高级军官遭到清洗。事实上，留希科夫自己就是斯大林“肃反”运动的负责人之一，居然也受到斯大林的怀疑，最后下决心叛逃。大清洗运动也波及紧跟苏联的蒙古。蒙古部长会议主席根登、军政部长兼人民军总司令德米德等一大批党政要员受到冲击，多名骑兵师长和高级军官相继被处决。听到留希科夫带来的消息，日本人既感震惊又万分高兴，认为苏蒙联军实际上已经“内耗殆尽”。

　　大清洗造成苏军战斗力急剧下降，指挥系统瘫痪了一半。关东军通过各种情报，总结出苏蒙军队中，有能力和经验的指挥官基本被清洗掉了，这样的军队不足为虑。在边境的暂时平静中，关东军一直在试图寻找能挑起事端的机会。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曾评论道：“没有1937年的事，1941年的战争也许根本不会发生。希特勒之所以敢于发动战争，他对我国发生的消灭军队领导人的严重程度的评估起了重要作用。”


　　【中国抗日战场战况如何？】

　　1938年，以广州、武汉失守为标志，中国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阶段。

　　经过全民努力，中国抗战实力明显增长。日本对华作战两年多，士兵战死达22万，在华部队（除关东军外）35个师团，76％以上的兵力还得“根据形势变化增强对第三国的战备”，战力不够显而易见。随着战争时间的延长，日本士兵思乡、厌战情绪增加，反战、哗变及投诚之事不时发生。1939年7月和11月，日本在华两大反战组织——“反战同盟”和“觉醒联盟”相继成立，宣告了日本法西斯“圣战”欺骗宣传的破产。更为重要的是，1939年日本国债突破200亿日元，战费高达100亿日元，战略物资奇缺，粮食供应紧张，日本战时的经济矛盾激化，开始进入“缩小再生产阶段”。

　　1939年下半年，也就是湖北大捷到昆仑关对峙这一时期，由于中国、日本和国际三方面形势发生了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变化，也由于日本在长沙、桂南的战略挫折及敌后战略进攻的失败，日本的战略攻势停滞了。至此，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了“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战略相持阶段。日本在中国南方遭遇困境，无力支援关东军。


　　【日军指挥官小松原是“苏联通”？】

　　1939年5月11日，10余名蒙古骑兵越过哈拉哈河到诺门罕西南约15公里处巡逻。伪满国境警备队认为这属于越界行为，立即发起进攻，蒙古骑兵被迫退回哈拉哈河西岸。翌日，60名蒙古骑兵再度进入这一地区，双方再度交战。

　　蒙军士兵不会想到，他们的这一举动竟点燃了一场大规模战役的导火索，使得这一地区本来潜伏的危机瞬间爆发开来。

　　此时关东军驻海拉尔23师团的师团长小松原道太郎，是日军中少有的“苏联通”。他曾任日本驻苏武官，专门从事收集苏联方面的情报，对西伯利亚地区苏军的军事状况颇为了解。5月13日起，进入诺门罕的日军在一个轻型轰炸机中队的配合下，向蒙军发起进攻。战至5月15日，蒙军撤回了哈拉哈河西岸，日军也于5月17日返回海拉尔。但就在日军返回的第二天，蒙军又踏上哈拉哈河东岸，小松原见蒙军不依不饶，感觉机会来了——正好可以想法使战斗升级，挑起事端。

　　日本参谋本部根据掌握的苏军情报，认为苏联红军虽然介入，但准备不足，不可能抵挡日军的进攻。日军补给线从海拉尔到诺门罕只有180公里，而苏军最近的铁路线距离诺门罕也有750公里。在日军看来，补给线超过250公里就不宜作战，尤其是苏联的大肃反运动，使得苏军指挥员多由年轻军官担任，缺乏战场经验，况且希特勒已对欧洲发起攻势，苏联的西部边境眼下也在吃紧。日本参谋本部遂决定支持关东军的计划。

