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反应

（1966～1968）


　　1966年7月，迫于国际局势和盟国的压力，约翰逊政府提出了所谓“遏制但不孤立”中国的政策，（注：该政策首先是由美国学者在1966年3月美国参议院的一次听证会上提出的。7月12日，约翰逊在一次电视广播讲话中重申了这一政策。其主要内容为：“美国要将思想、人员和物品输入中国，把中国拉入国际社会。”这前后，美国政策也采取过若干举措。该政策出台的背景和具体内容参见拙文，《60年代美国对中苏冲突事件的观念演变及其对华政策》，《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1期。）与此同时，中国爆发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随后，美国的这一政策也变得内向起来。从现有的研究成果看，只有若干美国学者提到但没有进一步论证这一主题。美国学者的这些观点无一例外地认为，“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中国60年代后期的外交孤立，使得美国的多次试探性行动都无果而终，从而使美中关系的发展失去了一次擦肩而过的机会。”（注：关于这一观点参见John F.Copper，China Diplomacy：The Washington-Taipei-Beijing Triangle.Westview press，Boulder·San Francisco·Oxford，1990，P.3；Charles R.Kitts，The United States Odyssey in China，1784～1990.Lanham·New York·London，1990，P.218；Gordon H.Chang，Friends and Enemies：The United States，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1948～1972.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California，1990，P.276.）依据这一说法，美国之所以未能将“遏制但不孤立”政策进行到底，完全因为“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的封闭式外交把美国的努力拒之了门外。这一说法的准确性值得进一步商榷。关于“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的外交状况，这里不予多论。本文将从美国对中国“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反应角度，依据美国国务院不久前解密的原始档案，力图基本理清当时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考虑，阐明美国拒绝进一步改变对华政策的真正原因。

　　一、美国为“文化大革命”设定了目标：希望中国政局出现重大改变

　　约翰逊政府提出“遏制但不孤立”政策之前，中国“文化大革命”就已经处于爆发的前夜。从1965年上半年开始，继3月《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发表《评莫斯科三月会议》的社论宣布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后，6月，《人民日报》又发表《把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的文章，痛斥苏联对外政策的“灵魂”就是“美苏合作”，并提出了“反帝必反修”的口号。9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林彪署名的长篇文章《人民战争胜利万岁》，提出现在是“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中国是世界革命的根据地”等等一系列观点。1966年8月的中共中央八届十一次会议肯定了林彪的文章，这时“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注：引自牛军：《论60年代末中国对美政策转变的历史背景》，《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1期。）这之后，美国政府内高喊“中国威胁”的论调达到了疯狂的地步。华盛顿称之为“中共对北美和欧洲这一‘世界城市’发起总攻的号角”。国务卿腊斯克甚至把林彪的文章称做希特勒的《我的奋斗》，是“中国扩张野心堂而皇之的炫耀”。他认为，林彪的这一观点由来已久，“自1957年毛泽东发表‘东风压倒西风’的声明后，中共反复提到过相同的观点，既然现在‘文化大革命’的形势非常适宜，他们何乐而不为呢？”腊斯克相信，“中共的革命路线带有浓烈的武力逻辑，美国必须以硬碰硬，美国的宽容政策不但不会让中共清醒自己的行为，反而给其领导人一种胜利的感觉，这无异于助长了它的侵略野心。”[1]另一方面，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也是美国想看到的局面。自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大跃进”经济政策造成中国国内的普遍饥荒后，美国就一直在等待中国出现一场变乱。当时的美国决策者认为，“除非一场内乱促使中共内部出现一个‘理智而务实’的新一代领导者，不可能看到美中关系改变的前景。”[2]从这一意义上讲，中国“文化大革命”出现的骚乱局面对美国决策者而言是一个鼓舞，因此，它不会放弃对这一事态的关注。