　　5月13日，小松原派出师团搜索队和1个步兵大队从海拉尔出发开往前线。5月15日，日军搜索队与蒙军在诺门罕发生激战。蒙军不敌日军，退回哈尔哈河西岸，日军也撤离了战场。其后，蒙军又越过哈拉哈河返回诺门罕，恢复了原来的警备态势。

　　5月21日，日军第23师团出动1个联队，在1个轻轰炸机中队配合下发动攻击。苏军随即加入作战。日军猛攻数日不下，伤亡惨重。

　　5月28日，日军发起突然袭击，大规模的战斗开始。小松原派出的部队是东支队等部队，共计1.6万人，在空军掩护下发起进攻。但苏军的战车队和炮兵队协同作战，攻击力极强。向苏军侧面进攻的东八百藏骑兵联队后退无路，被苏军战车队包围，全军覆没。5月31日，东支队狼狈撤离战场。日军被迫于6月1日撤退。

　　长期以来，日军当局大力在士兵中灌输反对苏联红军的思想，苏军被说成了技术落后、在作战方面相当于1904～1905年日俄战争中沙皇军队的水平。为掩饰窘状，小松原居然谎报战况，关东军司令部也据此向东京参谋本部报告说“彼我一胜一败”，参谋本部竟向关东军发来荒唐贺电。


　　【亚洲战争史上的第一次坦克大战】

　　1939年7月1日，集结到诺门罕的第23师团和安冈支队，在飞机的掩护下渡过了哈拉哈河，向西岸苏蒙军阵地深入，发起第二次诺门罕战役。7月4日，苏蒙军队击溃了日军步兵主力，然后以坦克部队寻歼日军坦克部队。亚洲战争史上第一次坦克大战爆发。战斗中，日军第1坦克师团参战的坦克和装甲车辆，几乎全被击毁。

　　7月23日起，关东军发起第三次诺门罕战役。日军3个远程重炮联队缺乏训练和维修保养，不但打击精确度差，重炮发射机还频出故障。而苏军大口径炮数量占优，射程较远，弹药供应充足。在苏军炮群的打击下，日军炮群没有还手之力。三天后，日军炮战以失败告终。无奈，日军只有发挥武士道精神，打肉搏战。观战的德国武官在发给国内的报告中称，日军的战术水平顶多处在一战初期。

　　8月20日，苏军总攻部队分南、中、北三路发动进攻，步步压倒日军，形成大包围圈。8月24日后，各守据点的日军内外两面反击，试图突破包围圈，但均遭失败。日军完全被逐出蒙方所主张的国境线以外。关东军第23师团在这次战斗中基本被歼灭——总兵力为15975人，损失达12220人，死伤率高达80％。就在日军即将被全歼之际，苏军放松了攻势。趁着苏军的疏忽，日军第23师团仅存的2000余官兵侥幸逃出包围圈。

　　一向气焰嚣张的“无敌关东军”、“常胜关东军”名誉扫地。


　　【苏联制胜有何秘诀？】

　　在刚刚经历大规模肃反、军队精英几乎全遭剔除的情况下，苏联为何能轻而易举完胜战争狂魔日本？答案有五——

　　其一，苏军精通草原上的大兵团作战，关东军主要依靠步兵夜间袭击。

　　苏联军队继承了当年蒙古骑兵大兵团机动作战传统，坦克装甲车辆、飞机、火炮、后勤车队、重化学工业的迅猛发展使这一传统完成了现代化。这种机械化战法在开阔的平坦地形上有明显优势。斯大林格勒、库尔斯克、白俄罗斯、东普鲁士诸战役就是证明。日军基本上仍系旧时代的旧战法，主要依靠步兵夜间袭击。这种战法无力与苏军抗衡。后来在二战期间，苏军攻入我国东北全歼日本关东军，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其二，苏军在装甲车和坦克方面占有优势，而日军的技术装备相对落后，陆军装备实力远逊于苏军。