　　1966年6月25日，美国驻香港总领事赖斯发给国务院的2327号电报，对大陆发生的事件进行了评估。据赖斯推断，“危机具有多方面的特点，包括意识形态清洗、政策之争和权力斗争”。赖斯最关心的是中国内部的权力斗争。他援引了5月4日《解放军日报》评论员文章发表的声明，该声明号召“与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者作殊死的斗争”。据此，赖斯认为，“中共党内存在对毛泽东本人权威严重挑战的成分”，“严重的派系斗争已经开始”。另外，赖斯还认为，“中共内部也对‘与美国不可避免一战’的观点存在分歧。”他的理由是，英国官员霍普森认为陈毅“不完全同意毛泽东的这一信念”，因此，赖斯得出结论：“中共在对美政策上已形成对立的两派。”[3]收到赖斯的电报后，国务院进行了紧锣密鼓的研究。1966年7月25日，中央情报局国家评估办提交的一份题为《中国危机》的文件，认为“虽然毛泽东仍然控制北平政权的政策，但中国长期的稳定性已经动摇，和平有序地接替毛泽东职位的机会愈来愈少，人们对政权的支持正在减弱。”三天后，总统安全助理罗斯托把中央情报局的另一份名为《毛泽东的反对力量》的电报送呈约翰逊。电报认为，“自1949年共产党取得政权后，中共内部就一直存在反对派，特别是毛泽东实行‘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计划失败后，全国批评四起。由于1964年开展的‘四清’运动毫无收获，1965年11月，毛泽东发现有必要对其批评者进行全面攻击，随后就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运动”，因此，“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目标之一是毛泽东试图清除整个国家的反毛思潮，赶走党内企图篡夺党、政、军权力的那部分人。”[3](P.361-364)1966年7月下旬，国务院开始评估“文化大革命”可能对美国带来的意义。罗斯托频频向约翰逊献策，大谈这一事态对美国的意义。他乐观地认为，“文革的变乱造成中国国内的恐怖政局，有助于减少中共在越南干涉的机会”。一个月后，罗斯托又在给约翰逊的备忘录中指出，“毛泽东已经选出了林彪作为自己的接班人，他们试图建立一个权力机构，镇压党内的温和派。”但他也不无担心地说，“倘若林彪加强自己的地位，对美国来说是一个坏消息。”[3](P.360、374)看来，罗斯托对“文化大革命”运动寄予了厚望，希望它既要出现有利于解决美国最棘手的越南问题的机会，又要满足美国的长期利益需要。

　　不过，约翰逊政府内也有人对中国的局势并不乐观。安全委员会帮办尤金斯警告说，“现在还不到高兴的时候，也许目前这一内乱具有充分的准备，估计几个月内北平的事态不会有大的改变。”尤金斯告诫说，“当前是美国真正小心的时候，成败就在此一举”。他要求美国政府和公众的行为都必须小心翼翼，谨防美国的所作所为被中共理解为军事挑衅。他希望大陆的骚乱能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因为其结局符合美国的利益。[3](P.388-389)

　　“中国危机”出现何种结局是美国想要的呢？1967年1月9日，罗斯托向约翰逊保证，“如果目前的骚乱持续下去，那么毛泽东政权将面对更多的血腥场面，几乎肯定将走向死亡。”他还告诉总统，“美国的利益是必须期望其中一方获得胜利。从目前来看，反毛派似乎更强，更得势”。罗斯托似乎相信，只要中国发生变乱，不管哪一方取得胜利，都是美国所要的局面。[3](P.500)但驻日本大使艾利西斯·约翰逊不满足罗斯托模棱两可的想法。艾利西斯从东京发来电文说，“反毛派的胜利更符合美国的利益，因为事实证明毛派更具威胁性”。这一论点立即遭到总统特别顾问罗琦的质疑。1月15日，罗琦向约翰逊总统劝告说，“美国这种想法是严重错误的。”他摆出了几条理由：其一，反毛派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可能出现一种中苏和解的局面，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其次，如果事实上美国希望毛派赢得斗争，那么艾利西斯的言论在毛泽东看来，是美国试图给“反毛派”以“帝国主义”支持，这必然会伤害毛派。罗琦建议国务院给美国海外使团发出权威性指令，要求他们“不要拨弄共产主义世界的宗教战争”。罗琦的意思是，美国必须坐山观虎斗，到时可以轻而易举地收拾中国残局。[3](P.519)对于罗琦的否定意见，安全委员会的威廉·乔丹却不以为然。他认为艾利西斯的观点应该得到鼓励。1月17日，他在给罗斯托的备忘录中指出，“鉴于中共目前的局势，既然任何赞成实用主义的言论都会被一些人理解为对中共内部冲突的双方采取了‘选择性’立场，那么美国就不应该避忌谈论美中缓和关系的问题。”[3](P.519)可见，与罗琦的不同之处在于，乔丹更希望美国做点什么，以便加快中国局势的水落石出。从1966～1967年1月约翰逊政府围绕“文化大革命”局势的争论可以发现，美国决策者对于中国“文化大革命”运动设定了一个目标，即希望中国政局发生重大改变。