　　苏联军事工业发达，武器装备先进，数量庞大，品种齐全。诺门罕战役双方投入的作战兵力大约均为5万～6万人，但双方兵力的编成、结构和使用有差别。苏军侧重机械化部队，在坦克、装甲车辆、后勤运输上占优势。火炮数量双方大体相当，但苏军大口径炮数量占优，射程较日方远，弹药供应充足，每门火炮发射的弹药相当于日军的3～4倍。

　　苏军坦克无论在功率、装甲、重量、火炮口径、火炮长度还是在射程、车速等方面，均比日军高出不止一个档次。在战斗中，日军第1坦克师团参战的坦克和装甲车辆，几乎全被击毁。日军不仅坦克低劣，而且战术单调，失败是必然的。

　　其三，苏军最终掌握了战场制空权，影响了诺门罕战役的结局。

　　战役初期，双方航空兵实力大体相当，苏军飞机数量略占优势，一线配置作战飞机250架（战斗机150架、轰炸机100架）；日军作战飞机150架，由于已在中国战场作战两年，侵略经验丰富，特别是在6月27日偷袭轰炸塔木斯克机场（蒙古境内）的战斗中，击毁击伤近百架苏军战机（日方资料称124架），改变了空中力量对比。但苏军极为重视制空权的争夺，苏军总参谋部很快调来最优秀的飞行员，并从内地转到战区大批新型伊—16战机和海鸥式战机。在激烈的争夺制空权作战中，苏军渐占上风。战争后期，苏联空军不仅在战场上实施近距离对地面的空中支援，而且轰炸了日军腹地的将军庙机场及后勤设施。由于损失了大量最有经验的飞行员，日军在空中已处弱势，制空权易手。

　　其四，苏军能够胜利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当时日军陆、空军主力被牵制在武汉、广州战役，对诺门罕地区的日军无后继增援实力。1939年8月30日，诺门罕日军被围歼当日，日军参谋总长向关东军司令官下达命令：“大本营的意图是在处理中国事变期间，以帝国军队的一部分在满洲防备苏联，维持北方的平静。为此在诺门罕尽力不扩大作战，筹划迅速结束之。”

　　其五，指挥官朱可夫才是苏军取得胜利的直接原因。朱可夫与关东军统帅部PK，毫无疑问，朱可夫胜出。

　　朱可夫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爆发后的次年加入苏联红军，在与高尔察克白军的战斗中从士兵升至连长，后升任骑兵团团长、坦克团团长、骑兵旅旅长、骑兵第4师师长、骑兵第3军和第6军军长等职。朱可夫担任骑兵团团长时，就主张建立坦克兵团，反对按传统的办法将坦克分散配属给步兵，以发挥快速突击的作用。苏军组建第一批坦克部队时，总参谋部要选拔两名杰出的骑兵团长担任坦克团团长。斯大林确定的最后人选是：朱可夫和帕伏洛夫。朱可夫以极大的热情和上进心投入工作，以罕见的耐心和克制态度去做那些看来是细小的事情，并以讲究方法和深思熟虑的态度要求别人完成任务，很快就把这支部队治理得井井有条。上级每次组织军事演习，朱可夫团的成绩都名列前茅。

　　而朱可夫一举成名，却是在诺门罕战役之后。1939年6月2日，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在莫斯科接见了朱可夫，派他到诺门罕前线指挥作战。朱可夫曾在1938年被派往中国担任军事顾问，对日军的作战特点比较了解。

　　【一个日本军医的反思】

　　松本草平——这位诺门罕战役中的日本军医，战后写了一本回忆录《诺门罕，日本第一次战败》，较真实地记录了这次战争的惨烈经过。他亲身感受到日本关东军的残忍及底层官兵的厌战、反战情绪。他的深刻反思值得一读——