　　二、“姿态”还是“政策”？——美国进退两难的抉择

　　1967年2月3日，美国国务院举行了中国问题专题小组会议。与会者针对中国“文化大革命”局势和美国应采取何种对策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会议讨论的主要内容如下：其一，出席会议的学者和官员一致认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主要是中国内政和外交上的失败，但现在基本上是围绕谁统治中国的斗争。其二，专题会议还设想了“文化大革命”可能导致的四种结局：第一种可能是毛—林重新巩固政权；第二种可能是，在周恩来的斡旋下出现和解，但前提是中共必须成功地缓和“文化大革命”局势；第三种可能是，党的机构赢得军队的绝对支持，并取得主导权；最后一种是，国家分裂为地方割据势力，处于军事支配下。虽然讨论小组基本肯定美国在不久的将来势必面对某种程度的“不同中国”，但对最有可能出现哪一种结果持不同意见，而且对哪一种情况是美国最希望的局面也存在严重的分歧。其三，在美国对中国应采取某种“姿态”还是“政策”的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多数与会者提出这样的问题：当前美国对中共做出更大的政策变动，时机是否成熟？其中一些人认为，美国不能采取任何松动的政策。也有人强烈要求立即做出某些政策改变。如驻台湾“大使”麦克·康纳利等人主张在贸易、联合国代表权以及台湾等问题上调整政策。在他们看来，美国只能在中国虚弱的时候“体面”地采取这些举措，才不会被舆论理解为，美国的行动是因为屈从于强大中国的压力所致。专题会议最后没有就实际的政策和行动达成一致意见，留下了两个悬而未决的议题：要么尽量把中国赶进更大的麻烦之中，要么立即出台某些政策，促使中国出现一个更理智和务实的政府，使其接触世界。[3](P.513-515)尤金斯对此次会议未能提出任何积极倡议感到非常失望。他认为“美国尝试一种更为宽松的对华政策是有益的，因为这一问题迟早得提上日程”。尤金斯还建议不要过多纠缠贸易往来或联大代表权等局部议题，而需集中考察一些核心问题，如亚太地区的力量平衡、美国怎样填补日本军国主义死亡之后的真空而不被共产主义占了先手、台湾的地位以及后越南时期美国需要何种东南亚等等。尤金斯解释说，“美国要想在亚洲解决一些最棘手的问题如越南战争等，就必须对中国政策做出某些变动”。显然，与专题会议相比，尤金斯的考虑要深远得多。他不但考虑到美国在越南的困境，而且顾及中国一旦进入国际社会后对美国利益得失的影响。不过，尤金斯也承认，目前只能做出大致的政策规划，一切要等到“文化大革命”局面清晰后，才能做出具体部署。[3](P.516)实际上，专题会议上的争论不休和尤金斯的困惑是一样的，都无法立即拿出可行的“姿态”还是“政策”，因为约翰逊政府一直在权衡“文化大革命”中的“派系斗争”哪一方胜算更大，也无法断定哪一派是美国所要的。