　　1977年，松本草平在回忆录的序言中说：“38年前的1939年，在戈壁大漠北端的诺门罕，我和许多年轻士兵咽下了悲愤的眼泪，满腔的悔恨全部撒在了‘满’蒙边疆尽头的荒野上了。”松本草平对日军和苏军的准备情况有自己的分析：“（1）苏军是知己知彼，日军是既不知彼也不知己。苏军早就通过谍报网搜集到了日军的兵力、兵器、装备等军事情报，并进行了战前准备。相反，日军对苏军可以说是一无所知。（2）苏军居高临下，日军处处挨打。苏军利用哈拉哈河左岸蒙古高台的优势，一直监视着日军的一举一动，依此来调兵布阵……（3）苏军张网以待，日军是飞蛾扑火。苏军利用地形地势上的优势和合理的战略战术，在诺门罕早就布置了一张网，只等诱敌上钩了。相反，日军没有战略不说，在战术上也是一塌糊涂。”

　　松本草平对战争的惨状印象深刻，他对战争的性质产生了质疑：“到处都是烧焦的痕迹，仿佛是一群喷火的蟒蛇在这里群斗过一样，阵地上充满了焦糊味和尸臭味……面对他们如此悲惨的命运，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这打的叫什么仗啊？就因为关东军高官们为了所谓的‘帝国荣誉’，几百人就白白送了命。这哪是什么战场啊，简直就是搜索队的坟墓。”松本草平对战争的目的一直抱着怀疑态度：“冷静下来好好想一想，付出这么大牺牲的这场诺门罕之战，究竟是为了什么呢？这也是第一线全体士兵一直得不到解答的疑问和不满。由军部一部分强硬派操纵指挥的这场侵略战争，对一般的下级军官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更不用说那些已经死去的亡灵了……”


　　【日军有没有使用细菌战？】

　　诺门罕战役爆发后，日本关东军调集最精锐的部队和最现代化的武器对抗苏军，其中包括731部队及细菌武器。

　　战争之初，关东军总司令植田谦吉视察731部队，命令731部队以“防疫给水部”名义参加诺门罕之战。石井四郎将当时731部队所有400余人员抽调出一半组队参战，分编成两部分：一部分从事防疫给水；另一部分组成“敢死队”准备对苏蒙军实施细菌攻击。石井拟定了细菌作战的计划：一是将炭疽菌炮弹用火炮发射到苏蒙军阵地；二是使用飞机向哈拉哈河西岸投掷土陶细菌炸弹（内装鼠疫跳蚤），或感染了细菌的小动物、物件和食品；三是派出“敢死队”深入哈拉哈河西岸，用细菌污染苏蒙军队各水源。

　　日军前线指挥官小松原对石井的细菌战方案的可行性作出评析，担心有人员被俘，若暴露出细菌战谋略，必招致苏军报复；另外日军若攻入被细菌污染的西岸地区，又将危害自身。因此，经关东军高层缜密分析研究，决定731部队的细菌战计划，只宜于在日军战争失利的情况下实施。

　　7月11日，第23师团失利停战。7月12日，“敢死队”队长旋常重少佐受命带领敢死队秘密潜入哈拉哈河西岸，在河中投撒了22.5公斤的霍乱、伤寒、赤痢和鼻疽菌菌液。13日，石井四郎告知日军司令部，通知日军各部队不要再饮用哈拉哈河的水。

　　苏联情报人员早有察觉，通过战前大量谍报工作，在中共抗联人员的积极配合下获取了细菌战的机密情报。苏军随即作好相应的防护准备，在部队进行了相关的教育和防护演练，还专门从后方铺设了数条输水管线，以保障饮水安全。日军此时还未解决好细菌武器的相关技术问题，这次细菌作战还只是实验性质，加之苏蒙军各项防护措施得当，在整个战役中并没有因日军的细菌战造成大量伤亡。