　　从1967年2月中旬开始，约翰逊政府认为他们已把握了“文化大革命，”局势的脉络。安全委员会通知约翰逊，“毛泽东正在进行策略性撤退，因为军队不愿响应造反派的要求，他的声誉进一步受到严重的损害。”安全委员会推测，“随着林彪声誉的下滑，周恩来的地位已逐步确立，最有希望成为副职的首选人物”。一周后，尤金斯信心十足地说，“过去十多天来，大陆的无政府状态表明，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惨败，倘若毛泽东的战略撤退能完成的话，也许能挽救中共实际上的分裂，”但“毛泽东和林彪的地位已经难以稳固”。而另外一方面，“周恩来的温和派已在北平负责工作，可以肯定，他的实用主义政策得到了部队的绝对支持。[3](P.523-524)3月6日，安全委员会就中国可能由周恩来接班的形势进行了辩论。会议筹划了一份《中国下一个王朝与美国的外交政策》的文件。文件说，“文化大革命作为一场意识形态改造运动已经失败了，它远远没有达到毛泽东所希望的目标，却为周恩来赢得了胜利。”[3](P.528)安全委员会成员还预测了周恩来掌握局势后中国外交政策的可能走向：政府务实，注意国内问题，但带有一点“修正主义”的调子；外交政策不会太有野心，更注重现实和理智，同时“万隆精神”又将重现；继续反美但不会很狂热，后越南时代中国有更大求和的可能性；很可能会弥合中苏分歧，但兄弟式的同盟不复存在，因为周恩来对俄国人从来没有好感；继续支持北越，但一旦河内要求停战，中共不再固执己见。[3](P.529)安全委员会认为“不管中国出现什么领导层，从目前的倾向看，中国势必转向另一种新路线，新路线和新纲领将在5月左右明朗起来。”不过安全委员会对这种局面仍有一点放心不下，那就是“如果周恩来统治局面，美国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决策者感到“这一局面是美国从未探索的暗区，很难做出抉择”。[3](P.528)

　　安全委员会的两难处境与几个基本的难题相联系。首先，什么样的台湾最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应怎样实现它？安全委员会感到疑惑的是，“‘文化大革命’之后，一旦中共内部温和派上台，收敛‘侵略’姿态，那么国民党的前途何在？”他们担心，一旦出现这一情况，“台湾是否会与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北平政权达成妥协？”其次，更重要的是，美国无法决定应对日后“温和”的大陆政权采取什么样的姿态和政策。安全委员会指出，“由于后毛泽东时代可能产生，中共在短期内可能继续反美，在此情形下，美国是否仍然反对其他国家接受中共政权呢？”还有，“中共日益增长的实力是否到了美国非得寻找一个借口让它接触世界的地步”、“美国是否应摆出主动姿态，迎接中美关系新一天的到来”、“美国迟迟不愿改变政策是否会影响美国的利益？”等等，这些问题极其关键，也正是美国高层犹豫不决的缘由所在。[3](P.529)

　　对于上述问题，罗斯托的答案相当肯定。1967年3月7日，他把安全委员会的文件提交给约翰逊，并在随附的一份备忘录中指出：“中国正以特有的方式使自己的内政和外交走向温和，虽然这一温和局面的出现可能是缓慢和痛苦的，但不管怎样，他们在饥荒时就开始了，只是后来这一迹象又消失了，”因此，“目前这一局面至少是一个好的开端”。3、4月间的“国家情报估计”也认同这一见解。评估结果认为，“经过这一阵痛后，中共内部将出现一批新的温和派领导人，重新估价它的对外政策前提。”[3](P.529、573、580)尽管争论还在进行，约翰逊本人和国务院的一些人也认识到，美国在中国问题上的退路已经不多：国际局势的发展特别是盟国与中国走向和解的倾向与日俱增、加上越南战争的僵局也需要中国的介入，因此，不管成功与否，这是美国体面地寻找出路的最后时刻。6月26日，约翰逊恳请罗马尼亚总书记毛雷尔转告中国政府，“美国不想改变中国政府的体制，只想与中国和睦”。[3](P.582～583、716)约翰逊政府很清楚，在越南战争继续发展的情况下，它的这一表态没有什么意义。它的主要动机在于“向中国内部的‘温和成分’或‘可能的接班人’发出某种暗示”，因为约翰逊政府高层始终坚信，“美国在越南的坚挺立场加上美国偶尔发出的缓和动议，已经加剧了北京内部的政策分歧”。[3](P.583)不过，约翰逊政府很快就发现，“文化大革命”局势的发展远没有达到美国的要求。1967年2月底，尤金斯对中国局势进行分析后认为，“目前有利于美国的前景至多是喜忧参半：首先，中国新的朝代已忽隐忽现。其次，对美国来说时间问题是关键，美国至今还没有见到中共内部的根本性变化。中共内部局势一旦恢复平静，将继续给美国的安全出难题。由于毛泽东把世界革命作为根本的信条，信奉以人民战争作为达到目标的手段”，因此，“美国期望毛泽东的继任者快速出现，这样，即使亚洲出现均势局面，也将控制在美国容忍的尺度内”。[3](P.657)

　　鉴于这一局面，安全委员会一些官员主张美国目前最好采取“观望”姿态，等候这一游戏结束。[3](P.658)

　　三、中国政局未发生重大改变，美国政府内强硬派拒绝改变对华政策

　　1967年中后期，以腊斯克为代表的强硬派已没有耐心等待中国政局的尘埃落定。自1967年8月后，“文化大革命”运动对外交系统的冲击就受到了中国政府的控制。特别是8月22日在北京发生了万人围攻英国代办处、火烧办公楼、批斗英代办的恶性事件之后，毛泽东支持周恩来处理了几位煽动在外交部门夺权的主力成员，一度失控的局面有所恢复，实际上排除了极左领导人对外交夺权的可能性。[4]这种局面是约翰逊政府内强硬派人士不愿看到的。腊斯克承认，“‘文化大革命’具有重大意义，对美国来说似乎也有一定的好处，因为它带来的一系列国内失败导致中国人民对毛泽东制度的失望，因此，中共将被迫重新审视其外交政策的前提。”不过，他又指出，“就长远而言，美国的态度必须取决于北平政权领导结构的改变，但眼前看来，这一前景非常渺茫。”腊斯克表示，“美国必须为越南的事业打算，如果在越南的目标未能实现，东南亚局势恶化，那么北平的压力和颠覆活动就会增加……何况眼前毛泽东仍然在世，美国改变政策根本于事无补。”他指出，“只要北平的好战恶习不改，美国就必须阻止它进入联合国这一神圣殿堂，因为美国不可能从中得到安全利益。”[3](P.648)凯南和罗斯托的强硬态度也不亚于腊斯克。罗斯托提醒约翰逊，“玩某些游戏，必须有双方参与，目前北平不想玩，中国的政策仍然障碍重重”；相对于美中关系，凯南和鲍尔斯更关注美苏事务，与他们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所主张的同中国“缓和”的观点形成鲜明对照。[5]

　　20世纪60年代后期，约翰逊政府着实进入了一种茫然不知所措的境地，关键人物和机构的决策缺乏主见，反复徘徊。首先，约翰逊总统本人极想利用这一机会向中国再做暗示，以便使疲惫不堪的美国从越南战争中脱身。而腊斯克只想继续证明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坚定”决心。[3](P.648)其次，国家情报估计小组仍在坚持不懈地搜集有关中国局势变化的情报，希望继续利用这一局面。它于1968年5月底拿出的评测报告虽然没有以前乐观，但仍然建议政府采取进一步行动。评估报告说，即使“中共仍然保持革命的基调”，美国也应准备“给北平发出新一轮信号，表明美国打算给中共以政策选择”。这种评估结果和主张与腊斯克的思想背道而驰。[3](P.648-679)再次，安全委员会帮办尤金斯是代表立场反复不定的那一部分人。6月初，他改变了原来半喜半忧的姿态，转而对中国问题持非常积极的态度。6月7日，他向罗斯托辩解说，“如果我们想解决越南问题，或等待‘文化大革命’出现一两个结果，那么美国必须做出进一步试探……学术和商业团体一道做了一些非常有益的工作，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很好的判断，有利于美国的长期利益。但遗憾的是，他们进一步的建议遭到了否决。由于我们采取贸易禁运政策，美国现在几乎没有什么可以拒绝给中国的了。”尤金斯深深感到，这种做法必须改变，因为“欧洲盟国、日本以及欧洲的共产主义国家都打算背弃这一规定，日本特别对中共采取了‘温和’的态度，美国已很难限制这些国家与中共的贸易往来以及在联大代表权问题上的行动。”他还呼吁“美国向中国抛‘贸易包裹’，解救中国的经济危机，以便加速美国安全的到来。”[3](P.680)美国决策圈中许多人注意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中国逐步把“敌意”的中心从美国转到了苏联，特别是1968年9月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他们认为，“中国正调整它的对外政策，试图修补红卫兵外交。尽管‘万隆精神’的出现还为时过早，但肯定会到来。”尤金斯的观点还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然而，到了年底，他又完全改变了看法，认为“在毛泽东主义消亡之前，美国没有必要向中共政权暗送秋波”。[6]