　　在苏蒙联军的猛烈打击下，不少溃败的日军部队没有接到关东军司令部不准饮用战区河水的命令。许多士兵在极度干渴饥饿的情况下跑到河边，捧起河水一顿痛饮，结果很快成了细菌战的牺牲品。残忍的日军为防止泄露细菌战秘密，引起国际社会的谴责和苏联的报复，竟下令将所有感染细菌的伤病员立即集中“秘密处理”，销尸灭迹，顺带把细菌战的帽子扣到了苏军头上。据战后日本关东军军医部的数据统计，在整个作战期间，日军前线部队共有1200余人因感染细菌死亡。而石井部队却从中获得实战经验，并受到了关东军司令部的特别嘉奖。

　　作为报复，日军将被俘的苏蒙军士兵强壮者送进了细菌部队进行人体试验，以求查明在此次细菌战中苏蒙军没有受损的体质原因，并将改进后的细菌武器更凶残地投放到中国战场，制造了一幕幕后果难除的人间惨剧。在二战结束前夕，日军还派出731细菌部队秘密潜入苏联边境地区，将新的高效病菌投放到各交通要道附近的池塘里。


　　【诺门罕战役改变二战进程？】

　　诺门罕战役对日本的侵略布局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日本决策层，有两种对外侵略战略：一个是“北进”战略，即依托中国为根据地，进攻苏联，占领西伯利亚；另一个是“南下”战略，依托中国为根据地，占领南洋诸岛。陆军主张“北进”，海军主张“南下”，双方争持不下。1936年8月7日，日本参谋本部调整了它的战略，就是“南北并进”。这是一个折中方案，可是“北进”的势头仍然很大。

　　但在诺门罕战役之后，日本对苏联的认识发生了变化。关东军认识到：即使日军处在补给很有利的条件下，也无法与苏军的机械化部队正面作战。如果日军深入苏联腹地作战，断难取胜。此后，日本被迫放弃了“北进”侵苏的国策，改为全力“南下”，侵占中国、东南亚，甚至最后偷袭美军珍珠港基地。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西线吃紧，东部防务减弱，对于日本“北进”无疑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按德、日盟约，希勒特一再催促日本对苏开战。当德军兵临莫斯科城下时，德国再次催促日本出兵。但日本鉴于诺门罕之战的惨败，不肯进攻苏联。日军放弃了对苏发动战争，使苏联避免了与德、日两线作战的不利局面。苏联在卫国战争的关键时刻，敢于将用来对付日军的20个西伯利亚师（其中有4个坦克师）向西调动，参加了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和库尔斯克战役，击退了德军的进攻并转入反攻，与诺门罕战役的结果不无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被诺门罕战役改变了。

　　此战对关东军的士气产生了很大影响。1945年苏军出兵中国东北，关东军许多部队一击即溃，这与之前惨败留下的心理障碍不无关系。


　　【此次战役为何鲜为人知？】

　　与二战中的其他重大战役相比，后世很少有人提及诺门罕之战。究其原因，一是对苏联而言，主战场是欧洲战场。诺门罕战役之后，苏德战争爆发，苏联投入卫国战争，自然淡忘了远东的诺门罕之战；二是对日本而言，在其国力、军力强盛之时，占尽天时地利攻击苏联，不料却遭遇惨败，颜面丧尽，自然更不愿提及；三是对参战的伪满而言，其影响本来就有限，“满洲国”更是灰飞烟灭，也无多少记录；外蒙古虽称此役为建国后唯一一战，但宣传有限、影响不大；而对中国而言，诺门罕之战既不是国民党军队的胜利，也不是八路军、新四军的战果，而且中蒙边界的部分中国领土还由此被划入外蒙古。1940年6月9日，苏、日就外蒙古和伪满边界问题缔结了协约，把边界线由哈拉哈河向黑龙江境内推进了约40公里。据美国《生活》杂志记者戴维·贝尔加米尼记载，苏军占领了一条64公里宽、32公里深的狭长地带，是一块面积达2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对中国而言，这实在不是一个值得称赞的胜利。因此，对诺门罕之战的宣传报道不多，也就不足为怪了。

　　何立波，系文史学者，《同舟共进》2012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