　　1968年后约翰逊给了腊斯克相当大的决定权。从3月开始腊斯克连续否决了国务院对华政策的数项提案。其中一个是3月6日助理国务卿威廉·邦迪提交的《关于全面解除对华旅游禁令》的提案。腊斯克批示说，“现在不是在中国问题上提出新建议的时候”。[3](P.667-669)从1968年安全委员会一份得到约翰逊总统认可的题为《对中国问题的进一步思考》的文件可以看出，以腊斯克为代表的鹰派思想最后成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指导纲领。该文件规定了美国启动政策的标准和当前的政策选择：第一，政策启动的标准。美国对华政策的迫切问题是需弄清楚“毛泽东的政策失败是否已达到改朝换代的程度”。一方面，毛泽东的声誉和群众的忠诚在过去疯狂的行为之后，确实受到了极大的腐蚀，一旦“上帝”失落，新的局面就可望出现。但另一方面，中共的经济和社会伤害不是灾难性的，倘若秩序和权威恢复，它又会恢复元气。目前中国正不顾一切地试图重建昔日的霸主地位，自我孤立于世界之林。因此“恳求”中国进入世界的时机还远未成熟。第二，目前美国的政策选择：(1)承认中国？不可取，因为北平不会认可华盛顿；(2)让中国进入联合国？让当前这批领导者统治的政权进入联大，势必歪曲联合国在承认问题上的立场；(3)倡导两国新闻人士、学者和科学家更多的接触？我们已经晚了，这不是万隆会议期间，当时可能会有效；(4)与欧洲共产党国家保持同一贸易水平？这似乎有道理，“文化大革命”已使中共政权精疲力竭，中国已出现了更多务实的人，他们应受到美国实质性步骤的鼓励，但是，乐观地估计中国将出现大量务实的领导者还为时过早；(5)有的官员指出美国不必宣布恢复与中共的贸易往来，只需排除贸易障碍，以便给中国内部的“开明派”施加影响。然而，只要毛泽东掌权，任何“开明分子”都会望而却步。[3](P.710-717)“政策启动标准”和“政策选择”的确立，使美国对华政策的大门刚刚露出一丝亮光又被关闭了。

　　四、结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美国提出“遏制但不孤立”中国的政策是迫于时局的压力而不得不采取的举措，以便为自己寻求退路，绝非主动向中国示好。即便美国提出了“遏制但不孤立”政策，它也是有底线的，那就是希望中国出现所谓的“改朝换代”，自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遭受经济灾难之时起，美国就一直在等待此类局面的到来。美国决策者对“文化大革命”的反应只是它由来已久的心态的再现。钉对中国这场内乱，美国为对华政策设定的前提条件是，希望这一运动导致中国出现对美国“温和”的领导层。因此，“文化大革命”初期，美国官员悲喜交加。悲的是，他们认为中国更加强烈地“敌视”美国，喜的是，以为这场重大“危机”存在政权之争，对美国具有极大的政策价值。但是，随着中国局势迟迟不见结果，美国所设定的目标遥遥无期，美国政府内强硬派人士开始感到，美国做出政策改变不但无益，反而有害于美国的利益。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及其“红卫兵外交”为腊斯克等强硬派人士拒绝对中国进一步调整政策提供了关键的借口。

　　【参考文献】

　　[1]　Warren I.Cohen，Dean Rusk.New York，1980，P.285～286.

　　[2]　Kenneth T.Young，Negotiating with Chinese Communists：The United States Experience，1953～1967.McGrall-Hill Book Company，New York，1971，P.297.

　　[3]　FRUS 1964～1968.Washington.D.C.：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98，V.30.P.361～362.

　　[4]　牛军：《论60年代中国对美政策转变的历史背景》，《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1期。

　　[5]　Rostow to Johnson，Feb.22，1968，NSF.Names，box 5-6，CO 50-2，5/17/66，Johnson Library；Gordon Chang，Friends and Enemies.P.276～277.

　　[6]　Sutter Robert C.，China Watch：Toward Sino-American Reconciliation，Baltimore 1978，P.69；FRUS，1964～1968，V.30，PP.680，713～717.

　　唐小松，《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4